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异质性及其引申含义（上）

依据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体现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发展的普遍特性。图为2018年2月27日，航拍俯瞰上海陆家嘴地区.

1978年，中国开启了对内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伟大战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发展史、甚至全球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发展绩效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深刻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力。

在改革开放业已推进到40年的特定时刻，人们需要回望“来时的路”，即清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进行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相对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一般性和异质性？

深入思考并精确回答这些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重要价值。在理论维度，人们需要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精准地回答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在实践维度，人们需要在理解“来时之路”的基础上更好地选择“未来的路”。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既需要关注此前发展的路径依赖，也需要依据时空变动对此前发展方式进行动态调整。

一、中国经济绩效的特征事实及其理论追问

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发展初始条件、目标、方式、动力、绩效等内容的系统概念，由此，观察和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展开。考虑到发展的初始条件和目标通常会内生出相应的发展方式和动力机制，而发展方式和动力机制则会带来相应的经济绩效，因此，经济绩效可以在“结果”意义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改进方向。

从绩效角度看，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集中呈现出两个特征事实。

一是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根据CEIC（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数据库提供的资料，1978至2016年，中国GDP从3678.7亿元增至74.4万亿元，人均GDP则从385元增至53980元；考察期内，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8.60%。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16年中国的GDP指数和人均GDP指数分别达到了3229.7和2240.2。

此外，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显示：按照名义汇率计算，1978至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从156.4美元提升至8123.4美元，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水平也从1.48%急速增至14.1%。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呈现出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中国经济史、甚至全球经济史上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并在人均GDP意义上体现出向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

二是经济结构的持续失衡。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问题持续存在，甚至伴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累积、加剧和放大。例如：1978至2015年，中国前10%收入最高人群的收入总额占全部总收入的比重，从27%上升到41%，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收入总额占全部总收入的比重则从27%下降到15%，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渐趋拉大并接近美国。

此外，投资、消费、净出口在需求意义上通常被认为是理解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中轴则经历了1978至1992年的30%、1993至2002年的35%、2003至2008年的35%和2009至2016年的45%的变化。这从侧面反映出，在需求结构意义上，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在渐趋增强，而对居民消费的倚重程度在相对下降。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呈现出总量增长而结构失衡并存的基本特征事实，这一事实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并内生出后续的发展战略调整趋向。

立足于经济领域的上述特征事实，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2017年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体现出中国依据实践的动态演变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矛盾特征的认识。

从经济维度来看，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或者说经济总量得到了极为显著的提升，同时经济结构问题或者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对现代化的制约作用在日趋增强。由此延伸开来，人们必须在经济维度思考并回应这些追问：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此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如何被显著提升的？换言之，中国是依靠什么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又是如何衍生出来的？换言之，中国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派生出多个维度的结构失衡？从经济理论和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在何种意义上是有自身特色的？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尤其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或者“异质性”，部分研究文献曾给予了关注和回应。然而这些文献还存在需要补充、完善和改进的空间，例如：已有文献还难以精确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何同时出现了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失衡这“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在制度层面的特征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特色”是固定不变还是动态演化的等等。

就此而言，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般性、异质性的分析，不仅体现出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回应，而且体现出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回应。  

二、中国经济的转型背景及发展的一般特征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是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理解这一转折的发生逻辑，有两个基本的切入点。

一个切入点是中国经济自身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新中国自成立之后快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实施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旨的赶超战略。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当时中国资本短缺、劳动充裕的禀赋条件存在冲突，作为解决这种冲突的主要方式，中国在经济体系中内生出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缺少自主权的微观经济机制。追求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随即成为此时段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特征。就制度的实施绩效而言，开始经济改革之前的二十多年中，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利弊参半的结果。

在上述制度安排作用下，我国在初始条件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且独立的工业体系，并相较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实现了国民经济秩序的恢复，以“两弹一星”作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工业更是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在市场机制严重缺位的背景下，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来推动经济发展，必然伴生的是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微观主体缺乏经济活力，其最终结果是将国民经济带入“普遍贫困”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明显的例证是：1956至1977年，我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从601元下降至576元，同期人均粮食产量则从306.8公斤下降至297.7公斤。在独立的工业体系形成之后，这种极度严峻的经济格局倒逼中国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由此派生的经济制度选择。

另一个切入点是经济体制比较的理论及国际经验。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企业、居民、地区、国家均面临着资源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之间的内在冲突，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随即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制度选择的关键问题，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正是人们为了解决稀缺资源配置问题而提炼概括出的两种典型方式。

计划经济的要旨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依靠指令性计划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而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则是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依据各类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在短期内，计划经济有助于实现政府设定的某种战略目标，例如：在国家安全面临挑战时，计划经济可以通过指令快速形成国家的整体资源动员能力，但从长期来看，计划经济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表现却难以令人满意。

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要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具备多重苛刻的条件，例如：政府具有完全的理性和充分的信息，能准确掌握各微观主体的供求信息并能依据这些信息安排经济活动，能在精确辨识微观主体经济贡献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持久充分的激励，也能有效解决政府组成部门之间的偏差并使指令性计划得以完全执行等等。在经济实践中，政府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通常是困难的。

相反，市场经济将“价格”视为反映各类资源相对稀缺度的指标，企业和居民依据价格信号通过资源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甚至跨国境流动来优化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单一经济决策主体也转变为企业和居民的多个经济决策主体，每个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下，会自发地形成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创新的内在激励。

据此，市场经济相较于计划经济，更有利于在长期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市场秩序扩展、市场机制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国际经验也显示：市场经济虽然不能解决特定国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所有问题，但相较于计划经济却更能促进特定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这从上世纪后半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转轨，以及东德-西德、朝鲜-韩国等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绩效比较中可以得到印证，现阶段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体制中也选择或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

无论是中国经济实践面临的严峻挑战，还是经济体制比较的理论及国际经验，都暗示着中国需要变革此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需要变革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并在引入和扩展市场秩序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这一转型的内在逻辑异常清晰：在资源稀缺的情形下，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置条件是增强资源依据价格信号在国内外的流动性。资源的国内流动需要推进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资源的国际流动则需要提高融入全球化的程度。

如果将对外开放视为面向国际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提高，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引入和扩大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换言之，只有将此前的经济运行方式转变为价格信号有效的宏观政策环境、企业和居民分散化决策的资源配置制度以及拥有自我选择权的微观经济机制，中国才有可能探寻到能够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内生产物，依据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体现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发展的普遍特性。

正是依据这种逻辑，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转折点，中国开启了对内市场化改革和对外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转折。1982年，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1987年，十三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过程在理论认识或政策文本层面集中体现出市场化转型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渐次增强。

从实践角度看，与理论认识或政策文本的演变相契合，中国先后推进了从农村经营方式到城市企业经营体制、从民营企业增量调整到国有企业存量改革、从各类企业变革到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从产品市场价格放开到要素市场化提高、从价格“双轨制”到价格逐渐并轨的系统性变革。与此同时，依托从沿海到内地、从商品到要素、从试点到推广的策略，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在渐次提高，直至2001年，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实现了从有限开放格局向全面开放格局的深刻转变。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国际惯例，在资源优化配置的意义上，计划经济国家只有依靠市场化转型才能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那么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发展就具有与其他经济体高度类似的特征。

这集中表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运行体制上集中体现为市场化转型。具体说是，通过中央政府逐步放松对企业、居民甚至地方政府的管制来激活市场活力，在此基础上，商品和要素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甚至跨国家流动性显著增强，价格也逐渐取代指令性计划而成为反映资源相对稀缺度、实现资源再配置的核心变量。

从时序意义上看，根据加拿大智库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1980至2015年，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从3.64分提高至6.40分。在该报告中，经济自由度指数又可细分为5个子系统：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获得和使用稳健的货币，国际贸易自由度，对信贷、劳动和商业的管制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这些子系统在整体上也呈现出市场化转型和自由度提高的基本态势，例如：1980至2015年，政府规模分解指数从2.63分提高到5.08分，获得和使用稳健的货币分解指数从6.18分提高至8.28分，国际贸易自由度分解指数从2.72分提高至6.63分，对信贷、劳动和商业的管制也从3.04分提高至6.37分。

如果说经济自由度体现了国内的市场化转型，那么主动参与全球化程度则体现了对外的市场化转型。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1978至2006年，中国的商品贸易占GDP比重从14.1%提高至63.97%；2006年之后，受制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但2016年该比例仍达到32.91%。此外，1992至2016年，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也从6.44%提高至24.97%。

概括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自由度提高和融入全球化程度提高均意味着中国发生了市场化取向的重要转型，这种转型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是极其一致的。（待续）

（本文原刊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原题：“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异质性及其引申含义”。略去参考文献，正文有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