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卞之琳忆沈从文｜纪念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

沈从文先生逝世35周年

汪曾祺与老师沈从文

梦见沈从文先生

文｜汪曾祺

夜梦沈从文先生。

梦见《人民文学》改了版，成了综合性的文学刊物。除整块整块的作品外，也发一些文学的随笔、杂记、评论。主编崔道怡。我到编辑部小坐。屋里无人。桌上有一份校样，是沈先生的一篇小说的续篇。拿起来看了一遍，写得还是很好。有几处我觉得还可再稍稍增饰发挥，就拿起笔来添改了一下。拿了校样，想找沈先生看一看，是否妥当。沈先生正在隔壁北京市文联开会（沈先生很少到市文联开会）。一出门，见沈先生迎面走来，就把校样交给他。沈先生看了，说：“改得好！我多时不写小说，笔有点僵了，不那么灵活了。笔这个东西，放不得。”

“……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

我说现在的年轻作家喜欢在小说里掺进论文成份，以为这样才深刻。

“那不成。小说是小说，论文是论文。”

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

在梦中我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我觉得他依然温和执着，一如既往。

我很少做这样有条有理的梦（我的梦总是飘飘忽忽，乱糟糟的），并且醒后还能记得清清楚楚（一些情节，我在梦中常自以为记住了，醒来却忘得一干二净）。醒来看表，四点二十分，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沈先生在我的梦里说的话并无多少深文大义，但是很中肯。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清晨）

卞之琳（右）与沈从文夫妇

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

文｜卞之琳

从文近几年来家居养病，遵医嘱杜门谢客，偶有海内外热情的青年学人闯入看望他，当然还是欢迎，只有听他们表白的崇仰，却常常表示：现在讲他讲得太多了，少讲一点他。

这不是矫情的谦虚，更不是变相的赌气。他平素不喜欢围绕个人的热闹、一阵风的刮到一个极端又刮到另一个极端，他不介意有一个时期内地出版、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极少讲他，另一方面也不大看重，近十年来由外而内，情况有了转换。他相信时间，就听任历史自己讲或不讲他以及他工作的得失。他生前遗愿不要为他身后举行任何悼念仪式。时间却马上作出了初步表示：从文的家属和工作单位，尊重他的遗愿，原只悄悄准备在他遗体火化前作小聚告别，消息一传出，却不招而来了八宝山不少的友好和原不相识的唁客。时间也不等人，内地报章上也很快刊出了报道和熟人的悼念文章。以高速度赶写出这些悼文的自有从文当年直接间接培养、提携的文学青年而今是知名的老作家。他们发表的哀思中自有一些话特别对今日的文学青年大可起有益的启发作用。现在追随他们之后，我作为三十年代一开始就最早差不多同样受惠于这位独特作家的晚辈和忘年旧交，现在凭自己的枯笔，也还是稍违他的遗愿，多少讲一点他，除了小抒哀衷，或者还同样有点意义。

从文之所以成为一位杰出的独特作家，首先是因为一开头就扎下了深厚的修养根基，不同凡响：他如他自己所说，既读一本“小书”，更读一本“大书”（社会现实）。他从小身经了旧社会的长期折腾，后来人生旅途上的坎坷就不会叫他怨天尤人。他作为特殊的知识分子经受住了的不少委屈、误解、有形无形的歧视，实际上并非从1949年开始，却从不对此耿耿于怀；另一方面，他受到的称誉，也并非近十年来才开始，他也并不以此沾沾自喜。他眷恋乡土，热爱祖国（他所谓“全民族”），揭陋习，扬美德，既不丑化，也不美化。民族自尊心在他是根深蒂固的，他不会迎合外国人对中国出于无知而来的传统神秘感和猎奇兴趣，偶得海外人的合理称道，决不会受宠若惊，更不会忘乎所以。他对乡土、祖国，在时或运用的嬉笑或冷嘲的笔调下自有严肃的感慨。社会正义感在他是不言自喻的，只是他不习于随时都挂在口头。他也许过于回避了趋时媚俗，哗众取宠的嫌疑。他在轻描淡写的诗情画意下往往隐伏了沉重的今日所常说的“忧患意识”。（顺便说一句，比诸他偶尔写的一些诗，我个人更喜爱他大量的包括小说在内的散文中的“诗”）他在1936年写的《边城》题记最后说他“预料到整个民族在变动中带来的难于抵抗的灾难，以及在重重灾难中，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和新生”，可见他倒是多少有政治远见的，后来不是言中了？

最初，从文对国家、社会新面貌的突然出现，也许事先还缺少充分的精神准备，可是他随即适应了困难的物质条件。他对民族新生的信心并没有动摇。随后他把工作热忱转移到埋头研究文物史上，虽然是出于不得已，却也符合他的民族自豪感。后来到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小说选集》，他受到了鼓励，接着曾跃跃欲试，想重振文学创作旧业，只因他在文物史研究上发挥了才华，做出了辉煌的成绩，在这条路上走远了，不易改弦易辙，同时年岁不饶人，也难让他读一本新的“大书”，从中汲取创作的源泉，不久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糊里糊涂遣送到所谓“五七干校”——不是他自己早先说的那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他完成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部可说是辉煌的科学巨著，它的成就比任何文学创作更易得到大家的公认。只是，我曾在自己的小书《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初稿曾连载1962年《世界文学》，修订单印本出版于1980年）当中引过布莱希特戏剧《伽利略传》的这位主角，在被教廷软禁中完成了一部科学巨著后，对自己的门生说的一句话“没有一部科学著作只是一个人能写”，就此引申说“即使他不写，（迟早）也会有人写”。文学作品总特别具有个人特色，不是另一个作家可以代写，从文没有能再出文学作品，总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虽然写出来也不见得不待以时日，就立即得到大家一致肯定的评价）。

从文晚年仍关心和寄希望于文艺青年，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他从二十年代开始自己被徐志摩、郁达夫等推上文学道路以后，从三十年代初就开始一贯热心扶植文艺青年，不论在分内（例如在教室内）在分外（例如在编辑室外），一样认真。在他直接间接严格要求的扶植下茁壮成长了不少有成就的作家。

文艺上可能确有“代沟”。二十来岁的青年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要紧跟新潮流，不免步履维艰，也不足为奇。据说从文曾随便说笑：“现在写小说的条件是真太好了，稍微写得像样子即刻就成名了，写几个短篇就成名。我们那个时候十个集子出来了以后嘛，再写二十个还是习作呢。”这是他开玩笑说的，不能看作他有意贬损新时期新小说家之类。我辈老朽确应该承认，在有些方面实在看不惯新时期的新风。例如出一本自己的创作集就把自己的“标准相”印在书内，动不动就让刊物拿自己的彩色照片印作封面图，这不但一反二三十年代鲁迅、巴金等出书的严肃“古风”，而且轻率的作风还超出今日美国出版界的时髦花招。这不只是形式小节，重要的是，严格要求自己，还是古今中外作家真正出成果所共认的精神，以从文而论，在他写小说已经完全成熟以后，确还称自己的创作为“习作”，这不仅是谦虚，也可说有象征意义：还得等时间考验。

从文辞世后一两天，《人民日报》文艺部就紧急打电话约我写一篇悼念文字，我因向来笔头慢，最近头绪多，文思又特难集中，只好抱憾请他们另约熟人快手写，以免不能及时发表。现在上海《文汇报》派同志特来力促写一点，特别为我放宽了时限，我想还是且讲一点吧。我苦绞欠灵的脑子，着实挣扎了几天，还只凌乱写就了这几句，它们有没有道理，够得上够不上也就算补奉的“心香一瓣”，叨光时间照顾了我的驽钝，现在还得听时间说话。

1988年5月底

来源：“当代”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梦见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卞之琳忆沈从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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