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金仲华在一起的岁月

我1931年农历二月初三生于上海，时居北四川路余庆坊。外公给我取名绍芬，上学改名兆丰，中学时姑姑金端苓又给我改名立诚。我曾不止一次听家乡一位老佣人沈妈说，我出生时，爸爸很开心，抱着我向周围的人说，是个男孩子！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们家住上海法租界的吕班路（现重庆南路）万宜坊，很大一片里弄居民住宅，同一样式的两层楼房。楼下是客厅，二楼是卧室，还依稀记得房间的模样。我们隔壁的房子现在是“韬奋纪念馆”。

沪港两地的童年生活

我上幼稚园、上小学就从万宜坊出来，转右过马路穿过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一条林荫路到学校。我读书成绩大概是中下，放学后就在弄堂里玩，最喜欢和同伴们踢小橡皮球，这为我中学时代的踢足球打下一点基础。

我小的时候没有爸爸的印象，平时只是妈妈照管我和小妹立敏，立敏还很小。每隔一些日子，姑爹陈士杰（字慕良，家里人都叫他陈慕良，妈妈叫他慕良哥），会到家里来看我们，妈妈就把我叫来坐在桌子一边。陈慕良对我的学业和表现大概很不满意，他没有笑过，都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没隔多久，爸爸托上海开明书店孙明心先生，又将我带到香港。家已搬到跑马地峡道15号五楼，环境比较好，背后是一座大山，前面的阳台上可以望到赛马场。我插班入读岭英中学附小三年级，大约一个月左右，语言渐渐通了，与同学们的相处也好了，国文造句成绩还得到老师几次好评，至此基本上融入香港学校生活。

爸爸在星岛日报社上班，每天下午去报馆，快天亮才回家。饭桌上用宽口保温瓶盛有白粥和几碟他爱吃的小菜，他吃完休息，睡到中午以后才起来，我们都已去上学，平时不大见到。

爸爸答应在星期日带我们到海里去游泳，我和立勤很高兴，于是先在家把头埋进脸盆水里练闭气。一个星期日，爸爸带上姑姑、我和大妹立勤坐的士到浅水湾海滩，痛快地玩了一个下午。

家里请有两个女佣，都是广东顺德人，阿翠年纪大些，专管买菜煮饭；阿芳年纪较轻，接送我们上学和做其他家务。

香港沦陷，一家人桂林团聚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早晨，我们照常上学，在课堂里忽然听到外面响起警报声，不久又听到隆隆爆炸声。老师和同学都站起来走出课堂，校园里已经有很多人，有家长也有学生，阿芳来把我和立勤接回家，才知道香港也要打仗了，日本飞机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同时也炸了香港启德机场。

一回到家，顿时感觉气氛有些不同，屋子里东西凌乱，不像往时那样收拾得整齐。爸爸已经起床，他跑到外面很快买回来一大铁盒梳打饼干，还有炼乳罐头、沙丁鱼罐头等食物。

学校停课了，为避免被空袭，政府宣布“灯火管制”，晚上不能开电灯，只能点蜡烛照明，还要拉上窗帘。日军越过边界向南进攻，三天就占领了整个九龙半岛，与港岛守军隔海对峙。头几天我们不断听到隆隆炮声，九龙沦陷后反而平静了下来。

我们家背后的山上有英军的炮兵阵地，日军经常打炮过来，在五楼上清楚地听到炮弹呼啸之声，然后“嘭”的一声似乎在背后爆炸，万一打低一点，那岂不是要打到我们头上。

住在这一带的人家都陆续搬离，我们也得搬，爸爸把许多东西都丢掉，我看着满地的衣物，感到可惜。有一本外国书店编印的世界大地图，比字典还要厚，是爸爸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的，绘图精细，是研究国际局势、编制地图极有用的工具书，爸爸很喜欢。现在带不走，也舍不得丢。最后交由姑姑和我合力藏在房门的气窗顶上，寄望战后或许会找回来。还有一套爸爸买给祖母的英国白瓷金花餐具，大大小小许多碗碟，是祖母的至爱。祖母擅长烹调，家里请客时她亲自下厨，并使用这套餐具盛菜，使宴会增色不少。这时也只得玉碎了。

日军加紧向港岛进攻，局势危急，爸爸躲起来了。阿翠送过东西给他，并带回他的信息。

我和祖母、姑姑、立勤四人搬去跑马地一个朋友家的一间工人房，只放得下一张床。阿芳跟着我们。经常有空袭警报，大家都躲进防空洞。后来干脆就住在防空洞里了。我们在通道两旁沿墙边铺一张毯子，一家一家就睡在地上。不能煮饭，几乎总是吃梳打饼干，两块饼干中间加一点炼乳。

香港这场仗曾被称作“十八天的战争”。圣诞节前夕消息传来，说港督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大家收拾东西走出防空洞，我抬头望天空，感到特别的亮。沦陷期间，物价飞涨，物资缺乏，大家只能节衣缩食，我们天天都是吃番茄菠菜豆腐。

这时有消息传来，爸爸已撤离香港，到达内地桂林。他还告诉姑姑如生活有困难可找胡好。

有一天，姑姑带我和立勤到虎豹别墅求见胡好，找他的人不少，有些他拒绝见，但出来见我们——姑姑和金仲华两个年幼的子女。他送了一箱万金油给姑姑，姑姑就与好友夏慈女士租了一个小铺面卖万金油。开张的那天我就去看，顾客似乎不多。

1942年三四月间，香港沦陷四个月，与周围断绝的交通渐渐恢复，听说有人返回内地了。姑姑带着我和立勤，还有一位“董太太”，湖南口音的中年女士，一行四人乘搭一艘“××丸”的轮船，从香港开往广州湾（现广东湛江）。船经澳门停泊，没有码头，只有一座类似跳板的木桥，我们过了桥刚踏上沙地，路旁冲出一个人来抓住董太太挽在手臂上的毛衣，董太太不放手，踉跄了几步，对方松手回到人群中。毛衣没被抢去，董太太把毛衣换到右手方位，路边又冲出一个人抓住董太太左手腕上的金表，把表链扯断抢走了。这时，跟在我们后面的一位男乘客见义勇为，立即追上去，跑得很快，抢表的就把表扔掉了，这位男乘客到路边把表找回来还给董太太。这位男士陪着我们在海边走了一下，惊魂未定，大家就回船了。

船到广州湾，稍事休息，转乘轿子。我和立勤坐一顶，姑姑和董太太各坐一顶，整个轿夫队还有其他乘客。从湛江出发，经广东遂溪、廉江到广西陆川、玉林，一路昼行夜宿走了五天，再从玉林到达桂林，与爸爸重逢。

祖母只身离开香港回上海，把妈妈和立敏从沦陷区上海接到桂林，老小平安，一家终于团聚了。

桂林告急，一路逃难至重庆

我们住在桂林丽泽门外丽君路信义路口一座全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我们这一号住有六七户，楼下是茅盾夫妇和开明书店陆联棠一家，我们住的二楼还有邵荃麟和葛琴一家、宋云彬一家和一家书店老板夫妇。中间有天井，周围有许多房间。没有自来水，每家都有一个大水缸，有人挑水来卖。没有电灯，晚上用一种灯草泡在油里点燃照明。厕所是公共的，离我们房子有100米远。

从1942年到1943年，我在桂林中山小学读至毕业。在当时这是一所有名的私立“贵族学校”，学费比较贵，学生中不乏高官名人的子女，我同班的同学就有张发奎的儿子张威立、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德、田汉的女儿田玛莉（后改名田野）等。

1943年秋，我考上桂林德智中学初中一年级，这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办的，地点在市郊甲山村，学生一律住校，半军事化管理。爸爸很高兴，为我买了一件棉大衣御寒，星期一回校时，还带一点饼干之类的零食。我却因违反校规，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被“除名”。爸爸没有说什么，只是叫我不要去上学了，在家帮忙做事，每天去买菜回来交给祖母，祖母是小脚，很能干，管家做饭主要靠她。爸爸和妈妈似乎很少在一起，不大讲话，更没有一同出去。祖母对这种状况感到不安，曾到书房里和爸爸在油灯下谈话，神色凝重。

1944年，爸爸搬到广西日报社隔壁一家饭店的房间去住，原来家里他卧室的床搬去，放了几张桌子，常有三四个人坐在那里看资料。其中有俞励挺（沙溪）、陈雁如（南洋华侨）、邬侣梅（女，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毕业生）。

日军向湘桂发动进攻，桂林告急，又要逃难。我家分为三路，目的地是逃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姑姑与祖母带立勤，搭乘美国新闻处撤离员工和家属的火车最先走，妈妈带立敏并委托陈雁如保送为一路，我跟爸爸最后走。我到爸爸居住的饭店房间，只见桌上散放着稿纸，床上有些衣物。爸爸收拾着东西，忽然拿起一支没有笔套的派克水笔，用力砸向墙上。

我们到了火车站，月台上、铁路上都是人，我们寻找能上去的车，忽然发现一节空车厢，还是卧铺，高兴极了，就爬了上去，整个车厢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车子缓缓开动，我困得倒头就睡着了。半夜里爸爸把我推醒叫我下来，迷糊中听到车厢另一头传来人声，原来这节车是留给军人用的。寻觅中，遇到吴启彦和未婚妻张申怡（剧宣四队演员），他俩坐在一节平板车上，上面装的是炮弹，炮弹上坐满逃难的人，他们挤出一点地方，把我们拉了上去。车子走走停停，晚上睡着了，爸爸用力抱着我，不让我掉下车去。他说我的头几乎要钻到炮弹里去了，重得不得了。白天，有时吴启彦叫张申怡唱歌给我们听。

我们经过风餐露宿的一个星期总算到了柳州。我们住在龙城中学里，学校停课放假，已经有剧宣四队和新中国剧团等文化艺术界人士住在里面。爸爸有事要回桂林，把我托吴启彦临时照看，他把我带到柳州附近的大桥镇一个军人训练团营地住了一星期。

我们从柳州继续往后方撤退，搭乘一辆运军械的敞篷火车到宜山，就坐在货物顶上，同坐的还有几个押运的美国兵，其中一个掏出手枪，朝路边的山上打着玩。抵达宜山后，再搭乘“黄鱼车”（货车司机用驾驶室的空位带客）到金城江。金城江是广西到贵州的交通运输枢纽，我们弄到两张长途汽车票，乘客很多，又挤又闷，山路弯弯曲曲，一路颠簸，我第一次坐这种车，不禁呕吐起来。爸爸连忙用随身带的搪瓷口盅接住，倒出车窗外。这个小口盅很有用，一路上吃饭喝水都用过它，沿途有卖饭的，就用口盅装饭，上面再加一片肉送饭，10元法币一份。

平安到达贵阳后，我们住在开明书店贵阳分店院内一间平房里，经理姓章，夫妇俩都是绍兴人。我在院子里经常闻到旁边飘来淡淡的鸦片烟香味。店里养了一条大狼狗，我随爸爸外出晚上回到门口，狗就狂吠，我用威吓的语调一呵斥，它就不叫了。爸爸笑着说：“牛肉干起作用了。”

妈妈和立敏也到了贵阳，住在二舅父安排的一个民房的小阁楼上，架一个梯子才能爬上去，爸爸叫我送些钱去给妈妈。

爸爸和妈妈在逃难离开桂林前“协议分居”。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有一次我偶然在爸爸桌子抽屉里见到这张“协议书”，后面公证人的名字有一个范洗人。

我们在贵阳住约两个月，日军攻占独山，逼近都匀，我们离开贵阳搭长途汽车到重庆。战时，汽车没有汽油而是烧木炭的，在驾驶室旁边有一个大锅炉，每当上坡，司机的助手就下车用力摇下面的一个把手鼓风，车才能缓慢爬行，还要在后轮下垫一块三角形的木头，以防车子倒退滑下来。沿途经过息烽、遵义、娄山关和险峻有名的七十二道拐，我没有呕吐，还观赏了一下沿途风景。

姑姑先到重庆，已在临江门临江路租了一间房，我和祖母、立勤都住在一起。爸爸到重庆美国新闻处做事，就在两路口附近住。妈妈和立敏也到了重庆，住在上清寺附近，是在邮政总局做事的大舅父家，爸爸后来又叫我送过钱去给妈妈。

我和立勤、立敏都进了在当时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育才学校读书，校长是陶行知先生。报名登记的时候，我没有照片，老师找来一位绘画组的同学，当场给我画了一张速写作为照片，这位同学叫伍必端，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我先上普通组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的课程，后转到自然科学组。

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正在暑假中，我上街去看，满街都是人，个个面露笑容，还有放鞭炮的。

同年底，美国新闻处迁上海，包了一艘船，运送员工和家属，沿长江直下上海。我和姑姑、祖母还有立勤、立敏一家占用一间舱房。清晨途经三峡，我特地起床到舱旁观看。沿途我们的船停泊忠州、万县和长江中下游一些地方，只要时间来得及，我都上岸去转一圈。爸爸自己乘飞机由重庆直飞上海。到上海后，我们暂住跑马厅路姑爹陈士杰家，爸爸住八仙桥青年会。

不久，美国新闻处接收了虹口狄思威路（现溧阳路）一批原为日本侨民住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每个员工可有一幢，但爸爸和姑姑只要了一幢，祖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原来的日本主人尚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临到上船时，他像我们当年逃难一样，扔下家具、生活用具和大米、白糖等物没有带走。听说隔壁有一家日本人，原想将钢琴搬走，但被新主人制止，于是也都被接收了。房子楼下是客、饭厅，我们住二楼。爸爸独自住三楼卧室兼书房，有书桌、书架和一个大资料柜，里面装满剪报、札记、卡片。没有床而只有一张长沙发，他多年就睡在沙发上。房门口桌上放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他曾认真教我学习使用。

1946年春，我进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因违反校规被“除名”。同年，我又进沪江大学附中，对国文、英文和化学较有兴趣，成绩也较好，曾有志愿当工程师。初中毕业升同校高中。初中部在圆明园路一座大楼里上课，放学后我经常到福州路汉弥尔顿大楼二楼美国新闻处爸爸办公室去玩。他在临街的一间房，靠窗摆有两张大写字台，对面坐的是柳无垢（柳亚子的女儿），我们叫她柳姑姑，和爸爸时常共进午餐，有时我也同去。外面还有一间较大的房子，坐着几个职员，有一位叫张可（王元化的夫人）。

妈妈也从重庆回到上海，独自住在襄阳北路66弄的一个小亭子间里，爸爸叫我送钱给她。立敏上的小学就在附近，是住校的，周末由我来接她先去看妈妈，然后回虹口的家里。

一个傍晚，爸爸叫我送一封信给一个叫宦乡的人，我按地址去敲开门，对方看了信就交回一封较厚、似乎是稿件的东西，我收在内衣口袋里拿回给爸爸，他很高兴地说：“有用了！”

我就读的沪江附中是教会学校，较注重英文。升高中后，除国语课是中文书籍外，其余课目全用的是英文原版，要查词典先弄清内容，才能做习题。这一时期我英文进步较快，有时会读一段给爸爸听，他表示满意。同学们衣着较为整洁，我会将皮鞋擦干净，爸爸见了也会要我将他的黑色、黄色皮鞋擦一下，我颇为乐意，还发现上油之后不用布而用刷子，就可以把皮鞋刷得铮亮。

爸爸的朋友很多，这一时期他较常提到和经常见面的，有《世界知识》编辑部的冯宾符、王德鹏等；王昆仑、曹孟君、谭惕吾、蒋燕、徐淡庐；另外还有交往多年的刘思慕、刘尊棋等。他常有应酬，有一晚回来似乎喝醉，我和祖母送他上楼进房间，他侧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说：“你们爸爸真辛苦啊！”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祖母则对我说：“酒后吐真言哪！”

1948年，内战全面展开，时局日益紧张。有一天爸爸忽然回家来拿了简单的行李，低声和祖母道别就走了，后来知道他已到香港。在此之前，有美国朋友曾建议他去美国，他没有接受。

同年底，我和立勤、立敏与祖母离开上海到香港，途经台湾停靠基隆，表姐夫江仲仁从台北到码头来看我们。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教授，随校先期迁到台湾，后全家移民美国。我的表姐黄景昭是祖母极为疼爱的外孙女，时常想念，不料在上海分别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我在基隆码头的水果摊上买了一个大西瓜，带到香港，大家吃了很是称赞。

我们住在九龙伟晴街，很简陋的一个二楼上，隔为前后两间，爸爸住前面靠阳台，我和祖母、立勤、立敏都挤在后面一间房里，请一女佣，晚上搭一帆布床在厨房里睡。

我在香岛中学插班高中，这是一所有名的“左派”学校，亲共色彩很浓，立勤、立敏也都在香岛上学。

有一天，爸爸外出，恰好有人来访，我开门见一高大男士，自我介绍叫黄绍竑，要见爸爸。后来我才知道黄是桂系军阀元老。

1949年与爱国民主人士家属登船北上

1949年春，爸爸不见了，后来知道是“北上”了。

我们在天津住在利顺德饭店，到了北京找到曹孟君（我们叫她曹姑姑），始知爸爸已随陈毅大军南下准备去接收上海了。我和妹妹住在中央统战部安排的前门外西河沿永安饭店。5月底，统战部在北京饭店举行一次庆祝上海解放暨欢迎我们这批民主人士的家属到达北平的联欢晚会，李维汉站在会场门口，和我们每个人握手，餐后举行舞会，周恩来和白杨跳了一支舞。

当时正是参军、参干热潮，我本打算继续读书升学，但曹孟君说爸爸的意思似乎我们应该参加工作。

1949年6月，我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1月毕业。我们500个同学成为一个大队，南下广西，到达桂林后，我们共50个同学集体分配到公安部门，直到退休，除了那段用任何语言来诅咒都不为过的“文革”数年，公安工作几乎成为我的终身职业。

（原载《世纪》2017年第6期，责任编辑：周峥嵘，新媒体编辑：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