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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忠”：韩延徽与张砺的历史书写

[英]史怀梅/著曹流/译

2023-05-14 10:32

在辽与南方政权建立关系后的最初阶段里（约900-936），韩延徽和张砺分别在这一阶段的初期和末期越境入辽，那时边疆区域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中间地带。韩延徽越境到新兴的辽王朝，在那里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立起一套唐代的管理体制。虽然张砺入辽是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但他在当时已先后为多个南方政权效力过，而且他是以正直著称的儒家典范。韩、张二人必定相互认识，因为从10世纪30年代开始他们便一同效力于辽。在一系列相互承袭的史料中，我们发现这些史料强调的重点在不断变化。在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延徽与张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况下做出了种种不同的选择。这些不同选择共同阐释了在10世纪初的边疆地区，边界与忠之间可能会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对于过去历史的解释在不断变化，也在某种意义上向我们展示了，后来的史家是如何试图理解那些并不符合后来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的。

韩延徽

为辽效力

韩延徽的材料相对较少，有些还不可靠。《旧五代史》甚至都没有他的记载，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也只是对他做了简单的勾勒。但是欧阳修还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他将韩延徽从尘封的历史中解救了出来。（虽然考虑到欧阳修在写作时有其道德动机，但我们想他这么做应当有自己的理由。）《资治通鉴》另有大量关于韩延徽的记载，许多可以在《契丹国志》以及之后的《辽史》中找到，当然《辽史》也有其独有的材料。韩延徽生于黄巢起义时期的边境幽州（在唐被称为卢龙），身处一个要对忠做出频繁选择的世界。在韩延徽25岁时，他与父亲已至少给三位将领效力过，其中两位将领是以篡权上位的。在幽州境内，长久以来就有节度使世袭割据的传统，离韩延徽最近的是李茂勋家族，统治时期为873-885年，后来由与李茂勋毫无亲缘关系的李全忠接管幽州。这些家族的节度使任命韩延徽的父亲韩梦殷相继为蓟、儒、顺三州刺史。

895年，韩延徽13岁，新任幽州节度使李匡筹被扈从官刘仁恭取代。我们无法知道韩梦殷对此次易主的反应，也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在此之后他“少有英才”的儿子韩延徽因得到刘仁恭的赏识而获任用。韩延徽的职任要求他必须完全或是绝大部分时间待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幽州，并且有一段时间他与冯道同在祗候院效命。

在随后的907年春，刘仁恭被其子刘守光取代。虽然韩延徽曾得到刘仁恭的青睐，但他转而为刘守光效力，在其手下任参军一职。虽然为原来主人的儿子效力并无不妥，但刘守光的篡逆行为似乎使这一问题复杂化。《辽史·韩延徽传》对此保持了沉默，也暗示了这一点。出自对韩同情者之手而且可能后来未被改动过的《韩延徽传》，也仅是轻描淡写地记述了韩延徽主人的谋逆行为，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实用主义精神。在那种环境下，韩延徽选择留任原职无可厚非。唯一吸引我们注意的是，这与后来的行为标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辽的早期成就

相反，韩延徽的到来和他在辽初的成就被认为相当重要，以致在四种文献中被记载了七次。所有人都认为刘守光很可能是在907年派身负重任的韩延徽去与阿保机交聘的。韩延徽见阿保机不拜，阿保机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马。后来，韩延徽被阿保机召见，并深得其义，阿保机用以为谋主。在其新任上，韩延徽以唐朝的管理模式，监管安排南朝流民在辽定居。他还帮助阿保机“平定”了诸部。

以上仅有的这几件事不仅表明韩延徽已做好了面对强权的准备，还表明他是一个值得肯定且干练的管理者，具有领导才能，能够白手起家。这也是那一时期的统治者看重汉官的地方。这些事没有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处境和选择是怎样的感受，但是通过分析文献中对这些事的解释，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这些文本历经了三个多世纪的编纂和修订，所以每一次的编纂与修订都会体现出不同的关注点。通过将这些关注点不断变化的材料与早期的记载对比，我们即使不能深刻地理解10世纪本身，但至少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对于最早记录韩延徽这些事的人来说，这些事并非那么重要。

《通鉴》记载了韩延徽在辽的早期经历，它将韩延徽描述为一个守节不屈之人，对阿保机的文明开化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还将他描绘为一个推动南朝归附者在辽定居之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天才，因为司马光倾向于将韩延徽抵达辽的时间定在911年冬至912年。从911年冬截至913年，除其他事情之外，韩延徽在最多两年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事情：牧马于野、获得阿保机任命、推动南朝归附者定居、帮助阿保机平定诸部以及为辽开牙建府。

《通鉴》对《旧五代史》的记述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重要的补充也为后来的文献所沿用。《通鉴》的这些补充赞扬了述律后对阿保机的建议，她向阿保机指出应当利用韩延徽的长处，而不是用一些卑贱的劳筋苦骨之活来侮辱他：“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这对强调韩延徽的品质是一个贡献，比《新五代史》记载详细，因为《新五代史》仅仅只是说皇帝“知其[韩延徽]材”。《通鉴》没有批评韩延徽辅弼阿保机，却暗示他守节不屈。韩延徽的守节不屈使其成为“今之贤者”（这也是我要强调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司马光选择述律后所表达的观点，说明司马光也认为：在辽政权内的一些人（包括女性）也公认守节不屈是衡量越境入辽者的标准。

但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守节不屈是10世纪初所展示的或是得到公认的价值观，是不妥的。因为这仅是一个将最早一批为辽效力的南人作为蛮夷开化者来展示的经典故事。作为一个未开化的独裁者，阿保机一开始并没有一个用人的标准。但随着阿保机将韩延徽的例子作为学习的催化剂，同时在述律后明智建议的促进下，他开始认识到道德，并且学会以此来选择良臣。虽然司马光将阿保机的转变归功于韩延徽，但他还是将阿保机与那些无法应对越境事宜且反复无常的暴君区别开来。他将阿保机归为一个能够看到守节不屈这一优点、愿意向臣僚学习并奖励他们功绩的明君。因此，臣僚为君主忠心效力巩固了君主的统治。通过展示这些，司马光已经默认了阿保机作为辽朝皇帝的合法性。因此，欧阳修没有记载此事不仅意味着他不愿承认阿保机有这样一个学习过程，还意味着与故事里的主角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司马光相比，欧阳修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画了一条更为严苛的线。

似乎司马光看重的是韩延徽为辽开创了一个稳定的局面。《通鉴》是第一本告诉我们韩延徽为安置南方民众做出贡献的史书。在阿保机新近获得的这些南人中，大部分人可能是被阿保机俘掠入辽的，也有许多人是作为流民或是因刘守光的暴政入辽的。韩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他被视为一个能给民众带来安定生活、为百姓带来福祉、减少流民的人，他所做的这一切又反过来促使了税收的增加。简而言之，他实现了儒家理想中强国与富民的平衡。《通鉴》使用“汉人”一词，可能是司马光在暗示韩延徽帮助的是自己的同胞。但是很明显，韩延徽在此关注的不是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是百姓的纳税能力。在此，他只是辽朝一介勤勉的官员。

然而，欧阳修通过强调文化差异来展示韩延徽作为臣僚的美德。虽然所有文献都记载韩延徽帮助阿保机平定与辽相邻的“诸部”，但是《新五代史》特别提及：阿保机“平定”党项和室韦两大部，完全是出于韩延徽的计策。可是《新五代史》却没有记载他在安置汉人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功劳。所以虽然欧阳修并不认为韩延徽为辽建立了唐制，但就韩延徽平定那些尚不及阿保机开化的“夷狄”而言，他则被欧阳修视为官员的楷模，因为他使世界变得有序。奇怪的是，韩延徽与任何已知的“平定”党项和室韦的记载都对应不上。《通鉴》和《契丹国志》仅说征服“诸部（国）”。因此，欧阳修夸大了韩延徽在征服诸部中的作用，目的就是支持自己的观点。

《辽史》强调的是制度而不是道德使命，才是对国家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很明显韩延徽负责“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辽史》三次提及韩延徽是辽朝财政制度的建立者，并且提到他曾任幽州观察度支使，也意味着他有财政工作的相关经验。因此，我们认为辽朝需要的只是一个专家，因而无须考虑这个专家的道德是否高尚，也无须考虑他是汉人还是蕃人。

在《辽史》中，韩延徽的积极主动充分地反映了作为君主的阿保机不仅擅长选任臣僚，而且信任他的臣僚。但是韩延徽为阿保机效力的热情更意味着韩延徽忠诚的转变，这在所有文献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明智的越境行为。韩延徽先前的主人刘守光，不仅危险而且野心勃勃。911年在他遭到来自太原晋的猛烈进攻之后，他的政权已岌岌可危。没有人再会回到他那里。对于韩延徽来说，接受现实似乎是明智的，他发现自己幸亏在刘守光政权最后崩塌前逃了出来。我们也应当明白在一个藩镇的政治结构内能够获得的升迁和机遇是有限的，韩延徽要么越境进入一个帝国的朝廷任职，要么足够幸运能给一位赢得这个帝国的节度使效力，但这根本是一件无法预知的事情，也是一件完全不能指望的事情。

但也有一些其他促使韩延徽越境入辽的因素。在辽，韩延徽发现自己深受欢迎。他处在一个令人激动的位置上。在这个职位上，辽朝放手让他从无到有地为新王朝设计一套新的治理模式，他似乎也有志于去完成这一切。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像韩延徽这样有着实际经验的人在辽朝初创阶段千金难求。阿保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农耕人口的归附，因而对待他们的方式与对待被征服的游牧人口不同。当韩延徽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他只有二十来岁，因此他的管理经验一定是有限的，但是他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去做那些被认为需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他深刻地理解了边疆地区社会的多样性。这里混合着农民、牧民、商贾、各种语言，以及各种文化的变体。韩延徽成长于卢龙/幽州的一个官宦家庭，在那里他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官职，这些不仅给予了他管理农耕人口的经验，还使他熟悉了游牧者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因为经营与游牧者的关系也是作为边境刺史的韩延徽的父亲所要处理的政务之一。

这些记述也表明：在韩延徽所处的时代，君主诱使别人的追随者转向效忠于自己的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君主自身的权力。阻止像韩延徽这样的官员选择另一个主人是一件困难和微妙的事情，需要安全和生活上的激励机制。此后的三种文献都提到阿保机以韩延徽为谋主，因此对其“举动访焉”。实际上，对于臣僚而言，他们并不受边界的束缚，他们有选择主人的自由。每位君主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侍臣一些奖励和机会。一个重要的臣僚可以利用自己的稀缺性获得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职位，韩延徽就是获益者之一。因此，他是这一时期实践互惠互利型忠的各级臣僚的典型代表，也是政治分裂时期的典型代表。在阐释这个互惠互利型忠的时候，虽然所有文献强调的重点均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清晰地表明：阿保机的魅力赢得了众多非契丹的臣僚和将领来为其治国。即使11世纪的史家以11世纪的标准，试图将辽的成就归功于南人，但他们仍然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在此被讨论的南人将自己的忠诚献给了一位北朝的君主，这么做本身就证明了那位君主的合法性。

离开与返回

韩延徽取得的成就、肩负的重任以及对阿保机的依恋，以上这些东西正在变为过去，因为在征服诸部和安居汉人之后，韩延徽向南“逃奔”到李克用之子、后来成为唐庄宗的李存勖那里。韩延徽的这次逃离通常被作为他心系南朝的证据，甚至是作为他渴望为汉人君主效力的证据。然而，这个证据很难持久成立，首先是因为李存勖并不是汉人而是沙陀人，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韩延徽后来又自愿返回辽朝。如果我们再一次将韩延徽的行为看作是对互惠互利型忠的实践，那么韩延徽逃奔至太原的意义则更为重大。唯一与韩延徽早期入辽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越境进入的是南朝而不是北朝。

当时李存勖要为自己塑造一个明君的形象，韩延徽的辅佐有助于他实现这个更高的目标，同时韩延徽本人也由此获益。不幸的是，韩延徽在太原与王缄闹翻，惧不自安，求归幽州省母，此时幽州仍在刘守光的控制下。当韩延徽被朋友问及打算时，他回答要重归辽朝。他对此无所畏惧，因为他是这个王朝不可或缺的。阿保机闻其归来大悦，这证明韩延徽是对的，而且他获得了更高的职位。

但我们无法确知韩延徽做这些事的时间。韩延徽的对手王缄于913年12月被杀，而我们既不知道韩延徽前往太原的确切时间，也不知道他离开那儿前往幽州的时间。但我们知道的是韩延徽已于916年返回辽朝。因此，极有可能是他并未离开幽州而在此停留了一段时间，直至王缄死去才前往辽。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韩延徽直至他的政敌王缄死去才离开幽州前往辽的话，那么政敌的死则保证了他即使返回太原也高枕无忧，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王缄的嫉恨只是韩延徽找的一个方便其回到辽朝权倾一时职位上的借口。这一职位上的权势似乎要比在李存勖手下获得的权势大得多，因为10年后李存勖才建立起自己的王朝。

再次比较这些记载，我们发现这些事情构成了《旧五代史·韩延徽传》一半以上的内容。但是欧阳修的观点被更为广泛地传播，因为后来的史家均将韩延徽的两次越境作为评价那个时代的工具。《通鉴》和《契丹国志》再次强调了韩延徽对君主的价值，并且注意到了李存勖“欲置之幕府”，因此也解释了王缄的嫉恨是因为韩延徽可能要取而代之。这些文献也暗示了韩延徽的孝心是真实的，并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文献中记载他不仅“求归幽州省其母”，而且真的这么做了。韩延徽后来向阿保机解释他秘密离开辽是因为他害怕回幽州省母遭到拒绝。

耶律阿保机雕像

《辽史》借此机会点出了古代孝顺与忠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韩延徽返辽后，他解释离去的原因是：“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在此，韩延徽虽然得以尽孝，但最终选择的还是忠君。面对忠与孝这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元朝史官的选择是简单明了的，但是选择为征服者蒙古人效力才是困扰他们的问题。同时，《辽史》轻描淡写了韩延徽对君主的价值。然而，早期的文献记载阿保机闻韩延徽归来大悦，称韩延徽如自天而下，但是《辽史》则据实记载了韩延徽被赐予契丹名匣列，意为“复来”。在此，《辽史》只想突出韩延徽为辽效力这层意思，因而抹去了他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

《辽史》更进一步详述了韩延徽的南归，解释道“慨然怀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到14世纪为止，思念家乡已司空见惯，且已完全被接受。元代史家将韩延徽的南归归结为心系故土，同时他们也将韩延徽的离去所隐含的对阿保机的批评统统删去。《辽史》没有留下阿保机对韩延徽待之不恭的任何痕迹，因为保留阿保机待之不恭的痕迹在元代就可能会被认为是以古讽今，这对于《辽史》的纂修者来说是很危险的，而且韩延徽《辽史》本传记载当他逃奔南朝时，“太祖梦白鹤自帐中出；比还，复入帐中。诘旦，谓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超自然的因素增强了整个事件的戏剧性，突出了该事件的重要性，使冲突更具张力。韩延徽被描述为一个思念家乡的南人，以此强调他对契丹君主的价值。边界的概念对于《辽史》的编纂者以及11世纪的史家来说是同样清晰的，但是《辽史》的编纂者提供了一个在道德上让各方都认可的说法。

在韩延徽北归后，阿保机通过让他身居高位，赋予了他正式的行政权。这一切都意味着他重新拾起了先前停止的制度建设。阿保机为了留住韩延徽，“待之益厚”，《通鉴》和《契丹国志》也是这么说的。这与两书记载的韩延徽写给李存勖用以解释他为何北去的书信是相吻合的：“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缄之谗耳。因以老母为托。”之前司马光展示了韩延徽真正孝顺的一面，现在却说韩延徽希望见到母亲终究只是一个借口。也许司马光希望展现的是，韩延徽更为顾忌对李存勖的背叛而不是对阿保机的背叛，因而韩延徽甚至以背负不孝之名为代价换取李存勖的谅解。不过我们应当注意，《通鉴》所载的这封信表明韩延徽既不在乎阿保机是契丹人，也不在乎太原的统治者是沙陀的后裔。因此，统治者的文化属性与被认为属于他的忠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然后，司马光又话锋一转：“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11世纪南牧一词自然含有寇掠之意，那么当司马光观察到“终同光（923-926）之世，契丹不深入为寇”时，他迅即将阻止契丹南牧一事全归功于韩延徽了。但是韩延徽的承诺不应当被解释为他在乎南朝的领土完整。边界安全是各个政权在边疆区域内所要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边界安全与各政权对资源的控制密切相关，对资源的控制主要是指对人口和他们可移动的财产的控制，只将视线盯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是无法保证其安全的。更重要的是，韩延徽保护南朝的承诺凸显了《通鉴》中越境为辽效力的那些人心系南朝。《辽史》完全忽略了这点，只是记述了韩延徽在925-926年征服渤海中起到的军事作用。《辽史》这么做不足为奇。

《辽史》同样忽略了《通鉴》对姚坤告哀于辽的记载，姚坤告诉阿保机后唐李存勖死于926年。阿保机抓住时机提出后唐用几个州县作为辽暂停南侵的回报，姚坤的回复“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激怒了阿保机。很显然是韩延徽通过劝谏皇帝，救了使臣姚坤一命。这个事件通常被解读为又一个胡汉之间有关领土冲突的问题。同时在这个事件中，韩延徽打消了阿保机的野心，保护了他的汉人同僚。但是，我们反而可以将韩延徽的不同意见视为一条分界线，它界定了在对待使臣上人们认可的行为和不认可的行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使臣常被欺凌。

韩延徽似乎认为加入辽政权的人越多越好，至于这些人来自何处并不重要。因而，无论韩延徽是为了保护南朝的领土，还是为了维护后唐统治者的利益，以上这两种观点对于韩延徽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都是错误的。如果说韩延徽有一种超前的疆域观念和一种对南朝异乎寻常的文化依恋，虽然说这不是不可能，但这与他先前的行为并不相符。那么，对于韩延徽来说，提醒他的主人在邻国的君主面前展现出一个与之相称的庄严形象才更具有意义，因为阿保机常被认为无法比肩他的对手。如果阿保机违背了国家间在边疆地区公认的行为准则，那么他的道德形象和政治地位将被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反而可以将这一事件作为韩延徽对阿保机效忠的有力证据，这种效忠是以经典的直言敢谏的方式来表达的。随后，《辽史》抛弃了所有标志着韩延徽心系南朝的记述，也就意味着这是《辽史》有意为之的一条编纂方针。

韩延徽似乎轻松地穿梭往来于南朝与北朝的君主之间，这充分地表明文化差异不是他做决定的因素。文献中从未提及这样的差异，反而将韩延徽的北归明确说成是因为人事纷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机。当然，有人还会争辩说，是因为来自王缄的潜在威胁严重到迫使韩延徽不顾文化差异再次投奔北朝。实际上，司马光在后来补充道“因以老母为托”，也证明了对于韩延徽来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危机。但是这一观点完全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没有真凭实据。如果韩延徽已为文化差异所困扰，那么他可能早就逃到河北中部和南部的几个藩镇去了，甚至都逃到后梁去了，然而他选择了北归。

阿保机死后，直至辽朝的新君主德光派韩延徽出使后晋（936-947），我们没有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德光派他出使的时间很可能是在石敬瑭发动对后唐的战争之时或是在此之后，然而对于此次出使，我们没有更为详细的信息。战争以赵德钧和赵延寿的军队投降而告终，其中有位文官叫张砺，他先前的履历可以与韩延徽的例子做一个有益的对比。

为南朝效力

张砺的材料特别丰富，有三个完整的传，其中最早的一个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与韩延徽的材料相比，也许《旧五代史》中张砺的材料能使我们更为接近10世纪。

张砺来自韩延徽所在的边疆地区的另一侧，也就是河北西南部。进入10世纪20年代，张砺的出生地滏阳要抵御来自河东太原晋和河北中部赵王的进攻，这里作为相州的一部分从唐末至五代初几易其主。由于张砺祖辈务农，这似乎对他本人没有什么影响。《旧五代史》记载张砺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天才被发现的。对于张砺而言，他与资助其参加科举的李愚之间的关系对他影响深远。张砺似乎以他对李愚的感恩方式来回馈那些帮助过他的人。《李愚传》强调李愚的天才和儒家美德使其成为张砺的楷模。张砺也正是因为坚守道德准则、忠贞不贰才名垂史册。

我们可以想象当张砺像往常一样为解决邻里纠纷亲诣衙门时，他与李愚相遇的场景。《李愚传》告诉我们贞明中（915-921），张砺离开李愚为之效力的后梁，投奔太原的李存勖，李是后梁不共戴天的敌人。与之前的韩延徽一样，张砺马上在太原府获得了一个职位。这在《旧五代史》中并不算什么，最多就是指为一个雄心万丈的年轻节度使效力前途无量。我们可能会对张砺的行为感到吃惊，但与他同时代的人很可能早已司空见惯。

以后来的标准，特别是在梁与太原最后摊牌的紧要关头，张砺北去太原晋政权的行为，不仅是对他从前的资助者李愚的一种抛弃，而且是对李愚的一种羞辱。然而，张砺在晋那里“出入崇闼之间，揄扬愚之节概”，并对“北人”言及李愚所做之文。同时，李愚因抨击后梁君主的兄弟而遭贬谪。当李存勖登基并恢复唐王朝的时候，李愚大概是以降官身份进入新朝廷的，李存勖随之使其官任原职。总之，新政权已经接纳了李愚，但是李愚本传在此提到张砺“揄扬（李）愚之节概”一事，主要是说李愚的美德在紧要关头为自己赢得了帮助。虽然这个故事也展示了张砺个人对李愚的效忠，但它仅是这个故事的副产品。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互惠互利型的忠和易主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张砺在923年前后成为进士，获得朝廷里的一个小职位。在随后的925年，后唐年轻的皇子李继岌率领后唐军队征伐前蜀。在征伐前蜀的过程中，张砺作为李愚身边的一名军书为其效力。然而，在张砺最早的传中，并没有将他与李愚联系在一起，而是将他与征伐的实际指挥者郭崇韬联系在一起，据说是郭崇韬特地为张砺奏请的该职位。

张砺与郭崇韬的联系有助于突出张砺本人的美德。平蜀后，郭崇韬的政敌在朝廷里对其大肆抹黑，皇太后令李继岌杀了他。当郭崇韬在李继岌的府上被杀时，郭的亲信皆因害怕而奔逃，唯有张砺来到现场，为郭崇韬恸哭。张砺不惧个人安危谴责李继岌违背道义而使其难堪，因此“时人皆服其高义”。也许对于张砺更为重要的是，要报答郭崇韬对自己的赏识，因为当时是郭崇韬在征蜀大军中为他奏请了军书一职。

就像在《契丹国志》里看到的那样，张砺的个人忠诚对于后来的史家来说依然很重要。该书删节了《通鉴》的内容，以致叶隆礼错误地将张砺直接隶于李继岌麾下，并且错误地记载了张砺去哀悼魏王李继岌，而完全没有提及郭崇韬。虽然这确实是一个错误，但所要强调的关键点仍是一样的。张砺效忠的承诺仍旧是个人对个人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个人对君主的效忠或是个人对国家的效忠。

然而张砺也展示出这么一种意识形态上（实际上是等级差异型）的忠。虽然张砺对谋杀郭崇韬表示抗议，但他仍隶于郭的副手后来的继任者任圜麾下，因为任圜无需对郭崇韬的死负责。之后，后唐军队于926年初班师东归，后唐骁将康延孝在他们后方叛乱，但被张砺献计所俘。当他们抵达凤翔时，该地的一名监军闻听李嗣源挑战后唐皇权，便扣留康延孝，希望窃取俘获他的奖赏。

在张砺最早的传中，他再次强烈建议：“安得违诏养祸，是破槛放虎，自贻其咎也。公若不决，余自杀此贼。”所以任圜“不得已，遂诛延孝”。随着张砺勇敢地坚决反对中断执行命令，他作为臣僚的美德也跃然纸上。在此，张砺对国家的忠是一种对天下大治的责任，他敢言直谏恰恰在那一时刻增强了国家的合法性，因为当时10世纪的史家都已知道后唐的君主李存勖即将被另一个人取代。

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张砺的建议解读为他个人仍效忠于李存勖本人，因为张砺在10年前已经转向效忠于他。这种解释与《旧五代史》对张砺品质的最早记述是一致的，《旧五代史》甚至使用明显带有忠义色彩的语言来描绘他。相反，《通鉴》实际上虽然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但是将时间提前了两个月，并将叛将的名字改为李绍琛。虽然《通鉴》记载的事件和表达的态度与《旧五代史》是一致的，但《通鉴》记载此事的时间比《旧五代史》早了两个月，那么《通鉴》就剪断了张砺与李存勖垮台之间的联系。所以《通鉴》认为张砺只效忠于国家大治和国家权威这个概念，这也许与11世纪的观念是相吻合的。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虽然《张砺传》暗示其忠贞不贰，但他依然在新皇帝李嗣源的手下为官。在10世纪初，因为君主无道而拒绝为其效力是不可想象的；唯一不愿将他们的忠诚转投给新皇帝者，是那些以武力负隅顽抗之人。就像在辽，因为需要官员，所以职位唾手可得。因此，选任标准也就相对宽松。虽然李嗣源因张砺在文学上久负盛名，将其召为翰林学士，但是张砺与另一位同僚为进士所撰的格诗格赋，因为做得不好，未能得到宰相的认可。此后接手此事者，推说自己只是侥幸及第，根本无法胜任此项工作。这一自谦的回答意味着张砺名不副实，但是很明显这样有失水准的官员非常普遍，这也反映了科考的弊端以及人才的极度匮乏。这也解释了为何张砺是以其美德著称，而不是以其能力著称。

在文学领域以外，道义也是张砺做事的一个重要动力。10世纪20年代末，张砺丁父母忧，于931年回朝任职。此后不久，父之妾卒。张砺待其如生母，以致他的孩子都称其为“祖母”。虽然妾室不享有官方服丧的待遇，但张砺还是力图为其服丧。当时他的同僚对此未置可否，张砺找了个折中的办法，回到滏阳，在整个服丧期他都过着丁忧的生活。那些认识他的人都对其表示赞赏，当他回到朝廷时，得到了擢升。这种极致的孝顺行为有助于《旧五代史》将张砺描绘为一个品行极为端正的人，但是张砺的这种形象并没有进入后来的文献中，也许是因为它离主流行为太远了。

对选择的描述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10世纪初的北方与南方直接是后澶渊之盟时代相互对立的辽与宋的前身，那么也只有韩延徽通过加入辽跨越过边境。然而，如果仅就两人的效忠行为而言，韩延徽和张砺有过类似的举动，两人在职业生涯的初期都曾易主。韩延徽因此而出名，因为他曾两次投奔阿保机。他和家人已经接受了在不同情况下（有些情况特别复杂）可以易主的观念。在韩延徽赴辽前，这些早期的易主行为并未遭到谴责，首先是因为在它们出现的那个年代，并不为人关注；其次是因为它们与最早记录此事的史家处在同一个文化世界里。同样地，随后的文献完全没有关注过张砺职业生涯早期的易主行为，因为他的易主行为并没有实质地跨越边界。《旧五代史》倒是对此行为略加关注，但也只是在这些易主行为被认为能佐证某些其他观点时，才会如此。改变忠诚对10世纪的史家来说并不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旧五代史》记载张砺早期生活的材料与后来文献中对韩延徽的记载形成强烈对比，这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在不同时代的文献中，人们对改变忠诚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在《旧五代史》中，年轻的张砺是以典型的传记人物形象出现的，年纪轻轻就展现出诸多儒家传统美德。《旧五代史》记述的细节在后来的文献中消失了，尤其是张砺展示出来的对他父亲小妾的孝顺。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旧五代史》强调的是张砺对上级的个人效忠，例如对李愚和郭崇韬的效忠。

相反，后来的文献除简要地记述张砺外，实际上删去了所有关于张砺早期生活的内容。他的孝顺、他的美德，以及他个人对李愚的效忠，全都没了。保留在《通鉴》里的就只有张砺忠贞不渝为郭崇韬恸哭和他对处死蜀中叛将李绍琛的决绝。《契丹国志》仅保留了恸哭一段。后来的史家简化了这个故事，因为他们更愿意关注像郭崇韬那样的大人物，而不是像李愚那样的小角色。然而，司马光和叶隆礼仍保留了对张砺个人效忠最详细的记述，并且呈现了张砺为主人恸哭获得普遍赞誉的故事。我们将在后面更多地看到张砺的名字，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直至925年他仍在为南方政权效力，而韩延徽则没有。

由于得到欧阳修的关注，韩延徽从遗忘的角落中被请出，他的故事在《通鉴》中非常详细，故事强调的新重点将韩延徽整体的道德形象提升至普通人物传记所要求的水平。述律后认识到他守节不屈的个性，并且意识到他对母亲的孝顺并不完全是个借口。至于11世纪史家补充了大量对韩延徽如何给阿保机的疆域带来大治的记述，无外乎是要将韩延徽塑造成将光明带给“夷狄”的良臣，但实际上史家更为看重的是国家的大治和文明，他们赞赏任何一个能给国家带来大治和文明的统治者，并不在乎他们的文化属性是什么。

第一个将韩延徽入传的《契丹国志》，呈现了与《通鉴》几乎一致的画面，但它对韩延徽早期的生平多有篡改。当刘守光于907年篡夺其父幽州节度使的位子时，虽然刘的行为违背了孝道、推翻了皇帝的任命，但没人听说韩延徽对此表示反对。因此，对于《契丹国志》记载他仅在四年后就公然反对刘守光在燕称帝，我们感到相当惊讶。据叶隆礼所作的《韩延徽传》，新皇帝对此的反应是置斧锧于庭，用以威胁那些直言敢谏者。臣僚孙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强烈反对主人的决定，遭到了惩处。叶隆礼却说韩延徽未因言获罪，是因为他一直是刘守光的幕僚，且素来受到刘的器重，并且孙鹤虽身居高位，却是刘守光其兄刘守文坚定的支持者，而刘守文是反对刘守光篡权夺位的。

作为《契丹国志》的主要史源，两部“五代史”和《通鉴》中也都记述了刘守光置斧锧于庭前的故事。然而，在这些较早的文献中，故事中的英雄是孙鹤，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及韩延徽；并且许多更为具体的细节，比如孙鹤说了什么使刘守光愤怒以及刘守光又是如何严厉惩罚他的，这些全被《契丹国志》删去了。《契丹国志》仅留有对孙鹤不幸遭遇的简略记述，这与韩延徽的英勇和幸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契丹国志》强调了《通鉴》中韩延徽形象的一个侧面，明确地将其塑造成临危不惧、敢言直谏的忠臣。虽然这是《契丹国志》众多谬误之一，但这也是《契丹国志》对《通鉴》标准解释的重新审视。司马光对于自己将韩延徽描绘成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臣僚已很满意，然而《契丹国志》进一步将他塑造成了一位圣人。

《契丹国志》中无论是韩延徽一直关心南朝的利益还是他与辽朝君主的分歧，这些都被《辽史》删去了。《辽史》通过删去这些可能对韩延徽效忠于辽朝皇帝产生怀疑的记载，呈现了一个相当不同的韩延徽的故事。《契丹国志》中强调了韩延徽与主人的分歧，但在《辽史》中被省略了。《辽史》保留了韩延徽一开始就对阿保机桀骜不驯的记载，但当时阿保机并不是韩延徽的主人。最为明显的是，《契丹国志》特地记载了置斧锧于庭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没有进入《辽史》。甚至，当《辽史》记载韩延徽解释他为何离开辽时，《辽史》所要强调的都不是韩延徽的行为，而是阿保机不应对韩的离去负有责任。

我们必须假定元朝的史官做了这些改动，这意味着史馆和同意他们这样编纂的皇帝已开始关注在宋或宋以前被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元人通常将蒙古人与契丹人类比，把两者都划归异族入侵者。但是，蒙古人很难让先前在宋为官者为其效力，韩延徽的例子则说明契丹人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元人并未因此觉得辽与蒙古这两个王朝有什么不同，他们倒是发现韩延徽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历史典范，因为他愿意与蒙古相类似的政权合作。但也可能是这样：元末的史家既无法接受10世纪宽泛的易主观念，也无法接受司马光所展示的云谲波诡的时局，更别说能接受《契丹国志》将韩延徽塑造为圣人所呈现出来的强烈对比了。

韩延徽和张砺早期履历的对比，不是一个人前往辽和另一个人紧随其后的对比，而是一个拥有治世之才的实用主义者与一个甘愿犯险输忠的理想主义者的对比。当他们选择离开第一个主人另谋高就时，二人都获益巨大。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依托的环境，这些环境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机遇和不同的成就。韩延徽进入一个新兴的政权，显然很享受从零开始建设一套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挑战。张砺进入了另一个新兴的政权，但这是一个各项制度早已完备的政权。韩延徽视野广阔、极具创造力，非前人能所及。他为辽贡献了规范的统治框架，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相反，张砺的雄心被已有的官僚体系和他辉煌的过去带来的负担所限制。导致两人差异的关键是各自君主给予他们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君主的文化属性。

我们知道对于两人来说，政治分界线（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理上的边界线）无须与文化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个人的忠已径直越过10世纪早期不断变动的政治边界线。在选择忠诚归属的时候，文化分界线和文化差异，对于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其他人也许很重要，但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就是为自己创造机会，以及那些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人的所在地。这可以被看作是唯利是图的行为，但那仅仅是谴责他们行为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的行为是符合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的，并不为时人所诟病。从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韩延徽和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张砺功大于过，优点大于缺点。我们可以因为某些事批评他们，例如韩延徽帮助阿保机征伐邻近部落、张砺建议残杀叛将等，但是这些都与他们被认为是否忠诚和他们效忠于什么无关。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这种10世纪早期相对开门见山的效忠方式在11世纪开始因政治事件的走向变得复杂。在这些政治事件中，张砺和他的主人赵延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