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们成为二孩家庭中的「姐姐」丨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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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船塘路

编辑 | 吴筱慧

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宽松，一些高龄女性选择追生二胎，她们生下二孩时，一孩已进入青春期，两个孩子相差十几岁甚至二十岁。这类受“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生育了二孩，母亲生育二孩时年龄相对较大，且一孩与二孩的生育间隔在15年及以上的家庭被界定为大龄二孩家庭。

这种家庭组合，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全新的挑战。对大孩而言，同胞之间的代际鸿沟，父母被瓜分的注意力，家庭里被分享的资源，以及突如其来的责任，都是前十几年的独生子女生活中不曾面对过的问题。而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发展，很多大龄二孩家长也同样在寻找答案的路上。

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数据，一孩性别显著影响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尤其体现在二孩的性别偏好上。从二孩生育意愿看，不论城乡，一孩为女孩的家庭想要生育二孩的比例均高于一孩为男孩的家庭。

笔者采访了三位大龄二孩家庭的姐姐，以她们为观察视角，记录新成员加入后对核心家庭带来的改变，从微观视角透视生育政策调整对普通中国家庭的影响。

“生个孩子还不是怕你孤单？”

“我高中是在外地上的，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家里只有我爸妈。我爸几乎每天都有应酬，很晚才回家，我妈觉得再这样下去他俩就要离婚了，经常用各种理由把我爸留在家里。”　

在莫莫看来，自己离家求学的日子里，父亲与家庭生活的逐渐疏离，让母亲陈梅在独守家门的长日孤独中对婚姻感受到了危机，人到中年的母亲想尽办法“挽救”自己的婚姻。而生二胎，就是她想到的“好办法”。

高一放寒假那天莫莫回家，吃晚饭的时候陈梅突然开口，“给你生个弟弟怎么样？”但她根本没打算留给莫莫消化这句话的时间，就自顾自说起前段时间已经去做了疏通输卵管的手术，而过程又是如何曲折艰辛。“啪——”，莫莫将筷子往桌上一拍，顿时没了继续吃饭的兴致。陈梅明显不是在征求自己的意见，而只是一个轻描淡写的通知——你要当姐姐了。

“你想生就生呗，你的肚子你决定，只要你生了不让我养就行。”

往后的日子里，莫莫无数次后悔自己在气头上说的这句话，而不是在当时就明确表示反对——那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

初中的时候，莫莫趁父亲喝醉偷偷解锁他手机玩，出于好奇点开了一个蓝色软件，最上面的一条消息是对面发来的自拍的男性生殖器官。莫莫纠结了几天告诉陈梅，说爸爸应该是同性恋，陈梅却说好几年前她就发现丈夫在网上装女的跟男的聊天，还叫人家哥哥。莫莫说这是同性恋，不是装女的，但陈梅不理解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她麻痹自己那只是怪癖——对她而言不能离婚才是头等大事。

2016年，莫莫高二，弟弟小禹出生了。莫莫对此并没有实感——在别人看来这是她亲近的弟弟，而对她来说那只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可爱生物”。

高三学业更加忙碌，莫莫几乎没怎么回家，过年也只在家待了六天。好在最后考上了不错的学校，是父母朋友圈子中考得最好的孩子。

莫莫的升学宴上来了很多从没见过的亲戚朋友。她是主角，但好像又不是。热闹的宴会厅里觥筹交错，大人们对莫莫考上大学表达祝贺后，总是不约而同地将话锋转到家里新添的小弟弟身上，而满面红光的父母似乎也更乐意跟客人们交流这个话题。言语之间莫莫第一次意识到，她考上了好大学与爸妈老来得子的喜悦相比，不值一提。弟弟才是话题的中心。

暑假待在家里整整两个多月，莫莫才真正有了当“姐姐”的实感。

家里做鸡肉的时候，一个鸡腿先被夹到了弟弟碗里，他不太利索地啃着，陈梅说，“急什么？另一个也给你留着。”那一刻莫莫突然想到了《请回答１９８８》里的德善，妈妈把鸡腿分别给了姐姐和弟弟，忽略了她。

看这个剧的时候莫莫还是独生女，不能完全感同身受，只是觉得德善好惨。莫莫想，现在我好像比她还惨，如果鸡有三条腿她就能吃到了，但我呢？有三条腿就会轮到我吗？

太多小事，莫莫不能一件件记清。

大一刚开学，莫莫重感冒半夜发了高烧，浑身冷汗，嗓子发不出声音，靠着床头一罐可乐降温熬到了天亮。第二天她哭着给陈梅打电话，母亲听完说，“你怎么也病了，你弟弟眼上长了个东西，也是很难受，我连夜带他上医院，又吐又拉可可怜了……”莫莫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含糊着关心了几句弟弟就挂了。

那之后，莫莫生病再也没给家里打过电话。

再后来，弟弟慢慢的会说话了，但他并不知道“姐姐”是什么。他只会在莫莫化妆的时候把眉笔当成铅笔胡乱画画，只会把莫莫最爱的娃娃拆得七零八落，只会在莫莫叫“妈”的时候大吼“这是我妈妈，不是你妈妈，你去找你自己的妈妈”。

我妈？我去哪里找我妈呢？

在莫莫的记忆里，自己从小就很听话，但因为年纪小有时候会不可避免的说错话。印象最深的，是二年级时有次陪陈梅试羽绒服，莫莫说了一句“像企鹅”，陈梅当时没说什么，一回到家就揍了莫莫一顿，莫莫的脸肿了一个多星期。从幼儿园开始，每次莫莫“说错话”陈梅就会把她拖到房间里扇巴掌。

渐渐的，莫莫变得很会察言观色，为获得别人喜爱小心翼翼，成了典型的讨好型人格。莫莫从来不会主动向父母要东西，即使喜欢，也会先看看他们是不是愿意买。而只要感知到一丝的不情愿，莫莫就会说自己不想要了。儿时的莫莫从来不知道芭比娃娃和奥特曼究竟是什么，但现在莫莫家堆满了一筐又一筐新潮的玩具。

弟弟好像不用做这些，更不用担心被打，就可以获得爱。

莫莫从小不吃大虾和橙子，但陈梅永远记不住，每次还要说是特意买回来给女儿吃的。可奇怪的是陈梅却能记住弟弟不吃豆子不吃香油。

莫莫想吃豆子饭，陈梅立马拒绝说弟弟不爱吃这个。大二寒假离家前那一顿，父亲往饭里放了豆子，莫莫特别开心，那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缺爱到因为加了几颗豆子而高兴。

莫莫也曾试着和父母聊过，但说不了两句陈梅就会又哭又叫给她扣上不孝顺的帽子。莫莫问陈梅，如果她是男孩还会不会再生一个，母亲沉默了。

“我不小了，但我小过，所以我知道我小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像对弟弟一样对过我。我体会到的差距也是以我小时候为标准感受到的。我气愤的是原来只是因为我是女孩所以才有这样的差距。”情绪日积月累，大二的某一天开始，每到晚上躺在床上，莫莫就会想起痛苦的童年。

二十岁生日那晚莫莫的情绪达到了巅峰，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过生日，父母也从来不记得她的生日。而她突然发现陈梅几个月前在朋友圈里发了她给弟弟切蛋糕唱生日歌的视频。莫莫发了一大段文字给爸妈，“我感觉我好像病了，没有心思学习了，每天脑子里都是这些事，常常在被子里哭到三点才能睡着。我也不想哭，但就是止不住。我想去医院看看。”

而她收到陈梅的回复：

你别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每天晚上莫莫闭上眼睛，脑子里的声音就开始此起彼伏：

同学说，“你有弟弟啊，太惨了，我有姐姐。”

二姑说，“还是小男孩可爱啊，话说个没完，你小时候就不爱说话。”

姥姥说，“这是咱家唯一一个男孩，以后能帮衬你。”

三姨说，“一个姐姐半个妈。”

小叔说，“差得大也挺好的，能帮着养。”

陈梅说，“生个孩子还不是怕你孤单？”

陈梅说，“当初不是你同意才生的么，你现在又在甩脸子给谁看？”

陈梅说，“你怎么连孩子都不能帮我看一会儿，白生这么个闺女，上个大学有什么用？”

陈梅说，“你以前学习多好多可爱，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刻薄？”

莫莫熬过了很长一段痛苦的时间，她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就去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但结果是一切正常。咨询老师建议她多出去走走，放松心情。于是莫莫请了一周的假去川西旅行。

川西的景色很美，宏大壮美的自然景观让莫莫心中的郁结消散了许多。回来以后，莫莫开始积极地参加各项竞赛活动，充实自己的简历，她决定彻底脱离给她带来伤痛的原生家庭，她要离开家乡发展。

2020年夏，莫莫大学毕业了。她没有听从父母的要求留在家乡山东，而是去了四川。凭借优秀的竞赛经历和丰富的简历，她收到了一份理想的offer。飞机落地双流机场那一刻，莫莫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她有一种预感，她将在这里开启崭新的人生旅程。

几年来，莫莫已经完全适应了成都的生活。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莫莫在公司里如鱼得水，已经是一个小部门的负责人；她也交到了很多朋友，还拥有了一只自己的小猫。

莫莫养的小猫“汤圆”

但这并不代表她释然了，至少到今天，莫莫仍然认为自己恨着弟弟理所当然拥有着的一切。三年中，莫莫只回过两次家乡，一次是幼年玩伴结婚，一次是家中老人过世。“一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就要吵架，两边还是都有点自知之明才都自在。”

小时候莫莫见过姥姥从大姨那收了钱，转头就塞给家里最小最受宠的陈梅。陈梅告诉莫莫，这是因为姥姥没有儿子，不然就会给儿子了。莫莫很难不去想以后的自己就会变成大姨的角色——出钱出力却不能获得爱。

陈梅没跟莫莫要过钱，但曾提过希望以后弟弟买婚房时作为姐姐能“补贴”一点。

“我妈期望我成为一个孝顺的保姆和家教，可凭什么？我有我自己的人生。”

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不应该仅仅是父母双方的事情，所有家庭成员都应有平等的沟通和表达的权利。莫莫认为，这根本不是一胎二胎的问题，而是做父母的没有了边界感，只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产了。养育儿女永远都是父母的责任，姐姐帮忙只是情分，而情分是消耗品。

“我感觉自己在家里正在慢慢变透明。”

2016年1月1日，国家正式放开二孩政策。

2017年2月，小妍的弟弟多多出生了。

对于弟弟的到来，小妍起初很开心，她为自己即将拥有一位玩伴而感到激动不已。可是当弟弟渐渐长大，从能被小妍轻松抱在怀里的小团子变成了口齿清晰向她索要零食的小男孩，小妍终于察觉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去超市买零食不能再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因为弟弟看到了也吵着要买；周末想和同学出去玩会被妈妈说，因为这样一来家里没人照顾弟弟；做错了事情被训斥时，爸爸总会提到不要给弟弟树立坏榜样……

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小妍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从哪一天起被弟弟包围了。她的一言一行都和弟弟产生了关联，即使这关联由父母强行建立。她感到不安了，爸爸妈妈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爸爸妈妈。她不再确定自己还是不是父母的第一顺位，或者说父母的第一顺位还是不是只有她一个。

而更让小妍产生恐慌的，是她“感觉自己在家里正在慢慢变透明。”小妍感觉到自己正在从原本的家庭视线中心被边缘化，而弟弟在她眼里逐渐变成抢走家人关注和宠爱的“侵入者”。

在学校有学业的压力，在家里有父母的不理解和也许无意识的忽视，小妍无处排解烦闷。没有人教她该如何消解压力，如何学着独自面对这些情绪，她不敢顶撞父母的责骂，也不能把气撒在爷爷奶奶身上。可憋久了会更加烦躁难受，这时小妍的目光便转向了弟弟。处在幼儿时期的弟弟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犯些小错误是常事。于是再小的事情都会被小妍放大，继而成为她“教训”弟弟的理由。而且，这也能让家里注意到自己。

就这样，弟弟成了小妍的“出气筒”。

小妍和弟弟在老家的田埂上

在小妍老家的院子里，我看见她拿着一根细长竹竿抽打弟弟的后背和小腿，冬天衣服厚实，可弟弟的衣服上还是能看出抽打的印迹。问及缘由，竟只是因为弟弟喝酸奶时不慎手滑撒了一些在地上。

弟弟又疼又委屈，轻车熟路似的往地上一躺，嚎啕大哭起来。这引来了全家最心疼小孙子的奶奶，她先是声如洪钟地朝小妍吼，“你是怎么照顾弟弟的！”接着一把将竹竿从小妍手中夺下，把弟弟从地上抱起来轻声哄了几句。接下来她把竹竿交到孙子手里，然后握着男孩的小手说：“刚才姐姐打了你哪儿，奶奶带你打回来好不好？”

小妍沉默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奶奶握着弟弟的小手把竹竿挥向小妍，她打的并不重，得到满足的小男孩咯咯笑得很开心。奶奶带着弟弟回房后，小妍仍杵着没有动。

我问小妍为什么明知道会被打却不走，她说，“走了又怎么样，反正也逃不过被他们训，再说我下次还是会打她最宝贝的孙子。”她加重了最后两个字的读音，恨恨地像是要把牙齿咬碎。

“那你为什么要打弟弟呢？他只是把酸奶撒了一些而已。”

“我是在教育他。”她垂着的双手紧紧握成拳头，微微发抖。

“我作为姐姐是在教育他。爸爸妈妈教育我，我也能教育弟弟。”

小妍教训弟弟的时候会这样告诉自己。而让小妍更加心安理得的是，大部分时候，父母是默认小妍的这种行为的。他们认为大孩子带小孩子是理所当然，调皮捣蛋更是需要惩戒。这俨然成为了小妍乐在其中的任务。

“我觉得小妍不太对劲，”小妍的表姐说，小妍经常找她倾诉烦恼。她比划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最后叹了口气，“她也许是压力太大了。”

2019年，小妍的母亲张丽在离家一两公里的新小区看中一间门面，想把它盘下来开一间小超市。

这念头并不是一时兴起，张丽夫妻二人属于工薪阶层，小儿子出生后家中各项开支快速增加，逐渐手头拮据。节流不如开源，早在一年前张丽就有了开小店的打算，并且一直在考察县城各处新开楼盘的门面价格差异，对比居民入住后可能带来的人流量。

张丽开的小商超

小店很快开起来，小妍的爷爷从乡下老家来帮忙看店。起步阶段，大大小小的问题接踵而来，张丽有一段时间为此忙得焦头烂额。

好在慢慢地小店走上了正轨，可张丽还是会时常焦虑，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商品和机器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在同步加快。她一闲下来就不停地刷手机，生怕错过了哪一个生财良方。大女儿的成绩让人着急，辅导班的收费越来越高；小儿子快到上幼儿园的年纪，择校问题也要提上日程；身边同事升职的升职，创业的创业，似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好，而她依然疲于奔波。

2021年夏，张丽收到了一张起诉传单，深圳市美宜佳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侵权为由要求她赔偿五万元——她开的小商超也叫“美宜佳”。五万块钱说起来不多，但张丽吓出了冷汗。本就是做小本生意，面对这样一个大公司的起诉，难免惊慌失措；加上无意中踩到了法律红线，更让她担忧焦虑。在经历了找律师、开庭、调解等等一系列程序后，侵权一事最终以张丽赔付美宜佳公司七千元得到解决。

而这只是炎热夏天的一个插曲。正值小妍升入高三，学业压力繁重。学校要求高三学生在暑期集中补课，碰上疫情只好改成了网课。

这可苦了小妍。

弟弟多多5岁了，这正是“狗都嫌”的年纪，讲道理听不懂，不给玩又要闹，多多从小就被家里宠成个无法无天的性格，偶尔只有姐姐小妍能“治”住他。小妍在房间上网课的时候，隔着门都能听到多多在客厅里吱哇乱叫。这还算好的，晚上小妍在书房闭门写作业，多多会猛烈地拍门要进去。父母回来晚，家里只有奶奶，瘦小的老太太根本“制服”不了撒泼打滚的壮实小男孩。

小妍为此跟家人争吵过无数次，多多一闹，她根本静不下心来学习。每当这时张丽就会拽过多多，打两下他的屁股以示惩戒，“跟你讲过多少次不准打扰姐姐学习！”之后，这样的画面不断重演。　

小妍的高三在弟弟的哭闹声和与父母的争吵中度过，而她最终没能在高考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原本以她的能力足以进入一所好的一本大学，现在却只能去省外很远的地方读书。小妍想要复读，但家里没人同意。

那天午后，小妍拿着她做好了详细笔记的本子，打算再跟父母争取一下去复读的学校，却偶然听到了妈妈和奶奶的对话。

“……谁能保证她再来一年就能考上个好大学呀？要是考不上，那不是白费一年！”

“不要给她复读了，多多也快要上小学了，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再伺候她一年。”

“去上学了也好，家里还少些负担。”

小妍把本子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平静地走进去说，“我不复读了。”张丽和小妍奶奶面上有些许尴尬，但又明显松了口气似的说你想开就好，咱们好好选个好专业，不怕以后就业。

9月小妍开学，张丽开车将她送到机场，顺便带着弟弟到附近游乐园玩。才说了几句注意安全的叮嘱，弟弟就耐不住性子缠着张丽要去游乐园，张丽忙蹲下身子哄他，并催小妍快进去，落地了给家里打电话。小妍拉着行李走进大厅后忍不住回头，看到张丽正抱着弟弟不知道说着什么，弟弟刚刚还憋着泪这会已经乐得咧开了嘴。

后来小妍学会了喝酒和抽烟，化很浓的妆，穿很短的裙子，然后拍很多照片发给父母。但她只收到了一句　“注意安全”。“为什么我都这样了他们还是不管我呢？他们是放弃我了吗？”小妍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困惑，她本以为父母会大怒训斥她。

我突然明白了小妍表姐说过的话，“我感觉小妍她并不一定是叛逆，她可能只是太想得到她家里人的关注了。”责骂也好管教也好，其实小妍的这些行为只是要家人的目光有一刻能在她身上停留。

可惜她所期望的并没有发生。小妍离开家后弟弟愈发成了全家的中心。父母为了让弟弟入学县里的老牌小学，咬咬牙买下了一套面积不大的学区房。爷爷负责接送，奶奶负责做饭，保证小孙子享受到最好的起居照料。而小妍如果不主动打电话给家里，她基本不会收到来自家中的关心。

“只有每月固定打到卡里的生活费证明家里还没忘了我。”

“我希望小鱼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

2017年，杨露在高一的暑期迎来了她期待已久的家庭新成员——妹妹小鱼。与莫莫、小妍有所不同的是，杨露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个全新的家人。

杨露生活的苏北县城隶属于淮安市，计划生育执行的非常严苛，多年以来甚于市区。出生率低、面积小、人口外流，这里已经连续多年稳居江苏人口最少的县城。

与之相对应的，杨露从小到大的同学朋友，几乎都来自独生子女家庭。杨露记得，初中时候班里有个女生家里生了小弟弟，同学们都觉得新奇。校园开放日她把弟弟带来学校，大家都争着抢着要抱小宝宝，还有好多人嚷嚷着也想要个可爱的小弟弟小妹妹。

2016年，杨露初中毕业，去市区读高中。她成绩不够拔尖，但也不算差，去的是市里排名第二的学校。作为外地学生本可以住校，但杨露从小身体不好，家里也不放心学校的食宿，于是最终决定在学校附近租房，由奶奶来陪读。

杨露的高中生活适应得很好，但她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身边的同学好像都有兄弟姐妹。聊天的时候，他们会时不时冒出一句，“这个水杯是我哥哥前两天给我买的。”“我妹妹也喜欢那个明星。”

杨露很羡慕他们。同学们关于自家兄弟姐妹的聊天碎片在她脑内重组，织就出一幅温馨的多子女家庭图景。在她的想象里，她该有一个妹妹，晚上可以躺在一张床上亲密无间地讲悄悄话，周末带着大包小包的零食到公园野餐。

杨露和妹妹一起玩雪

得知杨露的期盼，家里最高兴的是爷爷奶奶。早在二孩政策开放时，老两口就催着杨露的父母再生一个，理由是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家里多个孩子热闹些，还能给大孩子做个伴。可杨云夫妇坚决不同意。一来二胎的养育成本绝不是小数目，二来杨露的意见也非常重要，如果这些问题一开始就没解决好，那二胎就算生下来家里怕是也要闹翻天。

但现在，杨露和爷爷奶奶站在了同一阵线。杨云夫妇深思熟虑，最终妥协：“那就生吧。”母亲生杨露时经历了难产，因此这次生育家里格外重视，各项体检样样不落，并选在了市里的妇幼保健院生产。

2017年夏天，杨露如愿迎来了妹妹。家里请了月嫂照料产妇和婴儿，杨露每天泡在妈妈的房间不肯走。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两年家里人真的都很累很辛苦，但向我展示出来的从来都是好的一面，就是希望我能安心学习不受干扰。”

父亲杨云在县城上班，每周五一下班就开车直奔市区，跟奶奶“换班”，直到周一早晨再赶回去上班。从县城到市区，一趟车程两个小时，这样的日子他坚持了三年。小女儿出生后身体不好，常常需要去医院挂水，为了两边都不耽误，有时他甚至要当天往返两三趟。

杨露妈妈是中学英语教师，原来早读课、晚自习、课程表排满，但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女儿小鱼，她向学校申请了调岗。工作量下降带来更多育儿时间，也直接导致了工资的减少。

可这样还是忙不过来，于是杨云夫妇又雇了一位钟点阿姨看护小鱼。每月１５００元的看护费用，还要加上房贷、杨露祖孙二人的生活费和租金，夫妇俩肩上的经济负担陡然加重。但经济压力甚至不是此时杨云夫妇最担心的，勉强平衡工作和生活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全不够用。

高二下学期，正值小高考期间，杨露的爷爷因心绞痛住院，好在送医及时没有大碍。医院检查后发现老人冠状动脉狭窄，并有心肌梗塞的危险，于是家人商议后决定通过心脏造影手术放置心脏支架来疏通血管，保证血液流通。

手术很成功，但很快这家人就面临着爷爷住院无人陪护的难题。杨露奶奶只在医院待了周末两天就回市区陪伴杨露了，母亲则要照顾年幼的小女儿。幸而杨云的工作单位距离县医院很近，父亲住院期间，他早上上班前先去医院看望，傍晚下班一吃完饭就赶到医院陪护直到父亲八九点睡觉。

因为不放心杨露的学习，非周末的时候杨云也会坐最晚班车去市区——刚好能赶上接大女儿晚自习放学。大巴车里人声嘈杂座位狭小，这两小时却是他那段日子里难得的好睡眠。

“那段时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家里一个人倒下都不行。”　

碰上工作忙的时候，杨云又要哄孩子又着急赶时间，总是赌气似的说：“早知道就不生二胎了！”可晚上回到家面对小女儿天真的笑颜，再和大女儿打个视频电话，又觉得一天的疲累都被纾解了。

杨云夫妇从不强行要求杨露照顾妹妹，在姐妹俩闹矛盾的时候也绝不因为小鱼年纪小就偏袒徇私。也许正是由于这样“无为而治”的教育理念，杨露和小鱼反而更加亲密，即使闹了不快也总有一方会主动和解，不到一天又和好如初。

杨露的电脑里有一个叫“小鱼”的文件夹，存放的是妹妹从小至今的照片和视频。手机的备忘录里有妹妹的一块专属地，记录下妹妹日常生活中的童言趣语。

第一次送小鱼上幼儿园的时候杨露哭了。小鱼那天穿着红棉袄，她看着那一小团红色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不由自主流下了眼泪。她想到了《目送》，“可我明明不是父母，我只是她姐姐。为什么我这么想哭呢？”

刚上大一的时候，杨露几乎每天都跟家里打视频电话。接通后，妹妹小鱼就会激动地挤进镜头要和姐姐说话，今天主动吃了胡萝卜，幼儿园老师给扎了漂亮的小辫子。放寒假杨露回到家，妈妈递给她一个开了封的奥利奥盒子，里面是小鱼放的零食，有巧克力、开心果、小饼干……但都只有一半——她想把自己吃到的好东西都分享给姐姐。

小鱼留给姐姐的零食

杨露也愿意照顾妹妹，而且她并不把这当成一种责任。“我就是想对她好，我希望小鱼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

阳光好的午后，杨露喜欢抱着妹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姐妹俩都不是爱讲话的性格，就这样静静地待着，有时候也会在藤椅上晃悠着一起入睡。

“妹妹就像我的充电桩。”杨露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招招手叫住妹妹，说给姐姐抱一下好不好，妹妹感觉到她情绪低落，也会主动钻进她怀里送上一个拥抱。

与大学毕业生的考研浪潮不同，杨露选择了报考公务员。她不想以后工作的地方离家太远，而“考公”是最适合的选择。她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和江苏省公务员考试，虽然遗憾地以失败告终，但杨云告诉她不要灰心，爸妈会永远支持她。杨露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她的构想里，等自己有了收入，一定要经常带妹妹到处旅游，买各种好看的饰品——自己小时候所梦想的，妹妹一定不能少。

从妹妹出生开始，杨露每年都给妹妹写一封生日长信。去年信的结尾她写道，“小鱼，我好想你永远快乐，年年岁岁。如果我必须要承担大部分的父母的期望与寄托，那我愿你能拥有更多的轻松时光，完整掌握自己的未来。姐姐会永远在你身后。”

莫莫与弟弟相差十七岁，小妍与弟弟相差十五岁，杨露与妹妹相差十六岁。在这些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更像是一种强制性的情感矛盾关系，一方对另一方负有责任和义务。这些家庭中的大孩们，作为比弟弟妹妹大至少一轮的“前”独生子女，与那些同胞间年龄差距在十岁以内的非独子女相比，他们对于同胞的情感实际上更加微妙。他们之间，既有同辈的相互依靠，又有岁月远隔的互相眺望。

大到社会小到家庭，放开的生育政策带来的，不仅仅是小家庭中多了一个孩子，更不是统计数据里增加的冰冷数字，大孩的共情能力、父母的教育理念，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新的变化。

大龄二孩家庭的同胞手足之间既包含着亲密和温暖，又由于出生间隔较大，难以避免带来心理障碍和个人继续社会化的时代差异，同胞之间也会出现隔阂。不仅大孩在应对新生儿同胞降临时的反应具有非常大的个体差异，父母作为子女的主要且重要的照顾者，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对大孩向良好兄弟姐妹关系过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父母与大孩的有效沟通和养育模式的合理转变，对构建积极的家庭氛围，建立亲密的同胞关系同样非常重要。有着巨大年龄差距的家庭新成员们的到来，不仅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是对原本家庭成员之间相处模式的考验。

对于大龄二孩家庭的姐姐们来说，她们尚未脱离父母的羽翼，却要担负起部分照顾弟妹的家庭职责；她们的人生曲谱刚刚展开，却不知道下一乐章的基调为何。接纳或反抗，是她们当下的选择，而最终的走向，仍未可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文章头图来自殷若昕电影《我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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