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话上海：唐廷枢的庄严转身

原创 熊月之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唐廷枢邀请李鸿章等一批北洋大臣乘坐火车巡视铁路（摄于19世纪80年代）

今年是上海开埠180周年。围绕上海开埠，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可以阐释的空间很大。笔者近些年一直沉浸在上海史资料当中，日之所接，夜之所思，感慨良多。纷纭复杂的事件，灿如明星的人物，交错闪现在眼前，产生一种奇特的蒙太奇效应。这种穿越时空的联想、凝视、对话，可以让我们对上海开埠的意义，多一些更加深入的理解。

上海开埠以后，不到十年便成为中国外贸中心。日趋繁盛的对外贸易，带来众多的致富机会。最先捕捉到这一机会的，是一批随外商来到上海的香山买办，唐廷枢便是其中之一。

唐廷枢（1832—1892），读过6年教会学校，在香港、上海等地当过10年英语翻译，1861年进入上海英商怡和洋行工作，两年以后，正式成为怡和洋行买办，一干就是十年。那年头，买办是最难之事，也是最肥之缺。所谓最难，因为这一位置对任职者素质要求极高：既要通外语、懂市场、谙行规、机智灵活，又要品格醇正，诚实可靠，为洋商所信任。所谓最肥，指的是买办除了能获得较高固定年薪之外，还可以在每笔交易中获得2%到3%颇为不菲的佣金。如果他在帮洋行服务的同时，自己顺带做些生意，那获利更无可限量。合格的买办，是通商口岸最为紧俏的人力资源，各大洋行都在争夺。这两方面，唐廷枢都很匹配，且极出色。他在怡和洋行买办位置上，先是如鱼得水，推销进口货，收购蚕丝、茶叶、棉花，事事成功，样样出色；继而风生水起，建议老板投资当铺，老板从之，大获成功；建议老板投资盐业，老板从之，又获利极丰；帮助老板在华商中发展轮运业务，又旗开得胜。如此所向披靡，捷音连传，让怡和洋行对唐廷枢大为满意，评价很高。

唐廷枢(1832－1892)

唐廷枢也像其他买办一样，一边给洋行打工，一边经营自己的商号，投资典当、钱庄、茶栈、保险，以及丝、茶、棉花贸易和漕粮运输等诸多方面，自然，每个领域，他都长袖善舞，利源滚滚。

就个人发家致富而言，唐廷枢成功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已是上海乃至全中国商业方面屈指可数的成功人士，是通商口岸买办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然而，1873年，唐廷枢的人生路径突然转向。他毅然辞去买办职位，接受李鸿章邀请，担任成立不久、没有任何起色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此后，他努力引进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增强招商局的商办比重，扩大资本，加强管理，改善经营，勇敢地与洋商进行竞争，使得业务大为扩展。不到十年，招商局已拥有江海轮船26艘，中国少溢出白银不下数千万两。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性贡献，不但国内官绅交口称颂，也得到其国外同行或友人的高度评价，“不论是大清首次大规模引入火轮船，抑或是借此使华人体验崭新而高效之商业模式，招商局之举，举足轻重，不容低估。倘非阁下倾心力，用才情，讲信用，明忠心，此举断无成功之理。是故，阁下之名，当与李鸿章大人阁下之名并用”。

唐廷枢之名，是否已经达到能与李鸿章并用的程度，暂且不论，但是，就洋务运动而言，如果称李鸿章为运筹帷幄、擘画全局的帅才，唐廷枢为开疆拓土、闯关夺隘的将才，则合乎实际。继招商局之后，唐廷枢主持开采开平煤矿，开创华商保险业，兼营承平银矿、建平金矿，每一项都实行先进的管理制度，大获成功。唐一生自营、合营、参与、主持的各种企业，涉及航运、矿业、铁路、保险等诸多方面，每一样他都事必躬亲，仔细琢磨，由外入内，认真学习，力求最好。在比利时考察矿务时，一矿深至三百余丈，唐廷枢为了看得真切，亲自缒至井底，细加考究。

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开平矿务局（摄于19世纪80年代）

在外交方面，唐廷枢也曾一展身手。他曾协助福建将军文煜、福建巡抚丁日昌，处理发生在厦门的中英之间关于电报线的交涉；协助闽浙总督何璟，协助李鸿章处理英国人马嘉理在云南被戕案，均能以宏大的国际视野，以刚直之气据理力争，再三辩论，既维护了中国的权益，也让外国人衷心钦服。时人总结唐廷枢办理外交的成功之道，在于“观察精通西学，誉满瀛寰，讲求洋务，得风气之先，能识大体，迥异时流”。

唐廷枢从最杰出的洋行买办，转身为最杰出的洋务干才。这是一个弯度极大的转变。梳理这一转变的思想脉络，不难发现，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刺激着唐廷枢，推动着他的转变。

唐廷枢这次庄严转身，有近因，也有远因。

近因是，他在怡和洋行，尽管为洋行拓展业务、增利甚多、贡献极大，但他始终改变不了自己的雇员身份，无法获得老板发自内心的信任，更无法获得与老板平等的地位。就在唐廷枢持续为洋行开辟诸多新业务的同时，洋行也在不断设法监督、限制他的权力，甚至不止一次地怀疑他的品行，疑心他有贪污行为。这对于一向严于自律的唐廷枢来说，不啻奇耻大辱。

远因是，唐廷枢长年生活在挨欺被打的文化态势下，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工作在洋行里，生活在趾高气昂的洋人鼻息下，强烈的耻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激荡他的心灵。他曾说过自己的一段经历：一次，他乘船由上海回香港，途中遇到风浪，其船避风，洋人船主限给每位乘客一壶水，约重一磅，饮用洗面均在内。船中有一百多头羊，则满桶水任其饮用。唐廷枢受此人不如羊的刺激，大为愤恨，从此萌发与洋人争利的思想。

人在满足了衣食住行、安全等基本需求以后，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便会上升到突出位置。近代众多香山籍志士仁人，如容闳、郑观应、孙中山等，都是在个人学业、事业取得一定成就以后，转身投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都不是为了解决小我需求，而是为了实现大我目标。当买办是为己，办洋务是为国。唐廷枢的这次转身，既是工作性质的变化，更是思想境界的升华。诚如他的好友袁祖志所云：唐廷枢“性情耿直，一意孤行，惟以忠君爱民为心，他则不遑顾及。故于洋务一道，独能洞中机宜”。

中国近代化不是内源型、先发型，而是应激型、后发型，是在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侵略刺激下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的，也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缓慢走上觉醒之路的。缺少近代化意识，缺少近代化知识，缺少近代化实践，缺少近代化人才，是中国走向近代化之路最早面临的紧迫难题。处于中西交汇前沿，最早接触、吸纳西方文化的沿海地区，包括澳门、香港与上海、广州等早期通商口岸，便成为最早滋生近代化意识、知晓近代化知识、启动近代化实践的地区，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近代化人才产生与成长的地区。唐廷枢，正是从这些地区走出来的中国最早一批近代化人才中的佼佼者。

唐廷枢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他是能够用一双智慧的眼睛，同时看到西方与中国、并对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比较的双视野人，能够做到洋为其表，中为其里，洋为中用，中洋融合。时人对此有至为精当的评价：“观察虽不以科第进，而能识大体，其与泰西之人交接往来，总以忠信为准绳，故西人亦深信服之，而凡事又能持重，不使我中国贻讥贻笑于西人，此又凡办洋务者所不能及”。用今天的话语，他是能够自觉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人。这就是唐廷枢之所以成为唐廷枢的地方。

从唐廷枢的庄严转身，我们对上海等城市开埠通商的意义，也能多一些更为宽广、长远与深刻的理解。

END

制作：王 哲

原标题：《【百家话上海】唐廷枢的庄严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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