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爱书 | 《叶芝诗选》byW.B.叶芝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在炉火边打盹，取下这一册书本，/……多少人会爱你欢乐美好的时光，/爱你的美貌，用或真或假的爱情……”

最怕的一首诗，就是叶芝的《当你老了》。不敢想象衰老，更不敢想象的是，连假惺惺怀想我的美貌的人都没有。由于叶芝的缘故，衰老被设立了一个苛严的标准：必须优雅地老，如此才能获得崇高的情操的持续恋慕：“但有一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也爱你衰老脸上的哀伤”。

心上人进入晚景，与之相伴的叶芝则朝高尚的境界升华。可是没有灵魂只有皱纹的人怎么办呢？正如一位女同胞的话，她对“原谅我放荡不羁爱自由”这句歌词很是不屑：我不愿也不能放荡不羁，可我也爱自由，行吗？

1923年12月10日，叶芝抵达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

1923年年底，W.B.叶芝去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听完了洋洋洒洒的一大篇对其个人创作历程的回顾和夸赞，叶芝发表了获奖感言。然而，纵观这项演说的所有发表记录，叶芝的那一篇可能是最短的，仅有六七百字，而且内容大多是客套：他说到，自己怎样在接触威廉·布莱克后了解了瑞典18世纪的博学者史威登堡；又说到易卜生和比昂松对于爱尔兰戏剧的重要——但这二人是挪威人，叶芝似乎都没把身在斯德哥尔摩（而非奥斯陆）这事放在心上，他似乎觉得“反正你们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是一家子，多担待吧！”

叶芝是没空，是不得闲，对这件别人极为看重的荣誉，他敷衍了事。叶芝那时有更大的理想，事关民族和世界。他不满足于只是自己一个人得到了文艺的武装，跻身名人之列，而爱尔兰的广大人民及其自由事业与此并无关系。而且那时，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上台引起了全欧的关注，爱尔兰则刚刚打了几个月的内战。对爱尔兰的失望，和对精英统治下的意大利的期待，位列于当时叶芝首要的关切事项。

他挺幸运的，虽然个人总是动不动心事重重，总是为如何兑现那些高于文学之上的抱负而殚精竭虑，可是距离犯下足以导致身败名裂的大错，叶芝总是差那么一点。他倾心的东西跟法西斯的理想很接近了，他对优生学的兴趣从不亚于那些企图净化欧洲民族的政治领袖，可是他从未走出公开支持那些人的一步——而一度为他当秘书的艾兹拉·庞德就没忍住。第一次世纪大战后，叶芝连参议员都当上了，话语权不成问题，但他始终对等着听他讲话的人民大众充满了犹疑，正如他始终不能确定自己的能量除了写诗还能用来干什么。

他的幸运与坚定的信念无关；在他对受奖的敷衍中，我也看不到酷，而只看到沉重的疑虑。《一九一六年复活节》里的这几句诗，是多么明白的蔑视大众：

“我走过他们时曾点点头/或作无意义的寒暄，/或曾在他们中间待一下，/有过礼貌而无意义的交谈，/在谈话未完时就已想到/一个讽刺故事或笑话，……”

“他们”能形成危险的力量，“我”则是知识，是艺术，是语言。“我”并无耐心去跟“他们”说道什么诗歌和思想之美，“我”有心拯救“他们”，同时又清楚“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会辜负这份心意的。可是这种蔑视，与其说是出于一个有才华的人的骄傲，不如说是出于深藏的胆怯。

因为能够压倒叶芝的力量太多了：从他那位能打他耳光的父亲，到对茉德·冈的苦恋，到年迈力衰，再到脾气乖张、行为难测的人民。爱尔兰人是欧洲最难以判断的民族之一。叶芝有许多绝好的诗句，可以有力地启发一个普通人的愚讷脑袋的有力开凿，但也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自说自话——一如他1925年出的那本书的书名，是一种“幻视”。比如：

“在极端和极端之中/人走完了他的历程；/火炮，或火热的呼吸/都会来摧毁、来消灭/白天和黑夜/的自相矛盾；/身躯称它为死亡，/心称它为悔恨。/但如果这些话是对的，/什么又是欢欣？”

这真是一种很大胆的对生命的阐释，问得也很铿锵。但叶芝式象征主义最大的问题也暴露了：他奔腾灼热的情绪，总要表现在抨击一个他自己构建出来的对象。他后期的代表性态度是“怒斥”，不仅从感到衰老时起就一再怒斥“光阴的消逝”，他还怒斥各种在一个正常运作的世界里常见的无情的现实，不过，他会先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现实塑造成强有力的对手，因此我觉得，他更看重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愤怒与无力更具有纪念意义。

这是《踌躇》的一部分：

“获得你能获得的黄金和白银，/满足一下野心，使琐碎的日子/充满生气，再用阳光冲撞它们，/但是想一想这些格言：/所有的女人都宠一个闲人，/尽管他们的孩子需要产业丰殷，/真正的过来人绝没有一份/孩子的感激和女人的爱情。”

叶芝的塔，他的逃避之地

“真正的过来人”都晓得，不能指望孩子的感激和女人的爱情——在有力的愤嫉中，叶芝轻敲了几下退堂鼓。《偷走的孩子》也是如此，看起来是呼吁“人间的孩子”一起离开这个被他厌烦的世界，但实际上，叶芝是拉了孩子来给自己的逃避欲打掩护：

“我们前前后后地跳个不已，/追赶着一个个气泡，/而这个世界充满了烦恼，/甚至在睡眠中也是如此焦虑。/来吧，哦人间的孩子！/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走向荒野和河流，/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你不懂。”（《偷走的孩子》）

与特朗斯特罗姆《果戈里》一诗中干净利落的“快乘上火马车离开这国度”相比，“这个世界的哭声太多了，你不懂”显得虚夸，有些做作。当然，就连《当你老了》都是做作的，他塑造出一种可咏叹、可怀念的老去，一种浪漫化的老去，从而为他骨子里的胆怯预支安慰。

叶芝倒是不怕文学名声衰落：相对于精力的衰退本身，名声和地位的下滑根本谈不上严重的事情。他对欧洲的形势、世界的格局的思考和评论完全不得要领，他始终没有丢掉诗人这顶陈旧的光环，而转型为一位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分析家。但好在他仍然在写诗。就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夫，累到极致时说“大不了回家种田”一样，叶芝在一次次发表了幼稚含混的时政分析后，心里一定也这么想过：“大不了做回我的诗人。”

诺奖颁发后的第五年，他的最新诗集《塔》又上了一个水平。其中包含诸多真正的名篇：《在学童中间》、《驶向拜占庭》、《内战时期的沉思》，还有《一九一九年》：

“如今的岁月毒龙当道，噩梦/骑在我们的睡眠之上”（《一九一九年》）

“逢人最好是用微笑报微笑，表示出/这个老草人过日子挺舒舒服服。”（《在学童中间》）

除非灵魂拍手做歌，否则谁能抵挡老去的折磨？因此我才那么喜欢《在学童中间》，它如同杂花生树一般地汇集了各种情感，从讽刺到忧伤，从嘲弄到自嘲。他照样怯怯地、多愁善感地躲藏在典故和议论之中，不过在完成诗的那一刻，在写下“随着音乐摆动的身体，明亮的眼睛，/我们怎样区分舞蹈和跳舞的人？”的那一刻，我也无法区分他和他所向往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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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至爱书 | 《叶芝诗选》byW.B.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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