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街角社会︱在改造的城中村里，他们在追逐什么

澎湃新闻记者谢匡时

2018-07-28 13:40

来源：澎湃新闻

∙ 澎湃研究所 >

7月6日，是富士康发工资的日子，谭斌拿到4500元。放工的人群里，有人抱怨工资发的比预想得还少。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骂了一句：“真不想在这干了！”

回到在清湖村的出租屋楼下，谭斌坐在城中村的水泥墩子上。“又涨了50，现在房租这么高，谁还住的起哦”，同事对他说。

7月6日晚，下班的工人走出富士康厂区。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谢匡时图

清湖村和富士康工厂紧邻在一起，住着大量富士康工人。今年以来，位于深圳龙华区的清湖村已经经历了两次涨价，目前单间的价格已经涨到700-800元，占工人底薪的三分之一。

2018年6月，一封“致富士康员工的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信中指出，城中村房租飞涨，工人生活成本增加，工资明升暗降，公积金长期没有依法缴纳。工人担心万科的“万村计划”进行城中村改造后，房租将要“翻两三倍”，城中村里 “人心惶惶”。

一

在这里住了三年的谭斌，对清湖村的改造一无所知。

清湖村是深圳居住规模最大的城中村之一。清湖村分为东村和西村，共有239栋民宅，入住着近五万的外来务工人群。清湖村的房子极为密集，两栋楼的同层住户打开窗户，就可以握手成功，这些城中村的楼房被戏称为“握手楼”。别人做饭的时候传来油烟很重，谭斌对此颇有意见。

2018年7月，谭斌穿着白色的富士康工作服坐在清湖村的小巷边。

晚上八点半，在12小时的流水线工作后，谭斌穿着工服坐在出租屋的楼道上玩手机，他忘记带钥匙，只好在楼下等待室友回来。

谭斌住在清湖西村一间不到20平米的单间，楼上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也没有WiFi，月租680元，“只要能睡觉就行，别人能住我也能。”楼上的一室一厅住了8个人，他觉得有点多，现在三个合租刚刚好。

三年前，他刚到清湖村时一个单间的租金是400元。2018年3月，他搬到一个租金540元的单间，比三年前涨了35%，他决定在咸鱼上招了两个室友来分担房租。4月，金地地产的旧改项目草莓社区一期开始运营，房租在1880-2880之间。工人们抱怨，地产商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促使出租屋被大量收购，不少房东开始自主对房屋改造，以此提高租金。5月，谭斌的房租涨到了680元。两个月内这间房子涨了25%。

谭斌只知道房东说涨就涨，从没得到过房东的解释。他看到周边很多房子在装修，但对地产商改造城中村的计划一无所知，也没有追问过涨价的原因。

富士康的普通工人工资在四千到五千左右，为了达到储蓄的最大化，房租等生活开销要尽量压缩。谭斌认为，把钱花在房租上是浪费，只要不那么乱，城中村没什么好改的。

等待室友的整个晚上，从8点到12点，谭斌在地上坐了4个小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逛咸鱼，他的生活用品几乎都是在咸鱼上面买，用了一段时间再卖掉。有人在上面卖电饭煲，20元。他评价，“这么旧，送人都不要。”期间，他和一个华为的朋友打了一个招呼，和一只小狗玩了一会，和富士康的朋友吐槽了一会工作。

凌晨12点，他的舍友还没回来，谭斌也没打电话或者微信去催促对方。他决定去吃个宵夜，去“化州糖水店”点了一碗6元的海鲜粥。凌晨的糖水店里坐满了人，清湖村很多店铺都是一直营业到天亮，为夜班工人提供服务。

谭斌今年三十岁，三年前，他听别人说富士康女孩多，便从老家茂名来到深圳。此前，他宅在家里无所事事。谭斌父母一直经商，家境殷实。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他不需要负担家用，反倒是家里还会替他操心。早在2008年，父母已经在老家为三个儿子各买了一套婚房。

在富士康的三年是谭斌在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妈都觉得惊叹。”工作了三年，谭林依然是最低级别的原一。谭斌觉得在富士康上班轻松，工资少点无所谓。谭斌在富士康谈过几个女朋友，带回家给父母看过，但最后都没有成功。他的计划是35岁左右结婚，不过不结婚也没关系，“反正我自己不着急。”谭斌认同最近流行的“佛系“标签，觉得自己现在是“无欲无求”。

长江在清湖做了六年工人权益相关的工作，和工人打交道是他的日常，像谭斌这样的心态，他并不陌生，“很多人基本上没干过农活，家里面的人把一切都安排好，家里也不指望他们攒钱。我们感觉年轻一代有点“没心没肺”，基本就是自己挣多少花多少。”但是跟工人深入交流，他觉得背后仍有着社会的原因：“我接触这批年轻的工人，感到挺绝望的。不管是80后还是00后，阶层固化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2018年7月，深圳清湖社区，几辆共享单车倒在狭窄的巷子里。

谭斌说自己不喜欢城市，而是喜欢渔村，在渔村待着，什么都不用干。至于未来，“没有未来的”，谭斌说到。

二

30年前，郭台铭在深圳开办只有百来人的工厂，之后，小工厂发展成为富士康龙华基地。在接受媒体访谈时，郭台铭说“我们选对了地方”，富士康是劳动密集型工厂，“那时候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民工，他们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农村，乡下，来到深圳这个特区，求的是一份工作，一份温饱”。

30年后，随着深圳土地价格和人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成本抬高，不少工厂关闭或者外迁。 2018年7月2日，华为2700名员工正式去东莞上班的新闻刺痛了不少人的神经。六年前，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配套政策》，提出“低端企业清理淘汰、优势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工贸易转型升级”。2018年5月，由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要求“加大城中村整治力度，消除安全隐患，着力把城中村改造为现代化城市社区。”

深圳的城中村在整个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给农民工提供了落脚之处，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社会廉租房的作用。如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和市场推动城中村改造升级，深圳的现存的1044个城中村各自面临着不同的命运。而这种变化又折射出制造业和农民工发展的迷茫。

李林林住的出租屋在富士康南门附近，从厂里下班走路到家只要5分钟。李林林来到富士康也是为了一份温饱，但和上一代工人相比，如今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却很难看到希望。因家境贫寒，18岁时，李林林离开老家河南洛阳农村，南下深圳打工。十年间，他辗转于深圳、浙江的多个城市，2015年，来到富士康上班。在清湖村，他租的单间一个月450元，今年涨到850元，加上水电费，每月总共要1000多元，工资却仍是5000元出头。

李林林坐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一边抽烟一边拿着镜子看。

李林林住的单间面积20平方米左右，摆了一张围着蚊帐的床，两张书桌以及一台电风扇。一进门，他脱掉上衣，先去洗了一把脸。“洗了舒服，要不然没空调，太难受了。”墙上褪色的周杰伦海报和长颈鹿风景画都是他从别人搬家拿过来装饰用的。李林林之前也住过宿舍，但宿舍住10个人，每个人上班时间不一样。他睡觉的时候，其他人在看电影、放歌。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租的房子再怎么也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休息好了有精神头。”

李林林家庭状况不好，父亲养猪亏了钱，母亲患有精神障碍，这使得他更加渴望赚钱，改善自己和父母的生活。“农村结婚也要买车买房。老家同龄人小孩都能在路上跑了，我还一事无成。”李林林陷入失落，边说边深吸了一口烟， “我不满足就是一个机器，我也想要改变。除了挣钱以外，也想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李林林有时候很确信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又会动摇。“但是要在深圳买房，我算了算，我还要在干五百年呐！”

但不要说买房，租房也令他吃力：房租押二付一，房东每个月催款。他没有和房东签合同，直接在微信上转账房租。“涨价的时候没有理由，房东会说不住就搬走。我们这些打工的被宰没办法。”李林林觉得更过分的是水费的问题。房东规定不管用不用水，最低消费为3吨水，而且收7元一吨。他老家在缺水的北方，“没想到不缺水的南方还要收我们这么贵的水费”。

简陋的二手小桌上放着李林林最近在看的书。

李林林的书桌上摆着《职业期货交易者》《老板的5项修炼大全集》《35岁前，搭建属于自己的舞台》等商业书籍和一座“金色”的弥勒佛。李林林想从他人的成功上吸取经验改变命运，十年的打工经历让他对打工改变命运早已不寄希望。李林林每天都会听“得到”，喜欢罗振宇讲的李嘉诚、马云的故事。他觉得李嘉诚和马云都是从屌丝变成富豪的典范，很励志。最近，李林林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李心任，取自《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

2014年，中国股市大好，李林林隔三差五就能听到身边同事赚钱的好消息。对证券知识一无所知的李林林也跟风炒起了股，一开始挣了2万元，但后来全亏了。李林林想靠资本市场多赚一点钱的念头没有死。2016年初，李林林请一位同事教他炒期货。当年4月他投了1万元，正好赶上螺纹钢从1600涨到4000的大牛市，李林林至今惊叹于在资本市场赚钱的快速和刺激，“当时只进去了两三分钟，就挣了几百元。这个比上班挣钱的速度快太多了，让人害怕。”但他禁不住幻想，“我当时要是抓住螺纹钢那个历史机遇，可能就不是住在今天这里了。”

李林林曾经被一个卖电话卡挣钱的活动骗过，投资了近万元，结果对方跑路了。在清湖，像他这样被骗了积蓄的工人比比皆是。在清湖社区做社工的长江，碰到过很多被投资、创业所骗，或者加入传销的工人。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普遍现象：“几万元对他来说都是血汗钱。那种洗脑的方式，加上对现实的失望，很多人都经不住诱惑的。”

改变命运越来越难。长江认为，很多工人学历不高，长年在信息闭塞的工厂打工，创业和投资都不得其法。在这样的情势下，要么像谭斌一样选择降低欲望，增加钝感；要么寻找其他致富渠道，但大部分都只是虚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