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计划苑苏文&三联生活周刊黄子懿：祁东夜场里的女孩们报道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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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4月5日

✍ 整理：黎丽媛

✏️ 编辑：潘桢甄

苑苏文、黄子懿

苑苏文：资深媒体人，曾先后供职于新华社、财新、中国经营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长期关注法治，环境、女性权益和大数据社会治理。

图为苑苏文

黄子懿：媒体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先后供职于财新、三联，主要从事社会公共议题、产业财经的深度报道。

图为黄子懿

2019年，湖南祁东发生了一起幼女被侵害的恶劣事件。在案件中，未成年的女孩们被不断性剥削，她们早早离开家庭，提前“成年”，游走在社会的边缘。

本次深度训练营邀请报道该事件的记者苑苏文和黄子懿，围绕此案件，分享报道的经历和从中得到的经验。

苑苏文：

2020年的夏天，一位律师朋友联系我，提到湖南祁东幼女被侵害案件，我知道了这个事情。

祁东幼女被侵害案是一起非常恶劣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2019年年底在网络上发酵。事件发酵后，警方迅速将几名犯罪嫌疑人逮捕，法院将其重判。

这位律师朋友是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代理律师。他认为判得有点重，其次不该判作强奸罪。律师认为，从法律角度上看，当时向犯罪嫌疑人推荐被侵害女孩周婷时，对方谎称周婷已经17岁。犯罪嫌疑人在自认为周婷已17岁的情况下没有询问周婷的年龄，不能作为证明其明知对方未满14周岁的证据，他的行为属于嫖娼而非强奸。作为代理律师，他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争取权益，并且希望我按照他的想法，站在司法解释的角度，来报道这个“冤案”。

但是记者要独立思考。司法解释中有关强奸罪和嫖娼罪的界定，一度让案件陷入了僵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是否违背该幼女的意志 ,都构成了强奸罪，但“明知未满14周岁”是其前提。如果性侵幼女的犯罪嫌疑人最终被定性为嫖娼而非强奸罪，不但没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也不是文明的体现。

法院认为，虽然向犯罪嫌疑人推荐周婷的人员声称周婷已经17岁，但这不足以影响其应做出正常判断。另外还有证人证实，犯罪嫌疑人在与周婷发生性关系后，说周婷看起来年龄很小，担心会出事，这充分表明他对周婷可能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具有明确的主观认知。[1]

不满14岁的女孩被人性侵，性侵者却号称自己不知道对方真正年龄。这是一件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情。因为这个未成年人被轮奸的时候，面对好几个高大的男性，她是无力反抗的。在心理学上，动物在面对来自强势方面的压迫时候，会天然地想要自我保护，表现得配合或僵持着任人宰割，但这并不代表同意。有些犯罪分子会借此狡辩被性侵者是同意的，但是作为记者一定要考虑到受害者受到威胁的处境，要进行独立思考，考虑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某一方利益的代言人。

我们要站在一个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在这个案件中，即是站在保护未成年人角度，而不是保护犯罪嫌疑人的立场上。律师希望我报道的稿件，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稿件。

律师和我介绍案情时，他也换了一个思考角度。虽然他是犯罪嫌疑人的代理律师，但他同样对这些在小县城被霸凌、被性剥削的女孩们非常同情，也对这种现象不解。我们交流后，他认同祁东女孩被侵害案件的报道角度应该是是谁在对她们实施性剥削？祁东女孩为何被性剥削？

祁东之前发生过一些毒品案件，我想当地可能存在与毒品利益捆绑的娱乐场所，以至出现了在色情和黑色产业链之下被压迫被剥削的这些女孩。

祁东的经济欠发达，它是劳务输出县城。很多人离开了祁东，把孩子留在了老家。这些缺乏父母监护的孩子们，可能是整个社会中最弱势的存在。我想到这层原因，决定站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做这个报道，剖析当地的一些治理问题。

决定做这个报道后，我和那位律师朋友坦言可能不会按照他希望的角度来报道，并且提出我的一些理解。他知道新闻其实应该为底层发声，所以并没有干涉我。之后我提到需要采访，他也同意了，还帮我介绍采访对象。

黄子懿：

去往祁东之后，我发现祁东有很多小旅馆和娱乐场所，比如KTV。在这些女孩背后，有一条和毒品相关的黑色产业链——她们的男朋友大多吸毒，她们在男朋友处得到一些温暖后，会主动承担男友的消费，包括毒品开销。“陪酒出台”是这些未成年女孩眼中获得收入最快的办法。在“陪酒出台”的过程中，她们不免被当地旅馆的老板控制。这形成了一条女孩们被剥削的链条。

案件中的主角，我们称她为“姐姐”吧。一开始她被性剥削，之后她成立一个小团伙，让其中的女孩们同样被性剥削。她从性剥削的受害者变成加害者，成为了一个剥削他人的人。

苑苏文：

由于强迫女孩们提供性服务，姐姐也被判刑了。但我觉得姐姐其实也是受害者，她同样是女孩被性侵案中被剥削链条的一环。我们报道的重点依然是她们为何会走上这条路？这些弱势的青少年们最后为何会被性侵以及强迫别人被性侵？

这些被侵害的女孩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是我也在她们身上看到了生命力。我和同事聊天时提到，如果一个女孩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被性侵，这会不会让她一生都受到影响？在和这些女孩子们接触后，我发现，有一些女孩的确一生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是也有很多人挺过来了。

我和她们见面的时候，她们表现出一副大人的样子，比如要求我请吃饭，给她们买衣服或者其他小东西。也希望我和她们成为好朋友，为她们提供情感上的一些安慰。她们可能认为这是自己独立生活的一种方式。

这些女孩们在14岁的时候早早地离开家庭，试图走出去。她们认为14岁已经成年。因为已满14周岁就具备性同意权，提供性服务不具备法律风险，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她们只能通过提供性服务这样的方式走出县城，走出自己的家庭。我们可以猜想到她们家庭状况有多糟糕，以至于她们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走出去。

这些13、14岁的女孩们宁愿一直在外面，也不愿意回家。我想可能是因为人从儿童变成青少年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社交需求，因此她们更喜欢和朋友而不是家人在一起；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消费主义切实影响了她们的观念。外面的世界对她们来说，有太大的诱惑了。她们每个人都去纹身，去买衣服，去KTV唱歌，每天化妆，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我相信她们在这些事情上得到了快乐，但这份快乐建立在过早地走进夜场上。

过早地走入夜场，甚至被性剥削，她们宁愿如此都要获得这样的快乐。我们如何阻止这些女孩子们离家、被剥削？她们的家庭为什么不给她们爱？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她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没考虑过。在小县城，她们可能因为女孩的身份被家人忽视。

她们很不幸，但我也在她们身上看到了生命力，她们认为自己能把自己活得很好，试图互相取暖，共同生存下去，这让我受到了一些启发。所以在写作时也聚焦在女孩们细微的情感上。

黄子懿：

看到苏文姐的报道后，我也决定去做这个选题。我去祁东，除了写女孩的故事之外，也想描绘县城的生态。

这个县城特别有意思。县城分为新县城和老县城，新县城在上边，老县城在下边。祁东是山区丘陵地带一个比较狭长的谷地，湘桂铁路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祁东通过铁路发展起来。但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铁路沿线的地理位置优势已经无法承载县城的发展，祁东人们便在地势更高的上边，花不少精力炸出一块平地，开辟出一座新城。新城的房子、酒店、KTV，比老城光鲜亮丽不少。随着新城高铁站的开通，新城更一步发展，老城逐步衰落。

这个案子有意思的一点是大部分性侵幼女的犯罪嫌疑人住在光鲜亮丽的上边新城，而大部分的女孩都住在破败荒凉的下边老城。原因为地势高低而分别代称的“上边”和“下边”，似乎也是当地人社会地位的暗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绝妙的对比和隐喻，在报道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在中国像祁东这样的县城不多。采访时当地的人和我提到这里的消费特别高。祁东虽然只是衡阳市下辖的一个县城，但当地吃饭、喝酒等，比衡阳市区还要贵。当地人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黄赌毒产业过于发达，尤其是毒品这一暴利产业。上世纪60年代，祁东很多人响应政府号召，请求去云南支边。他们落脚在毒品肆虐的金三角地区，又将毒品带回祁东，延伸出了一条毒品的产业链。祁东县城就业机会比较少，居民的正常收入也比较低。一下子涌入大量财富，很容易拉高县城的消费，也包括黄赌毒的消费。

祁东县城社会生态中很奇怪的一点是，当地的男性，尤其是中年男性，他们并不觉得参与黄赌毒不对，反而认为这是正常的行为，这让我非常诧异。对于被重判的性侵幼女犯罪嫌疑人，他们觉得“不至于被判这么多年”，并且他们承认自己嫖娼过。我很惊愕，一个人竟然可以自然地和陌生人说起黄赌毒，甚至觉得这无关紧要，可见当地黄赌毒是多么常见。

除社会生态外，祁东的教育生态也同样值得关注。当地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和劳务输出相对应的是当地的私立学校发展得很好，包括祁东知名的留守儿童学校和文武类学校。

姐姐从公立学校退学后，开始辗转于不同的私立学校，这从侧面体现了当地的教育生态。祁东劳动力大量外流，当地的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比较匮乏。家长们在外地打工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必然要反哺自己的县城，反哺孩子的教育。当公立教育的资源没办法托起他们的愿望时，私立教育便会发展起来。因为要让这些孩子接受相对较好的教育，除了资金投入，还需要有很强的管理措施。

大量劳动力的离开，给祁东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当留守儿童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祁东兴起一批私立的文武学校。这类学校施行封闭的半军事化管理制度，专治“问题”少年。文武学校一学期收费五六千元，对当地的家庭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私立学校的功利性尤强，管理风格简单粗暴，它不太照顾孩子们的心理。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存在很多乱象。姐姐当时转到文武学校，在学校打人、霸凌、拍视频。这种不符合规范的教育也可能是这些未成年人误入歧路的原因。

除了报道祁东县城的生态外，我当时还想还原完整的故事。通过采访、苏文姐的报道以及知情人士的资料，我发现姐姐的一步一步堕落是有一条线索的。

她不是一下子跳入深渊的，她是一步一步迈向深渊的。最早姐姐只是辍学，之后打架陪酒，再后开始剥削她的朋友、“妹妹”们。而后，她召集这些姐妹去外地“出台”以逃脱她父亲的控制。从外地回来之后，姐姐开始自己“做生意”。“做生意”时，她最早瞄准从乡下进入县城读书的女孩，让她们做自己的“妹妹”去“陪酒出台”为她挣钱。但姐姐挣了钱之后并不分给“妹妹”。她们便逐渐逃离她的控制，自己去谋生。当这些“妹妹”都离开她的时候，姐姐身边无人可用了。但她的男友在吸毒，为了供养自己的男友，她急切地想找到新的收入来源，于是她将手伸向了自己曾经的姐妹。之后由于同样的原因，她的这些姐妹也开始逐渐地对她表示抗拒甚至离她而去。姐姐开始找之前她在学校认的“妹妹”。当这些“妹妹”无法满足她的时候，她就自己去找在校生“陪酒出台”，这其实已经越界了。之前找的那些女孩可能不再上学，父母又在外边打工，家里可能只跟着爷爷奶奶，约束力比较少。但她最后找到的“妹妹”周婷，其实还是在校生，家人也没有放弃对她的管束，也就是说周婷有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约束。姐姐把自己的手伸到了雷区，并且在国庆节安排周婷“出台”，导致最后案发。

可能我跟其他记者不同的是发现这个女孩的滑落有轨迹。她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这个深渊。

Q：关于未成年人的采访，如何保护她们的隐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苑苏文：对于保护未成年的隐私问题，首先要取得采访对象的信任，让对方相信我们是可以保护他们的隐私的。其次在发表的时候，不要发布任何真人的照片，也尽量不要发出任何可能定位到他们信息的东西。最后，在稿件中记者需要保证采访对象完全匿名，并且匿名尽量不要和本人联系起来。

我们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让成为新闻当事人的未成年人走出二次伤害。他们已经遭遇到厄运，又无法通过司法程序和有效的救济措施来获得公正对待，不得不诉诸媒体。当媒体的关注结束之后，他们要怎么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

黄子懿：作为媒体，我们需要保护采访对象的隐私。在接触采访对象时，我会严格保护他们的隐私，包括真实姓名、身份等等信息。

但很多时候，泄露她们隐私的往往不是媒体，而是其他人。我的稿件中引用过其中一个女孩的视频内容。有好事者找到了这些女孩的视频并且发布在了微博上。我知道了后觉得这非常不妥，势必会对女孩们造成二次伤害。于是我发微博私信该网友，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网友沟通能不能删掉这些内容。最后网友把短视频账号的相关内容全部删掉了。

Q：怎么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问？

黄子懿：我去探视姐姐的路上时，知道可能只有六分钟，甚至比六分钟更短的时间，所以一直在想要问她什么问题。最后我决定问她一些关键时间节点来核实信源。比如说她在某些转折点做了什么事情。我当时问她，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陪酒”是什么时候吗？第一次去外地又是什么时候？你又是怎么认识那些妹妹们的？最后还问你出来后想干什么？等等。

作为一个记者，我需要去核实这些关键时间节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提问时间很短，那么卡住关键的时间节点问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或许是不错的提问办法。

Q：怎么通过有限的采访材料在文章中进行故事化的叙述呈现？

苑苏文：首先最基础的——不能编。其次一切都要建立在调查和分析上。故事化叙述的前提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有真实性，面对事实性的材料，可以去核实；偏向主观性的部分如个人心理动态，一定要问清楚采访对象，可以提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的世界观有哪些改变”。

黄子懿：故事化的叙事需要建立在真实的采访基础上。面对有限的材料，建立一个完整的故事可能会比较难，所以采访很重要。

如果是传统的调查性报道，可以多方核实信源。但对于非虚构作品，作者可能会加上一些自己的主观判断。写报道的时候，可以自己决定信息的完整度。因为稿件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法律事实和新闻事实都不等于客观事实。但我个人认为写报道还是要靠扎实的采访，尽量不要用这种方式。

参考资料：

*文中周婷为化名

*封面图片来自等深线

原标题：《真实故事计划苑苏文&三联生活周刊黄子懿：祁东夜场里的女孩们报道经验分享 | 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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