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明处于长期危机之中了吗？

本文节选自《无意识的文明》，作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学家。1947年出生于渥太华，1972年获得伦敦国王学院博士学位，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出版作品覆盖小说、政治、哲学等领域，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另著有《全球化崩溃》《均衡论》《天堂食客》等十余部作品。

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索尔全方位勾勒了一种落入法团主义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权力的语言如何被设计来阻止交流？个体的合法性怎样被否定和破坏？市场、技术、全球化和金融如何被牢牢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技术官僚管理和技术官僚投机把我们拖入了怎样的危机？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索尔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种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我们的文明

处于长期危机之中了吗？

文 |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来源 | 《无意识的文明》

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我们的文明处于长期的危机之中。从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从每个角度出发，同样的危机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看待。我认为，这一危机是在1973年具有了其实际上的经济形式，当时，第一波政治危机导致了一场石油供应危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处于萧条之中。它不同于1929年的那种萧条，但另一方面，萧条总是各不相同的。我们的萧条一直被软化和平摊，这要感谢在1929年之后被社会逐渐放置到位的救生用具，其目的是，当这样一种灾难再次发生时，我们能有时间进行调整和采取行动。在1973年，情况确实如此。现在，由于我们在过去20年中无力招架由失业、债务、通货膨胀和不真实的增长所构成的坚不可摧的锁链，我们已随波逐流地越漂越远，进入了一片冰冷、不友善且令人困惑的大海。那些处于权威地位的人——那些不在水中的人——的最新信念是，肯定的答案是割舍掉那些救生用具。

这也许可被称作一种孩子气的行为。或者是一种无意识，它是如此彻底，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

这种信念何以成为可能？可以说，来自公共或私有部门的技术官僚内部的看法相对平静。这些地方的结构仍在扩大，尤其是在私有部门，尤其是在国际化的私有部门。技术官僚们已形成一种现在正支配着我们的社会的论点，依照这一论点，“管理”便等同于“行动”，就好比说“行动”等同于“制作”。他们将这一论点放置在一种新的经济神话的基础之上。这反过来要依靠这样一些东西：对劳务经济的赞美，金融投机的合法化，新的沟通技术的经典化。

可是，“管理”当然既不同于“行动”，也不同于“制作”。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有一种将主体的价值加于被授予之物的劳动；还有另一种不具备此种效果的劳动。”前者是“生产性”劳动，后者是“非生产性”劳动。斯密明显将管理放在了非生产性的类目之中。“一些在社会中最可尊重的等级中的劳动，如卑微的仆人的劳动，不会产生任何价值，也不会将自身置于任何永恒主题或可出售的商品中，或是在其中认出自己，这些商品在那种劳动成为过去之后仍在持续，并且为了它们，一种同等数量的劳动可以在那之后被促成。”

当然，斯密是现实的：“但是，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全部年产都被用于留住勤劳的人。各处的无所事事者会消耗掉其很大的一部分。”他的论点是，勤劳者会生产用来资助整个社区的财富。无所事事者——那些未从事“有用的劳动”的人——靠勤劳者为生。这包括心不甘情不愿的无所事事者——失业者。但他谈论的并不是他们。他们不处在会花费大量社会成本的地位上。

他首先指的是他所处时代的管理阶层——贵族、朝臣、专业人士、土地和财富的拥有者（他们以租金收入为生）、银行家，等等。换言之，他是在谈论我们的提倡技术专家治国的管理精英。它必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中的勤劳者能够支撑其中的多少部分？答案也许是，30％至50％这个比重——我们社会的管理阶层的当下水平——太高了；要在萧条中保持经济发展，与金融和咨询产业共进退的商业管理——它们全都极其昂贵，且日益如此——是比任何过度扩张的政府服务都远为重要的因素。

你们中的一些人会惊讶地发现，我正在援引亚当·斯密的话，他是市场崇拜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神明。好吧，我之所以要引用斯密和同属当代右派之次神的大卫·休谟的话，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想证明，我们时代居支配地位的理论家们将其论点建立在对斯密和休谟的非常狭隘的引用的基础之上。他们严重歪曲了两人的较为平衡的看法。对斯密和休谟的为时已晚的、工业的、全球性的运用（它们现在正强加于我们身上），与两人中的任何一位在一种近乎前工业的、非常地方化的情况下加以谈论的现实并无关联。

许多人吃惊地发现，在一个整体社会被长期的经济危机明显阻碍的时期，这一管理精英阶层仍在扩张和繁荣。其实没有理由感到吃惊。在面对其自身在引领社会方面的失败时，老于世故的精英们的反应几乎一成不变地相同。他们通过营造一种人为的内在幸福感来着手在自己与现实之间筑起一道墙。法国贵族、绅士阶级和商业领袖对自身的满意度在其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瓦解之前的几十年中空前地高。在一位又一位皇帝被刺杀、一个省接一个省被夺走之时，后罗马帝国的精英们却不断扩张，一心觉得自己非常重要。1914年之前的20年间的俄国精英们——传统领导阶层和新兴的、迅速扩张的商业阶层——处于持续的激情四溢的状态之中。

使这种隐秘的幻觉变为可能的花招之一是，精英集团的规模和繁荣允许它将一种人为的文明的幻象整体内化。因此，我们认真对待的只有来自其自身的数百个——实际上是数千个——专业部门。一切都转向了内部参考。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加以测量，以使增长、就业机会的创造或任何可以被生产出的东西的“数量”激增。世界上没有真理，真理是由专业人士测量出来的。

几个星期前，我与一个西方国家的一位财政部副部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他承认有那么多外面的人（他所说的这个词指的是精英集团之外的人）相信我们全都陷入了一场普遍的、无法控制的危机。许多人将某些责任归咎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疯狂的扩张，这些金融市场眼看着已经衰退为漫无目的的大量投机，而投机的对象是与真正的生产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与斯密所说的“有用的劳动”无关的——反复出现的各级别证券。那位副部长说，问题是，这些新兴的金融市场机制中的每一个在财政体系内部都有其作用。因此每一个都是有用的。这不只是一种投机练习。可是，他无法将这种财政体系与任何意义更为广泛的经济或社会理念联系起来。

他还说，他本人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一直表现出色，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出类拔萃。因此他很难相信，除社会边缘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竟然会有危机的存在。他的家人的成功也许与1929年之后安置到位的救生用具（他和其他人正在抛弃的那些使人免于溺亡的救生用具）有关；以及其他那些不如他和他的家人那么幸运的人也许依旧需要依靠帮助才能漂浮在水面上。以上两个事实超出了他对社会根深蒂固的、孩子气的想象。

我们人人都可以看到有关我们的危机的统计，正像这位副部长可以看到这一统计一样——统计数字清晰而无情。可是，在报纸上、电视上、谈话中，它们却与我们擦肩而过，仿佛它们不是事实。或者不如说，仿佛我们没有能力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THE END

原标题：《我们的文明处于长期危机之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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