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土耳其迎来首艘航母：与大选和外交同频共振的海军发展

“阿纳多卢”号航空母舰（TCG Anadolu）成为土耳其迄今为止的最大军舰。

据土耳其《沙巴日报》（Daily Sabah）4月10日报道，“阿纳多卢”号航空母舰（TCG Anadolu）正式列装土耳其海军，成为土耳其迄今为止的最大军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赴伊斯坦布尔参加交付仪式并发表讲话，高调宣称“阿纳多卢”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无人机航母（UCAV carrier），表示土耳其生产的“旗手”TB3型无人机、“红苹果”隐形无人机和“自由”轻型战斗机均可在“阿纳多卢”号上起降。

“阿纳多卢”号航母以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一世”两栖攻击舰为基础研制，该舰的70%由土耳其自主建造完成，融合了轻型航母、两栖攻击舰以及船坞登陆舰等三种大型战舰的特点，并且拥有后勤补给和远洋投射能力。“阿纳多卢”号全长231米，宽32米，排水量27436吨，最高航速约21节，航程为9000海里，可在海上航行50天。除了可以根据作战情况部署有人或无人作战飞机、各种类型直升机外，该舰至少能够容纳一支营级规模的部队，还可携带登陆艇，以及包括坦克、两栖攻击车、装甲运兵车、拖车等在内的共94辆各型车辆。

埃尔多安给予“阿纳多卢”号高度评价，称赞它能够使土耳其在世界每个角落开展军事和人道主义行动，成为巩固土耳其地区领导地位以及增强土耳其国际自信的象征。

首艘航母的服役加强了土耳其的海军能力，使土耳其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拥有国产航空母舰的国家之一，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民族自豪。近年来，土耳其在“蓝色家园（Mavi Vatan）”主义的影响下，愈发重视海洋权益，重视海军建设。伴随海军实力的整体上升，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周围海域的表现日益强势，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毋庸置疑，土耳其是具有海权抱负和雄心的国家，这是由其历史经验与地理环境、国内与国际因素所决定的。

海权与土耳其的历史兴衰

土耳其三面环海（南濒地中海、北临黑海、西接爱琴海）并扼守黑海海峡（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三部分组成）的地理环境特征决定了海洋直接攸关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历史上，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曾经建立过区域性海上强权。绰号“冷酷者”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征服马穆鲁克王朝，奠定海上帝国的基本结构。苏莱曼一世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张海上霸权，1538年，奥斯曼海军在“普雷韦扎海战”中击败意大利、西班牙、威尼斯等国组成的欧洲联合舰队，堪称其巅峰之战。该时期从克里米亚到也门的海岸地区和重要岛屿全部并入奥斯曼帝国境内，建立起以地中海东部为中心，黑海、波斯湾和红海为外围的帝国海域势力范围。

然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并未将其处于鼎盛的海军力量投入远洋竞争。1571年，奥斯曼海军在“勒班托海战”中遭遇惨败，是其海权衰败的开端，此后其只能在地中海勉强维持与西班牙的竞争。17世纪后期，来自黑海和地中海两个方向的压力又使其腹背受敌，尤其是1683年维也纳之战的失败以及1699年《卡洛维茨条约》的签订，导致帝国及其海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塞利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曾尝试推动奥斯曼海军的现代化改革，但成效有限。1827年和1853年，帝国海军又先后遭遇惨败，从而丧失了东地中海和黑海海权。一战结束后，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色佛尔条约》，帝国瓦解的同时，海军也名存实亡，条约规定只能保留七艘单桅帆船和六艘鱼雷艇。丧权辱国的条约激发了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在奥斯曼帝国余烬中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充分认识到海军和海洋对于土耳其的战略意义。1924年，凯末尔在黑海巡航中强调：“没有海军就没有安纳托利亚，强大的海军对于土耳其的防御至关重要，海军也将成为我们政策的有力支持。”1937年，凯末尔在大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指出土耳其三面环海，地理位置优越，有能力建设“最先进的海洋国家”。凯末尔时代先后收复了领海主权和黑海海峡主权。同时，重视海洋工业和贸易，全力支持海军部建设。冷战期间，凯末尔的海权雄心因加入北约而受到破坏，囿于北约的战略安排，加之经历武器禁运、战略威胁、三次政变等，土耳其海军始终远离公海。

从历史实践来看，土耳其作为三面环海的“边缘地带”国家，如何利用海洋是其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海权论的创始者马汉对海权的断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夸张性，但海权的确是推动国家乃至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海权式微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重陆轻海的战略抉择致使奥斯曼帝国错失海权发展的历史机遇，留下土耳其近代史上惨痛的历史记忆，这也成为刺激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发展海权的经验教训。

土耳其冷战后的海权战略取向

冷战时期，土耳其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阻止苏联海军南下地中海。尽管在此期间希腊和塞浦路斯因素对土耳其海军的定位产生动摇和影响，但真正实现突破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土耳其周边海洋安全环境，使其有余力拓展海军活动空间。

1997年，土耳其发布名为“走向公海”的海军战略文件，该文件中地中海和黑海被定义为重要海域，并且强调密切关注大西洋、波斯湾、红海和里海等海域动态。文件指出土耳其应该扩大海军规模，确保海上运输路线畅通，并在周围海域明确展现存在。与此同时，土耳其海军推出“国家军舰计划（MİLGEM）”，旨在自主开发建造一系列多用途护卫舰、护卫舰和驱逐舰，用于侦察、监视、预警、反潜战、地对地和地对空以及两栖作战。

进入21世纪，世界在整体走向海洋，很多国家在群体性崛起，土耳其也不例外。2001年，在土耳其的倡议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六个黑海沿岸国家建立“黑海海军合作任务组（BLACKSEAFOR）”；2004年土耳其又发起“黑海和谐行动（Operation Black Sea Harmony）”，目的在于加强黑海沿岸国家的多边合作和维护黑海安全，减少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干预。2006年，土耳其启动“地中海之盾”行动，声称是为了确保东地中海地区的能源安全以及打击海上非法活动，实际上还有与塞浦路斯争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另一层考量。

2010年，土耳其成立以执行海外作战任务为主的海军任务组（TDGG）。2015年，土耳其发布新版海军战略文件，强调“海上强，则国安；海上存在，影响世界”的原则，进而提出建设“中等规模的具备全球海域投射能力的海军”目标。随即土耳其于2016年开启了“阿纳多卢”号航母的建造工程。随着在卡塔尔和索马里的海外军事基地落成，加上在亚丁湾的常态化护航行动，土耳其海军事实上建立了在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波斯湾等重要海域的战略存在，而且在红海地区有进一步扩大趋势。

2019年以来，土耳其与塞浦路斯和希腊的海上争议，以及出兵利比亚之举，引发东地中海局势紧张。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强硬表现及其背后的“蓝色家园主义”被各界广泛提及。“蓝色家园”是土耳其海军上将吉姆·古尔德尼兹在2006年所提出的海洋战略理念，核心要义是通过强大的海军实力和明确的海洋战略规划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近年来成为影响土耳其海洋实践的重要因素。随着土耳其国防工业投入的不断增加、海军舰艇数量和吨位扩大、海军作战半径延伸，土耳其海军已经成为安纳托利亚周边海域举足轻重的海上力量。据世界现代军舰名录（WDMMW）数据显示，土耳其海军在2023年全球海军力量排名中位列第十。

总的来看，土耳其海军最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从沿海威慑力量向远洋投射力量的转变。在建设发展方面注重独立自主，在军事目标方面追逐战略威慑，在活动空间方面寻求世界存在。从本质上讲，它体现了土耳其政治军事精英在“战略纵深主义”“蓝色家园主义”理念下的地缘政治世界观，这也是某种程度上对凯末尔海洋大国梦想的继承。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海军发展与土耳其外交政策同频共振，具体表现在：中东剧变前，土耳其海军主要作为多边合作的主要抓手；中东剧变后，土耳其海军成为积极进取战略的重要支点。当然，海军建设并非土耳其海洋战略的唯一构成，在海洋能源资源开发、海洋经济、海洋运输等方面也取得了发展突破。

“阿纳多卢”号服役背后动力及影响

近代西方殖民者剥夺土耳其主权的记忆始终萦绕在土耳其人的政治想象中，土耳其海军是勾勒这段记忆的重要表征。尼古拉斯·丹佛斯指出：“《色佛尔条约》在西方世界已基本被遗忘，但它在土耳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土耳其助长民族主义偏执，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色佛尔综合征’”。它时刻提醒着土耳其关注国家主权和安全，防范内部和外部敌人。目前土耳其即将迎来建国百年庆典，同时也将迎来新一轮总统大选，“阿纳多卢”号航母在此时服役被赋予更多意义。

第一，国内政治考虑的推力。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已逾20年。目前土耳其面临通货膨胀、经济疲软、地震灾后重建等困难，以共和人民党为首的六个党派组成“国家联盟”并正式提名凯末尔·克勒赤达罗卢参与总统竞选，给寻求连任的埃尔多安带来挑战。此前，在2019年进行的土耳其地方选举中，执政的正发党已经遭遇过重大挫败，丢失了执掌多年的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等关键城市的控制权。2月6日土耳其发生大地震以来，埃尔多安和正发党保持了低调的竞选姿态，参加“阿纳多卢”号航母入列仪式是其为数不多的公开活动之一。

埃尔多安从2010年左右开始打造“新土耳其”的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建设“土耳其世纪”的愿景，战略自主和民族主义是其核心内涵之一。目前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MHP）组成“人民联盟”，号召为了土耳其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紧密团结起来。航母和海军是理想的催化剂，从凯末尔时代开始，土耳其海军便与民族主义密切绑定。“阿纳多卢”号航母是土耳其海军百年发展的缩影，是正发党执政成就的重要体现，也是土耳其综合国力的展示。土耳其建国第一百个年头，首艘航母入列服役，能够最大程度激发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凝聚力，为埃尔多安赢得选票和巩固选民的支持，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土耳其的国家自信和国际地位。

第二，国际政治环境的压力。俄乌冲突延宕一年有余，安纳托利亚周边海域局势不容乐观。在黑海方向，实际上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就打破了黑海的战略平衡，俄罗斯在黑海的实际控制范围扩大。2016年，埃尔多安呼吁北约盟国采取措施，防止黑海变成“俄罗斯湖”。不过土耳其既希望北约在黑海发挥一定牵制作用，又担心北约过度介入黑海，矛盾心理背后反映的是渴望战略自主。俄乌冲突中，土耳其在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西方之间保持平衡，暂时维护了黑海海域的相对稳定。长远来看，航母入列海军将缩小土耳其与俄罗斯在黑海的海军实力差距，减少其对北约的依赖。

在爱琴海方向，土耳其与希腊争执不休，甚至出现军事对峙。有报告称，希腊一直在扩大其军备计划，计划进一步加强在克里特岛的军事存在，准备将苏达湾改造成希腊海军的“永久基地”。近年来希腊海军先后订购了七架MH-60反潜直升机、三艘“贝尔哈拉”海军护卫舰、六架阵风战斗机等。为了突破希腊岛链的抵近封锁，土耳其与其展开军备竞赛，“阿纳多卢”号航母即是土耳其做出的最强回应。

在东地中海方向，油气资源开发激化地缘政治风险。本来土耳其在该区域就与塞浦路斯和希腊存在主权争议，随着塞浦路斯不断推进海上油气资源开发，专属经济区划分重叠问题凸出，区域内矛盾已呈激化态势，短期内难以化解。埃及、希腊等六个国家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以来，土耳其事实上处于被孤立状态。

美土关系日趋复杂，双方关系从传统盟友向“模糊盟友”转变。尽管美土之间的战略依赖依然存在，但库尔德问题、居伦运动和2016年未遂政变、土耳其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导致美土关系严重倒退。如今大选在即，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与反对党领袖凯末尔·克勒赤达罗卢会面，埃尔多安对此表示愤怒，表示即将举行的选举应该是“给美国上一课”。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近日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青年交流时也批评了美国干涉土耳其选举。

受美土关系转冷影响，“阿纳多卢”号航母暂时无法配置垂直起降的F-35型战斗机，转而使用土耳其本国自产的无人机，实属无奈之举。但是在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军事装备的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成为大势所趋，“阿纳多卢”号无人机航母的发展路径或许是一次有益尝试，帮助土耳其探索出一条适合其自身海军发展的道路，这也有助于其提升国家战略自主性。

据了解，土耳其第二艘航母“色雷斯（Trakya）”号也已列入建造计划中，届时土耳其将成为拥有双航母的国家。从命名方面看，安纳托利亚（土耳其语称阿纳多卢）和色雷斯正好是构成土耳其领土的两大板块，航母寄托了土耳其百年海权梦想。然而在土耳其目前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海军建设与海权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如何做到海权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其建国百年之际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此外，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土耳其始终面临来自陆地和海洋两个方面的安全压力，如何在陆海发展上保持平衡，避免奥斯曼帝国悲剧的历史重演也是其必须考虑的。

（曾卓，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