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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悲剧：蒙让夫人的反抗与微观史中的巴黎夫妇

[法] 阿莱特·法尔热

2023-05-04 12:30

【引言】1775年，整个巴黎都充溢着愤怒的情绪，蒙让夫人也是如此。蒙让夫人，一位手工匠人的妻子，像那个时期大部分的家庭主妇一样，把时间都花在缝制衣服、照顾家庭和孩子们上；启蒙时代来临，她身体中似乎有一部分意识觉醒了：她也想像贵族一样生活，也想花时间让自己更美，也想去享受感官的陶醉。从丈夫的角度看，妻子变得虚荣、堕落，他用日记记下了夫妻之间的争斗过程，让我们得以一窥法国大革命前夜，一位巴黎普通女性对家庭生活的反抗。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日记，它展示了一段动荡不安的生活中的片段。它只是一段片段，这是否意味着它就没有任何代表性呢？至少，它是一个标志。日记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只字不提，却近乎偏执地日复一日记录着日常生活，初见平淡无奇，却渐渐地呈现出高明的心理战，这场战争发生在一个惊人的封闭的社交圈中，关系到十几个人。任何读者都能感觉到，理解日记中的故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辨认出数百次的来来往往，辨别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吃的午餐，理清楚蒙让夫人与某位朋友的相识——这些人已准备好参与到她的欲望与梦想中。还不仅仅是这些。有时，蒙让的笔下带着担忧，好像一直屏着气一样，会让我们有所怀疑，觉得他不可能编造出这么多的细节，如果这些不是事实的话，就不会如此清晰准确、多彩而具体。这些事件虽然难以捉摸，不好解释，但不意味着它们是无法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事件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描绘出了如此不同寻常、让人气喘吁吁的生活节奏，这需要我们屏息关注每个人的行为，同时也要对这一生活方式提出许多疑问。

从食材到厨师准备的饭菜，再到蒙让裤子上的小洞等等，这些数不清的细节是否有历史上的意义？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都是琐碎小事，其实不然——人类学家和作家，比历史学家更在意这些日子中的鸡毛蒜皮。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朝着细节的方向去探索，这是一场不寻常的赛跑。从研究情感史的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开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以及其他许多人也参与进来了。作家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的《显微人生》（Les Vies minuscule）冲破了小说与历史的束缚。早在他之前，我们还能想到作家米歇尔·莱里斯，他在《非洲幽灵》一书中写道：“把特例推至最后才能达到整体，把主观性最大化后，我们才能摸到客观性。”当时这一著作几乎是反传统的。后来有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还有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从而兴起了微观史学。

女帽制造商（弗朗索瓦·布歇绘，1746）

“即使是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也可以作为正面或负面的代表，因为它可以划出每个人潜在的可能性的范围。”在这句话中，我们想要反对的是，每个人的潜在可能性只能在一个时代内、在一个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观察，否则就没有意义。

当福柯等人写下《我，皮埃尔·里维耶》（Moi ，Pierre Rivière）时，其中提供的详细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在叙述中带入动作和对话，而这些寻常的东西因被认为不够重要而通常没有立足之地……这样一来，如此叙述便可以将熟悉转化为杰作，将日常转化为历史。此外，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虽然频繁出现且单调——必须是独特而非凡的。”

我相信，只要福柯理解其中发生的事，他肯定会“喜欢”这部家庭闹剧。他不会厌烦蒙让夫人那些相似、单调、坚定、自信正确的话语，还有那些频繁出现的、雷同的事件。他一定会震惊于这些私人又非凡的细节，虽然完全没有透露出任何政治和社会背景，但他会明白，这些细节编织出了一段真正的历史。因为它们既表达了女性的挫败感，又表达了人们对提升社会地位的渴望。他们面对的是越来越浮夸的奢侈之风，尽管后者在世纪末将受到威胁。总而言之，这像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手工匠人蒙让想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蒙让夫人拒绝社会与时代赋予她的角色，试图逃离，身份却一再降低——她的社会地位没有晋升，反而一落千丈。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她逐渐降低社交标准，有着跌入社会底层的危险。最终，陪伴她、与她一起散步的是一个萨瓦人和一个厨师，因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她时常遭到拒绝，这不禁让人感慨万分。

当财富成为一个人无上的功德、唯一的真实的时候，他整个人就会发生变化，衣装也随之变化。人们装模作样，十分可笑，正如圣西尔在《世纪景象》中所说：“城里人是模仿宫廷中人的猴子。”蒙让夫人便是如此，她毫无品位和礼节，模仿着那些虚荣的交际花。

“时尚的激流不受控制而又多变，旋涡般席卷而来”，侵蚀着君主制的先验的合法性。人们不做政治上的阶级斗争，而是用衣装、肖像画、午餐和看戏等标准来判断、衡量对方。蒙让夫人投身于这一潮流，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失败，她的生活也逐渐变得支离破碎，她所珍视的外貌也是如此。她多次呕吐，面容憔悴，而蒙让的生活也不再令人羡慕。

这段历史反映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状况，充斥其中的细节证明，那些在众生与事件最深处探索的人是正确的。各个独特的人物形成了一个集体。即使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动作、习惯、嗓音，有着温柔、激动和健谈的时刻，他们彼此间也都有交集（共同点）。我们在每个阶段、每个步骤、每个诉求、每个请愿中都能看见冲突，冲突实际上超越了家庭空间，成为了政治范畴的现实——当时的编年史学家有时喜欢提出这个问题，如雷蒂夫（Restif de la Bretonne）、梅西耶，甚至书商西梅翁-普罗斯珀·阿迪（Siméon-Prosper Hardy），他在自己的日记《我的爱好》（Mes loisirs）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人们——特别是女人——想转变自己的角色时，就等于想破坏现有的秩序。这不就是反抗的开始，也正是反抗的本质吗？其实正是浮夸的奢华压垮了那些想享受奢华的人。在这段时间里，手工匠人蒙让在踟蹰中试图承担自己的责任，拼命地工作，尽管他冲动而坚定的妻子屡屡令他分心；蒙让夫人的诉求更多的是“尽可能地玩乐”，而不是女权主义者的态度。除非在这个启蒙时代中，享乐与女权能以某种方式交会。

蒙让夫妇间的差距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改变了我们对当时的工匠夫妇及他们的孩子的看法。邻居注视着他们、评判着他们。因为是潜在的顾客，左邻右舍在经济市场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手工业界传统的婚姻承诺被打破了，所以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蒙让夫妇的圈子如此封闭，只有少数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与他们利益相关，却谈不上忠诚，其中一些朋友有时表现出同情，希望他们和解，但转天就背叛了自己的承诺。在这里，历史正在萌芽，尤其是男性/女性的历史，其中的每个人都在寻找、探索自己的角色，尤其是蒙让夫人。

我们再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那就是马车的使用。每天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坐着马车来，叫辆马车出门，深夜再乘着另一辆马车回来。马车费用很高，蒙让、德利尼、用人们都反对叫车夫这一便利之举，但是为什么蒙让夫人总要乘坐马车呢？梅西耶和其他许多人都说过：马车和车夫对富有的人来说算不上什么。事实上，再往下一点的社会阶层，人们使用的是一种叫“杜尔哥车”（Turgotine）的马车［加布里埃尔·德·圣奥宾（Gabriel de Saint-Aubin）的画中曾出现］，车上的乘客都挤在一起，站在泥泞的木板上。虽然马车比较舒适，但远谈不上奢侈。然而，马车实际上是一种标志，代表着蒙让夫人对权力的渴望。蒙让自己解释过，为了节省马车费用，他选择徒步去日索尔看望妻子的父亲。

这些细节令人颇费思量：蒙让夫人眼中的马车并不等于丈夫眼中的马车。它首先是一种出行工具，贵族出行全都乘坐马车，当然，他们乘坐的是四轮豪华马车；其次，若要多结识一些人，它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在这一前提下，马车是载着蒙让夫人“出行”去寻找乐趣，却只是“运送”蒙让去工作。这不是一回事。对此类态度的感知和理解，与一些社会学家所推崇的“统一心态”背道而驰。

从这段文字出发，我们还可以尝试理解人类学家阿尔贝·皮耶特在其《行为民族志，细节的观察》一书中的劝告。“记录生活的流动，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心情、感受和情绪，捕捉当下的体验，比如一种义务或约束、一种策略、一种自由。”

男人和女人不仅仅是他们文化的产物，他们的声音、姿态、行为乃至他们的“犹豫不决”都是故事甚至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但它们的多样性决定了各种类型的历史事件是否得以发生。即使个体“完全被集体表征、集体情感所掩盖”，个体意识也始终存在。

读日记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群体的范围之小：一家人，两个用人，四五个朋友——有的朋友还随着时间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与其他手工匠人相比，他们的社交真的很少。让我们回忆一下1750年发生了什么——根据条令，警察决定抓捕巴黎街头的流浪者，简单地说，这之后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动。暴动的爆发自有其原因及发展逻辑，当然，暴动中也肯定会有人伤亡。人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反抗警察的恶行，有的父母去监狱给孩子送汤，没有孩子的男男女女去“拍打”监狱的门。在这里，我们读到了父母对子女、对子女教育的关心，也读到了他们面对不公时的反抗。“集体总是把信仰留给个人”，这并没有毁掉集体或个人的信仰，相反，却把它们编织在一起，创造历史。

蒙让夫人的个性中之所以会有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些特征，是由于她个人身上的悲情因子、她对社会的完全不理解以及她生活在冷漠中的事实共同造成的。对她来说，发生在巴黎这片土地上的集体情绪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她并不是与世隔绝，因为她非常了解豪门贵族的生活习惯，但她根本不知道如果自己试图融入这个环境会有什么后果。父母、兄弟、姐妹、用人，谁也管不了她，没有人能跟她讲得通道理。她想模仿贵族的所有行为习惯，而这注定是无法实现的。有些习惯甚至是她想象出来的，她连模仿都不知从何下手。但她已经沉浸在一种对奢华生活的幻想中，打开那扇她想体验的世界的大门。

这群人居然还想要决斗。决斗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贵族的男子气概，而他们最后却以一种悲惨的方式收场。在当时的社会中，决斗是贵族姿态登峰造极的一幕，而这群人为了不按时参加决斗而躲避、失约，最后甚至挥舞起棍子，简直是讽刺。参与这场决斗的人与“真正的决斗者”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他们自己也感到耻辱，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以互殴和喝酒来发泄。这场战斗展露出了人们对另一种社交准则的极大渴望。

我们可以认为，决斗是这部“史诗”的关键时刻之一。日记中一切都是摇摆不定的，没有规则可言，而要使决斗成为凝结着荣誉与血的约定，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决斗是被明令禁止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决斗，然而这场决斗还是发生了，而且是在双方意图不甚明了的情况下发生的。

《裁缝、工具》（狄德罗《百科全书》，1763）

日记中有基于集体表征的个体逻辑，但这些逻辑会碰壁，因为它们属于另一个我们无法到达的世界。正如阿尔贝·皮耶特所说，“在情境中看人”。蒙让夫妇所建立的关系对他们二人来说意味各不相同，在他们关系的中心，“两个人（有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在这段关系中，蒙让夫人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

她所遇到的那些人，只是她所渴望的世界的苍白复制品，是能让她高兴一时的代用品，能给她的生活带来一丝甜蜜，却不意味着她进入了上流社会。所以，我们能理解她近乎“病态”（如果这个词还没过时的话）的焦躁，理解她对家庭、父母姐妹和孩子的不适应。她想成为的那种“女主角”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在女性工作上的看法。

在乡下体验过悠闲、无所事事的生活后，工作对她来说就意味着失败。她这种态度其实有点复杂，复杂之处在于，今天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思想的解放，但是如果我们跟随她的步伐，观察她每天的生活，聆听她成百上千次重复过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她蔑视的其实是手工行业。

在想要摆脱困境的过程中，野心勃勃又善变的蒙让夫人达到了她自身情况的极限。她的生活中，工作变得无趣，孩子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照看，她的渴望因自身条件和声誉而受阻，她想逃离这样的生活，却因无力摆脱社会生活规则的束缚而无法逃离。旧制度造成了差距，而她的悲剧正是这差距造成的。蒙让则没有逃避，他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确保体面地赚取财产。这种状态有可能让人想到包法利夫人或其他人物，但蒙让夫人的生活远比她们简朴。她的厌倦来自“不是自己想成为的人”，根植于她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渴望中。

与福楼拜虚构的人物截然不同，她被围困在自己固守的渴望中，她寻求的是陶醉与兴奋，而不是激情和情欲的升华——在转向浪漫主义前，这是难以想象的。厌倦是她烦恼的原因，但烦恼的形式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自然会想起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笔下的人物，或者20世纪60年代的资产阶级女性，她们被关在家里，没有工作，没有激情，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话语，翻来覆去地想同样的事情。当与她同时代的女性清楚地意识到无形的社会等级界限并陷于绝望之中时，蒙让夫人希望能逃离自己的身份地位，以摆脱这种萎靡的状态。

不得不说，我们在日记中第一次读到“应由男人来养活女人”时，就感知到了一种反转角色的欲望，一种对男性主导权的挑战；其实，这也是在讲一个女人对于没能如愿成为伟大而被认可的自己的厌倦。我们必须注意不能对蒙让夫人做出过于现代的解读，因为这种解读会扭曲文中隐约出现的历史进程。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更加沉重而频繁出现的问题，那就是由贵族的奢华所带来的社会等级的上升问题。如果不仔细考察社会分层和奢华之风盛行的现象，我们可能无法构建正确的分析结构，遑论深入分析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想要思考蒙让为什么要写下长篇日记。他几乎是一气呵成，对我而言，他并没有享受到任何写作的乐趣，甚至也不想让本来就很琐细的东西变得“更细微”。我想沿着一个受伤男人的艰辛之路，从史学的角度记录具体的情况，记录其中这一单纯个体和他周围的人的行为和思想，记录他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对他人的看法和羡慕之情。我试着剖析入微，研究其中是否有社会同质性，以及社会抱负是否可以转变或打乱局面，而这些局面，我们有可能认为它们是与难以捉摸的同类模式密切相关的。从古至今，个人的反抗总是出现在不同的生活间隙中。

这本日记有着电影般的快节奏，历史学家必须尽量以同样的速度“转动影片的胶卷”，否则将永远无法知道社会政治的真实情况和复杂性。忽视它们就是否定我们的现在，更让我们无法迎接未来。

历史不是为了能够描述蒙让家无数次的生蚝大餐，也不是为了描述蒙让夫人腮红的颜色，而是为了渗入人们生活最细微的行为和意图中，为了不再用“那些人……”这种频繁出现的话语来形容那些面目模糊的普通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存在、行为和话语也能展现出一段历史，然而我们很少在丰富而多样的历史中花时间去讲述他们的故事。瓦尔特·本雅明认为，这是历史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