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苏丹乱局的由来与前景；以色列的争议与抗争

苏丹乱局的由来与前景

当地时间2023年4月15日，苏丹武装部队同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在首都喀土穆地区激烈交火。4月23日，即冲突爆发仅一周后，美国特种部队用直升机撤离了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其他外国公民则乘坐匆忙安排的紧急车队逃离了这座城市。苏丹事实上的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将军与其全副武装的对手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将军（Mohamed Hamdan Dagalo，又名赫梅迪Hemedti）之间的混乱对峙仍在进行，目前尚不清楚各国的外交官们何时返回。

4月27日，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世界和平基金会执行主任亚历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发表题为《苏丹陷入混乱：华盛顿及其阿拉伯伙伴必须做些什么来阻止枪战》的署名文章评述这一事件。

当地时间2023年4月28日，苏丹喀土穆，冲突仍在持续，人们在客运巴士旁等待离开。

德瓦尔认为，苏丹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暴徒的枪战，而世界正在逃离这个国家。这是对一场可怕战争的合理第一反应，因为这场战争的双方已经在首都的街道上使用了该国最重型的武器。武装直升机和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战斗在街道肆虐，居民们一直躲在家中，许多建筑物沦为瓦砾。供水已被切断，电力时断时续，医院陷入危机。一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面包店营业，没有食品供应，也没有市场。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三名工作人员被杀后，停止了在那里的工作，而援助设施被洗劫一空。

外国人逃离苏丹也反映了一个更黑暗的现实：美国及其阿拉伯和欧洲同行急于拯救他们的国民，但在停止战斗和帮助苏丹人方面只做了半心半意和姗姗来迟的努力。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迫使冲突的两位铁腕人物从25日零时起停火72小时，但停火很快就被打破。华盛顿和利雅得曾与阿联酋和英国一起组成了四方政府，支持与布尔汉和赫梅迪进行谈判，两位将军在2021年共同发动政变，而四方政府致力于恢复该国的民主统治。然而，四方政府并没有阻止将军们陷入致命的决战。几年前，这个国家似乎还处在人们期待已久的民主过渡的边缘，现在却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内战。

与西方国家一样，该国的阿拉伯邻国和非洲邻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这场冲突是一场灾难。未能阻止这一进程是对多边秩序的毁灭性控诉，尤其是对本应引导谈判的四方。如果苏丹陷入全面战争的局面不能很快停止，那么国际撤离的原则——各扫门前自家雪（everyone for themselves）——将成为当今的主流。

德瓦尔接着分析了苏丹国内的复杂局面，即深层国家对抗雇佣武装（The deep state VS. The hired guns）。他写道，作为苏丹敌对派系的领导人，布尔汉和赫梅迪可能最好被理解为盗贼统治卡特尔（kleptocratic cartels）的老板。布尔汉是苏丹武装部队的首领，他自封为苏丹最高行政机构——主权委员会主席，并将自己描绘成国家元首。2019年4月，他率领一个由将军组成的阴谋集团，推翻了他们的导师、在该国执政29年的独裁领导人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军民权力分享安排（a civil-military power-sharing arrangement），该安排本应引领该国走向民主。赫梅迪是一个同谋。但在2021年10月，以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为借口，两人推翻了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Abdalla Hamdok）的文官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

从那时起，布尔汉的领导就很难鼓舞人心。他明显缺乏魅力和活力，其公开表演也乏善可陈。但他的权力基础包括重要的军事和企业利益，苏丹民主人士喜欢称之为“深层国家”——这是一个裙带资本主义公司的网络，从伊斯兰主义者和情报官员拥有的银行和电信公司，到军方自身掌握的武器制造、建筑、农业和运输等领域的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布尔汉发动政变之际，正值文官政府的反腐败部门——权力消除、反腐败和资金回收委员会——即将公布其对军方附属公司腐败的调查结果。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突袭委员会的办公室，并没收其文件。

布尔汉的军事实力值得商榷。苏丹武装部队（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与职业军队有着似是而非的相似之处，并掌握了关键性的苏丹空军。布尔汉与埃及有军事协议。但是苏丹武装部队很少在持续的军事行动中获胜——在苏丹南部、达尔富尔和努巴山的战争中，它有很多机会证明自己的勇气，但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其军官队伍主要来自该国的精英阶层，但其步兵来自较贫穷阶层和长期被边缘化的国家边缘地区，士气历来低落。

尽管如此，布尔汉还是受益于他与前巴希尔政权成员之间的联系。老巴希尔的效忠者把布尔汉视为他们重掌政权的最佳选择，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许多苏丹人认为他们参与了布尔汉与赫梅迪的斗争。冲突发生一周后，该国监狱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许多旧政权的追随者被释放，并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布尔汉。（有报道猜测说，被拘留在一家军事医院的巴希尔也在其中，尽管没有得到证实。)如果布尔汉获胜，他很可能会恢复其前任那样的独裁统治。

布尔汉的对手赫梅迪也有自己的重要优势。作为独立于军队指挥的强大国家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Rapid Support Forces）的指挥官，赫梅迪在2019年罢免巴希尔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布尔汉在快速支援部队的正式副手，他表现出的雄心和精力使他的上司黯然失色。他还经营着一个快速发展的商业帝国，并培养了自己与外国势力的关系。现年40多岁的赫梅迪从臭名昭著的达尔富尔阿拉伯民兵金戈威德（Janjaweed）中脱颖而出。20年前，当巴希尔意识到苏丹武装部队无法击败达尔富尔的叛乱分子时，他转向了他久经考验的廉价反叛乱部队——部族民兵。金戈威德在达尔富尔的村庄里烧杀抢掠、大肆屠杀，美国政府称之为种族灭绝。赫梅迪的部队是最有能力的部队之一。2013年，巴希尔不顾参谋长的反对，将他们正式命名为快速支援部队，参谋长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的是其与苏丹武装部队分庭抗礼。当平民抗议升级时，巴希尔要求赫梅迪——他称之为他的“保护者”——让他的战士驻扎在喀土穆，最终遭到了反噬。

赫梅迪15年的职业生涯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军事企业家的能力。在达尔富尔，他的军队占领了该地区的手工金矿，击败了敌对的指挥官。他还证明了自己在与当地酋长和民兵领导人打交道方面的娴熟技巧，这些人把自己的忠诚售给出价最高的买家。他还与主要的地区大国建立了联系，将快速支援部队租借出去，代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也门作战，并与所谓的利比亚国民军（Libyan National Army）司令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Khalifa Haftar）以及隶属于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私人军事公司瓦格纳（Wagner）建立了联系。尽管快速支援部队被称为来自穷山恶水的恶棍，然而它久经沙场、纪律严明、武装到牙齿。

在巴希尔政权倒台后，赫梅迪利用喀土穆当局的混乱扩大了他的家族商业帝国，并把自己描绘成弱势群体的捍卫者。他精力充沛、投机取巧，用苏丹西部的方言说话，吸引该地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社区，招致城市居民的蔑视甚至嘲笑。虽然他最初支持布尔汉，但也与保守派保持距离，称2021年政变是一个“错误”。近几个月来，随着与布尔汉决战的迫近，赫梅迪在平民政党中寻求盟友。他辩称，他是唯一一个可以阻止像巴希尔这样的政权回归的人。然而，如果他和快速支援部队取得胜利，可能的结果是一个盗贼统治的民粹主义领导层，对补救该国不断加剧的失业和饥饿危机毫无作为。

德瓦尔随后回顾了苏丹民主脱轨的历程。他认为，当前的战争标志着对2019年苏丹革命的痛苦逆转。在进行了几个月的大规模抗议后，布尔汉和赫梅迪帮助推翻了巴希尔政权，这似乎是非洲之角确保非暴力民主过渡的难得机会。事实上，自老布什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试图除掉巴希尔，他曾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多年来在苏丹接待“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并在苏丹南部和达尔富尔犯下冷血的暴行。此外，苏丹革命的持久遗产之一是普通人民的勇气和毅力。正是他们在2019年4月的和平行动推翻了该政权，两个月后，面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对120多名抗议者的大屠杀，他们仍然不屈不挠，这迫使布尔汉和赫梅迪同意成立一个由文职总理组成的过渡政府，最终实现自由选举。即使在2021年政变之后，苏丹人民的勇气，以及所谓的抵抗委员会持续不断的抗议，使得两位将军不可能宣称其合法性。

但那些平民只能靠自己了。虽然华盛顿及其欧洲盟友对苏丹的民主派表示钦佩，但他们的支持是空洞的。2019年7月，在担任平民政府总理的几周前，经济学家阿卜杜拉·哈姆多克表示，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制止该国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他只有做到这点才能获得政治杠杆，以对抗将军们对经济的控制。当时在和本文作者的一次谈话中，哈姆多克表示他不想最后成为街角商店的收银员，而黑帮老大们在后面的房间里进行毒品交易。事实上，当他沦落到这种地步时，西方大国基本上都袖手旁观。

当哈姆多克宣誓就职时，他发现特朗普政府已将其在非洲之角的政策委托给了其在中东的盟友：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些政权都不希望看到阿拉伯世界发生民主革命，他们都更愿意直接与自己喜欢的将军打交道。就美国而言，华盛顿没有解除制裁或提供债务减免——这些行动本可能给哈姆多克带来稳定经济的信誉，以及拆除军事商业联合体的影响力。相反，美国支持了一项交换条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会见了布尔汉，苏丹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the Abraham Accords），美国取消了将苏丹政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称号。制裁最终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几天被解除——至少晚了一年。

但美国政府的冷漠并不仅限于特朗普政府。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坚持认为，现任苏丹政府应该赔偿“9·11”事件和美国军舰科尔号爆炸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因为巴希尔在上世纪90年代曾接待过“基地”组织，这些案件都在法庭审理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2021年政变之后——布尔汉和赫梅迪几个小时之前还在向美国特使杰弗里·费尔特曼（Jeffrey Feltman）保证他们不会这么做，随后马上食言——拜登政府决定继续奉行低功率接触政策（a policy of low-wattage engagement）。费尔特曼不久后离职，美国国务院拒绝对这两位军阀各自的商业帝国实施制裁。即使世界银行的援助计划被暂停，饥荒在苏丹人口中蔓延，将军们自己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相反，美国及其四方伙伴鼓励将军们在联合国、非洲联盟和由八个成员国组成的东非贸易集团——政府间发展组织（the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的推动下，就一项新的过渡安排进行谈判。调停人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由苏丹领导的进程，这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看到，这个进程也需要高级别的国际监督人。此外，公民革命缺乏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谈判。（在政变后被拘留的哈姆多克签署了一份不幸的协议，以恢复其职务，但当他发现自己不会有什么重要权力时，立即辞职了。）这场由地方委员会、专业协会和政党组成的运动很容易出现分裂，两大军阀孜孜不倦的分而治之更是推动这一趋势。尽管如此，谈判还是促成了一项框架协议，该协议于2022年12月签署，旨在建立一个新的文官政府，并为两年后的选举制定了时间表。

但谈判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将军们自己的军事派系。理论上，该协议应该将赫梅迪的快速支援部队和其他前反叛组织整合起来，组建一支单一的国家军队，同时削减军队工资，使军队专业化——所有这些都是安全部门改革的重中之重。包括西方国家退役军官在内的许多国际专家都支持这种做法。然而，苏丹的关键问题是政治问题：该国的安全领域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个基本上自治的武装盗贼统治的竞技场，每个人都决心获得最大份额的战利品，并免受竞争对手的掠夺。纸面上的问题是，快速支援部队是否会在两年内或十年内并入苏丹武装部队，以及谁将主持这一进程。更长的时间表将允许赫梅迪重新配置他的选择。布尔汉从较短的过渡期中受益，他在拖延抑或推动最终决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在四方的压力下，将军、平民和调停人同意以2023年4月1日为最后期限开始过渡，并解决安全改革问题。根据苏丹敌对派系的零和博弈逻辑，最后期限也是掀桌子的日子。由于两位将军隐瞒了他们的意图，即使最后期限被推迟，双方都动员了军队，调停人也没有发出警报。4月15日，战斗开始了。目前还不确定是谁先开的枪，但这并不重要。到目前为止，对于调停人来说，已经太晚了——更不用说像美国这样的外部大国了，因为自2021年政变以来，美国一直未能提供高级别的接触——要想阻止他们做任何事情都为时已晚。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德瓦尔悲观预测了苏丹乱局的前景。他写道，推翻巴希尔的和平革命显示了新一代普通苏丹人的非凡希望，军队总部的墙壁上装饰着描绘解放、多元化和希望的壁画，但这些民主的愿望已经破灭了。曾经领导民众起义的抵抗委员会已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提供社区信息、保护和提供人道主义必需品的应急网络。他们是这个国家唯一有效的公民治理，尽管很难说他们能在枪战中维持多久，特别是那些能够逃离喀土穆的苏丹人正在逃往埃及和其他地方。

苏丹战争有着一种可怕而熟悉的模式，现在这场战争的走向似乎越来越清楚。战争始于激烈的对抗，每一方都发誓要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这种胜利从未发生过。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达成和维持停火是困难的，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在暂时处于不利地位或认为自己正在获胜时收手。随着战斗的继续，战斗所需的物质和组织资源将被耗尽，每一方都将招募内部民兵代理人并寻求外部帮助。战斗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激烈，但范围会更广，指挥和控制可能会分裂。此外，如果政治斗争持续下去，可能会演变成种族间的战争，平民可能因其身份而成为攻击目标。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饥饿可能成为一种武器，数百万人可能被迫逃离。

没有哪个国际大国想要这场战争，但外部大国——从美国到俄罗斯，从埃及到阿联酋——可能有他们最喜欢或者至少是那些他们认为不那么糟糕的选择。开罗显然支持布尔汉，卡塔尔和土耳其一直与巴希尔政权的中坚力量——保守派伊斯兰主义者保持联系。到目前为止，阿联酋一直支持赫梅迪。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对其委婉地称为“稳定”的偏好可能会使其倾向于布尔汉。瓦格纳集团与赫梅迪及其黄金交易的关系可能会将莫斯科推向另一个方向。但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也许再过一两个星期——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冲突应该结束。国际对话者已经表明，他们可以通过电话与两位将军取得联系，并确保他们同意撤离外国公民，并在名义上暂停战斗。如果他们声称缺乏渠道或缺乏影响力，那只是试图为袖手旁观提供借口。

德瓦尔最后写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现在有一个小窗口，可以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要求更实质性的停火，并坚持进行政治对话。仅存的希望是，沙特能说服开罗和阿布扎比不要资助或武装他们各自的宠儿，而美国可以重新支持它曾可耻背叛的民主运动。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表示愿意进行调解。鲁托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有扎实的民主信誉，可以与沙特阿拉伯合作组建一个统一的国际阵线。任何结束战争的方案都需要强大的外交技巧和一个包括联合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多边框架。德瓦尔在文章结尾警告，时间所剩无几。

口号雷同，目标迥异：以色列司法改革争议与街头抗争

上周四（4月27日），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之外云集了多达10万名游行民众，他们大喊着“反对独裁统治”的口号，实际上却是在声援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犹太民族主义盟友的司法改革行动。这场游行充斥着浓郁的右翼与宗教色彩，部分民众更是当场颂祷经文。尽管与今年初以来以色列多地爆发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口号雷同，但与之前一浪接一浪的反对内塔尼亚胡当局司法改革的诉求相比，最新这场活动的目的可谓与之大相径庭。一度饱受示威民众抨击的内塔尼亚胡，此番更是在社交媒体上感谢了上周四这场集会的参与者们。

当地时间2023年4月29日，以色列特拉维夫，人们抗议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政府改革司法体系的计划。

内塔尼亚胡推动的司法改革已经使得以色列民间的反对力量走上街头长达数月，这项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得以色列议会可以通过简单多数（120席中的61席）表决来否定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结果。由于内塔尼亚胡本人腐败官司缠身，外加他第二、第三度出任总理时表现出的强烈的犹太民族主义统治导向，以色列社会也出现了担忧，认为此项法案一旦通过，极有可能导向“独裁统治”。另外，总理本人虽然权力颇大，但与内塔尼亚胡同属右翼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司法部长以及议会司法委员会主席均持右翼犹太民粹主义立场，他们对于“权力过大”的以最高法院的敌意，都加速推动了这项司法改革法案。由此，更深层次的担忧也随之而来：不少中左翼以色列人士，包括该国的巴勒斯坦人，都害怕与司法改革配套的民族压迫政策会随之而来。

经历了四年五场大选之后，以色列政坛终于迎来，或说迎回强人总理内塔尼亚胡。只不过相比起他上一回组建政府的班底，第三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多了不少占据重要职务的极右翼盟友。其中，新任安全部门领导人本-吉维尔（Ben Gvir）更是在多次公开行程之中引发争议。作为极右政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的领导人，本-吉维尔曾因“煽动种族主义”而被定罪，他对于以色列国境内的阿拉伯公民也毫不客气，并扬言要驱逐该国所有阿拉伯居民。在他上任以国安部长之后，本-吉维尔提议建立一支新的国民警卫队，而在目下筹建新型警察部队最为直接的目的，也被认为是要直接参与镇压反对司法改革的示威行动。

以色列政坛并非没有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声浪。总统赫尔佐格（Isaac Herzog）一度提出斡旋方法，以供右翼政党联盟修正司法改革议案，但这一举措却招来了政府的回击。赫尔佐格在回应政府批评时则依然坚持要冻结眼下的司改方案，并警告政府如果再继续与反对改革的呼声作对，可能导致以色列陷入“内战”局面。内塔尼亚胡当局的国防部长也曾在3月底高声呼吁政府停止争议性的司法改革议案，最终被内塔尼亚胡解职。而在外部，美国总统拜登也已经公开声明谴责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方案；在赫尔佐格提出妥协方案之后，内塔尼亚胡也推迟了当时原定的访德行程，德国总理朔尔茨也曾对此事表示关切。最终，内塔尼亚胡在3月底一度声称将暂停司法改革。

按照《新左派评论》作者伊兰·帕佩（Ilan Pappé）的说法，现如今的以色列好像陷入了各种力量、各色阵营的围攻之中。内塔尼亚胡当局最为热衷的措辞自然是指责反对司法改革的左翼人士，称他们的行为招致了以色列社会近期相当长时间的混乱。但实际上，2月份的一份民调也曾指出，虽然有高达84%的以色列民众认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但赞成内塔尼亚胡方案的只有四分之一。但上周这场极右翼和宗教势力发动的大型集会无疑给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提供了一剂强心针。一些参加示威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在这场集会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咬定不能将权力就此让渡给一小部分极左翼人士。更有来自犹太定居点的青年学生表示，虽然尊重左翼的抗争权力，但也提醒他们不要再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但虽然右翼力量不断鼓噪，内塔尼亚胡的民望走低也是不争的事实。帕佩的文章就指出，若是在四月份重新组织大选，内塔尼亚胡无疑将丢掉总理宝座。眼下，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权依靠着鼓吹来自伊朗的战争威胁而维持民粹主义的支持，但在内部，他已经走向二选一的非此即彼局面：要么低头认错彻底放弃司法改革，要么强力平息全国多地的街头抗议。而在分析以色列当局维持当下统治，免于让整个社会走向崩溃（或如赫尔佐格所说的“内战”）的原因时，帕佩指出，以色列得益于强大的安全体系，其本质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而非只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即便如此，安全部门和军队内部的犹太精英与越发强势的极端宗教势力和民粹分子之间的隔阂也日渐显现。在军队和安全部门内部，多数犹太精英来自德国或者欧洲大陆，与之同源的不少精英分子也多在金融机构、司法系统和学术界扮演重要角色，而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方案，将直接冲击这部分人的利益。由此，街头抗争的维持也变得不可避免；事实上，中间路线的政党，包括政坛要角拉皮德，也对于维持街头抗争持肯定态度。

当然，在此过程中阿拉伯人的声音依然激发不了任何波澜。有可能默许街头示威持续进行的军警高层，往往都是手握戕害阿拉伯人血债的犹太精英；拉皮德的盟友中虽然也有阿拉伯政党，但后者的意见更多时候无足轻重。而帕佩最后也指出，一旦以色列无法维持当前的恐怖平衡，让阿拉伯人的权益在右翼权力的膨胀之中彻底沦为空谈，外加固有的犹太精英阶层无法压制右翼民粹力量，他们一度展现给世界的某种“良好”形象也会随之破产。果真如此，以色列就会沦为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那样，该国的公信力也将随之破产。

参考材料：

Gun-toting, prayer-reciting protesters throng Jerusalem to back judicial overhaul: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apr/27/gun-toting-prayer-reciting-protesters-throng-jerusalem-to-back-judicial-overhaul

Netanyahu’s ‘national guard’ deal with Ben-Gvir raises fears of intercommunal violen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apr/27/netanyahu-national-guard-deal-with-ben-gvir-raises-fears-of-violence

What are the Israeli protests about and what happens nex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mar/27/what-are-the-israeli-protests-about-and-what-happens-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