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作品”的我们，在追求一种“作为世界的存在”

不管再怎么诟病放假方式，假期一到，人们依旧义无反顾地冲出家门，冲到名胜古迹，冲到商圈百货，冲到大街小巷，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还不忘举起手中的各种影像设备，记录下曾经来过的身影。

手机拍摄的普及，给了更多人随时记录生活的能力，无论是留下的影像片段，还是可以媲美专业的摄影作品，都蕴含着如是双重含义——作为生活的记录和作为作品的留存。

一方面，人们希望记录下自己的足迹，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行走之间，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值得铭记的作品。有的时候，后者的意义以及被人报以的希望还要更大一些。

就像在平日的公园中，经常会看到一个平常的景色之下，摆着一个个长枪短炮的镜头，一众摄影爱好者要么是记录着日出日落，要么就等待着倦鸟归巢。虽然这些“作品”最终大多都不会被铭记，甚至都不会被观赏，但这些人依然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仿佛自己手中的作品，终将会被世人所称颂。

实际上，还有一些更为隐性的对作品的追求，随便打开一个社交软件，最为流行的就是健身、跳舞、瑜伽、跑步，人们除了分享运动的过程，还将自己的身体的影像以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不仅仅是对一种健康生活习惯和身心追求的记录和分享，更是人作为一个主体，对自身存在的证明。

然而，这种对“作品”的诉求在当今的社会中，并不容易被满足。这种不容易是相较于过去而言，相较于那个手工的年代，“作品”的可见性几乎消失了。对这个变化描述最为透彻的要数亚当·斯密，他将规模化的生产与分工协作当作工业起飞的引擎，而专业化的分工，也是阻断人们跟“作品”之间联系的最关键因素。

在手工时代，很多人被职业所标识，在西方有一些姓氏，都来自于裁缝、铁匠、面包师等职业。那时候人的工作产出，跟他们的需要直接相关，在没有分工的介入情况下，人几乎要直面他人得需要而产出一个完整的“作品”，无论那是一把斧子，还是一个馒头或面包。

尽管对那个时代人的自我认同感难以追溯，但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从如今的视角来看，是要更加紧密的。因为他们的存在创造了一些新的存在作品，这些作品直观可见，同时也被他人需要，一个人的社会成就感，无非就是源自于被需要的感觉，除去亲缘关系的那种情感需要之外，创造的产物被他人需要就是人所能获得的社会成就感的全部了。

但如今，在工厂生产线上的人们并不知道所生产的手机跟自己的直接关系，在公司电脑前的人们也并不知道公司营业收入以及股价跟自己的直接关联。社会化的分工硬生生的将人和他们的工作产出，即“作品”之间的联系扯断了，虽然不能说“作品”代表了一个人的全部存在，但在很大程度上，作品就是主体跟这个世界的联系，甚至作品就是主体作为这个世界一员的另一种呈现。

这并不是简单的臆断，现代社会中由于跟自己工作产出的割裂所带来的成就感缺失所带来的种种现象，诸如虚无感以及不断寻求新的作品的替代，都是很好的证明，证明了人在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的同时，也在追求一种作为世界的存在。

作为世界的存在，并不仅仅意味着作为世界的一份子而存在，就像滴水藏海一般，个体需要真正的融入世界的整体，不是作为一个原子组成，而是作为一种有机的融合而存在。

那些宇宙的尘埃凝聚成的肉体凡身，都有一种在有限的威胁下，追求无限；在分裂的个体中，寻求整体的本能。作为世界的存在，是对物质层面作为个体存在的一种超越，个体的情感、创造力、奋斗以及野心和追求，最终将看似跟世界分离的个体，又拉回到世界当中。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将人们聚在一起，但其内核的运作机制，又将人们隔离开，同时也将人们跟世界隔离开，甚至切断了人们重返世界，重归作为世界存在的可能。人们就像是被关在家门外的流浪汉，徘徊之余，依旧在努力，寻找着重回世界的契机。

尼采断言了上帝之死，炸掉了人们通往天国的信仰桥梁，而另一座通往世俗世界的桥梁也摇摇欲坠，人们无法用自己的作品证明自己的存在，只能困在内心的孤岛当中，“人”也死掉了。

​诚然死不过是一种隐喻，更为贴切的是人溺在虚无的水中，挣扎之后，也许沉默，也许能够重新找回跟这个世界的关联，寻找到全新的“作品”，通向新的作为世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