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海与白海：伊斯坦布尔的多维面孔

过去与现在：一座绚丽多彩的城市

习惯上，人们经常会说，伊斯坦布尔是横跨欧亚、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这确实不错。在著名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两边，就树立着两块分别写着“欢迎来到欧洲”和“欢迎来到亚洲”的路标。在塔克西姆广场（Taksim）附近的独立大街（İstikla Caddesi）上，游客们也时常发现，身着黑色罩袍的穆斯林妇女和穿着吊带衫的时尚女郎并肩而行。另外，在林立的清真寺之间，你还会看到鳞次栉比的酒吧和其他娱乐场所。

这就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充满矛盾而又迷人的城市。这里曾经是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实际上，一直到很近的时期，英语世界的人们还是习惯称它的这个名字。即便在1453年奥斯曼军队攻陷后，“君士坦丁耶”（Kostantiniyye）也只是其土耳其语的别称。直到1930年，“伊斯坦布尔”才成为这座城市的官方名字，其含义即“去那城”。无论是君士坦丁堡还是伊斯坦布尔，它确实配得上“那城”。正如诸多旅游手册经常引用拿破仑的话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的伟大与壮丽基于其多样的绚烂色彩。著名人类学家简·加内特（Lucy Mary Jane Garnett）在其经典著作《土耳其的城乡生活》（Turkish Life in Town and Country, 1904）中曾描述道：

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组成了这一国际大都市的人口，分居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里。在忙完一天的生意后，或者是诚实的交往，或者是参照某种商业伦理，在日落时休憩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并因为语言、宗教、传统、民族自豪感或社会习俗而几乎彼此隔绝。本地居民的生活和思想，则极少受到这些跟他们打交道的外国人的影响。

伊斯坦布尔

当人们来到著名的苏丹阿赫麦特广场，会惊奇地发现，代表东正教文明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代表伊斯兰文明的蓝色清真寺竟然只有百米之遥，而且看起来非常相似。人们所不太熟悉的是，除了从教堂变为清真寺，它还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充当过一段时间的天主教堂。而蓝色清真寺之蓝，竟然跟来自中国的青花瓷有着密切的关系。又或者，当矗立在加拉塔桥之上，我们竟然看到三股水的交汇——金角湾、博斯普鲁斯及马尔马拉海。它们隔开的就不仅仅是东方与西方，还有过去与现在。

然而，对大部分的伊斯坦布尔人来说，或许只有在面对游客时他们才会想到这些。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只是安居于各自的小区，过着日常琐碎的生活。许多上班族每日都需要往返于旧城与新城、欧洲与亚洲之间；但对他们来说，这就像从上海的浦西到浦东一样，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在美丽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之下，你却会隐约感觉到两股不同的海水之间的涌动。黑海的深沉和白海（即地中海）的绚丽相交融，造成了伊斯坦布尔阴晴多变的天气，也造就了伊斯坦布尔人悠忽不定的性格。

黑海与白海：呼愁之伤

区别于外来的游客，土耳其人确实对黑海与白海的交融有着深切的体会，并形塑了其内在的精神气质。这超越了我们关于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的表面判断。中国作家莫言在评论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说时说：“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汇合的地方，必然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与暖流交汇的地方，必然会繁衍丰富的鱼类；而在多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

不同空气和水流的交融，让莫言首先想到了中国背景式的生产。而对生长在土耳其社会文化中的帕慕克来说，却形成了一种忧郁式的感伤。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Hatiralar ve Şehir）中，这被表述为“呼愁”（hüzün）这一主题。帕慕克认为，“呼愁”体现了“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它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是一种精神境界和思想状态。在小说家的笔下，它化为诸多纷乱而随意的景象，却又凝聚在某种具体的行为上。所谓“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然而，“呼愁”作为伊斯坦布尔人的一种集体气质，就决不会只是小说家个人多愁善感的情绪流露。在比较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所描绘的忧伤主题时，帕慕克即指出，“差异在于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历史和文明遗迹处处可见”。这构成了“呼愁”最基本的历史资源——伟大的过去和不堪的现在。这是土耳其人在一战后的一种普遍情绪。“在废墟中寻找一个新土耳其”，成了近代以来土耳其人追逐的梦想。然而，作为小说家的帕慕克不同于作为政治家的凯末尔。他学会了欣赏这种废墟之美，甚至类比于他和哥哥之间的打架。为此，他将个人的命运和城市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呼愁”也体现了一种文学气质，特别是法国文学的影响。曾经的波拉大街（Grande Rue de Pera）几乎成了现代美好时光（Belle Epoque）的象征。即便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一度在奥斯曼晚期最流行的译本是法语而不是土耳其语。法国文学对土耳其的影响更是难以想象的。帕慕克阅读法国文学，也向法国作家学习。他特别提到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和福楼拜在伊斯坦布尔的情形。他未必赞同他们，却希望通过他们的眼光来了解伊斯坦布尔。而且，如帕慕克自己所说，作为一名既天真又感伤的小说家，他从西方人那里学到了小说的技艺，却还要比他们表现得更好。

“呼愁”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土耳其的苏菲主义传统，特别是梅乌拉那·鲁米（Mevlana Celaddiin-i Rumi,1207-1273）的《玛斯纳维》（Mathnawi）。帕慕克解释说，“对苏菲派来说，‘呼愁’是因为不够接近真主安拉，因为在这世上为安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由于感到对安拉的领悟不够深刻，所以他们倍感痛苦；但他们更大的痛苦却在于，因为不能体验到这种因不足而产生的痛苦。然而，帕慕克紧接着就解释说，“我之所以阅读了大量的土耳其经典著作、波斯和苏菲派经典，主要是基于一个世俗的层面上来读，而非宗教的层面”。换句话说，帕慕克重视的是它们的文学和思想资源。

帕慕克确实擅长从不同的文化传统汲取资源。譬如，他多次提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对其中的文学手法甚为钦佩。联想俄罗斯文化中深沉的东正教因素，以及君士坦丁堡曾经作为东正教之都，或许从文化的层面上帕慕克都受到了影响。他也欣赏中国的山水画，认为其提供了一种类似小说的景象，并将其视为影响土耳其细密画的资源之一。帕慕克实际上亲自到访过中国，不过他对中国读者的解读也不无担忧。

东方与西方：怀旧的现代性

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感情联系，基于曾经作为伟大文明以及在近代以来在西方冲击下的类似变迁。在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等人的笔下，晚期奥斯曼帝国和大清王朝相对应，成了“西亚病夫”和“东亚病夫”的难兄难弟。这也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希望探索和了解土耳其的一个思想根源。

2013年，因着对伊斯坦布尔作为东西方桥梁的想象，也因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惯性感伤，我踏上了土耳其的土地，背包里正好装着一本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我曾多次从浦东机场短暂离开上海这个第二故乡，但那一次我却有一种莫名奇妙的独特感伤。在来到伊斯坦布尔之前，我仿佛已经披上了帕慕克的影子。

在伊斯坦布尔，我的工作和生活离帕慕克都不太那么远，但我们从未在任何场合有谋面的机会。这让我更多可以从文学的场景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来理解帕慕克。我所工作的海峡大学（Boğaziçi University）前身正是帕慕克曾学习过的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帕慕克的哥哥和嫂子都在那里工作。他嫂子还曾担任我们孔子学院的外方理事长。从婴儿湾（Bebek）到黄金地（Sarıyer）的海峡沿岸，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特别是在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就住在与尼山塔什（Nişantaş）一街之隔的波曼提（Bomanti）。我们的一个教学点则位于许多中产家庭休假的海贝里岛（Heybeliada）。

尝试从帕慕克的角度阅读伊斯坦布尔，我首先会想到林语堂和他的小说《京华烟云》。他们都是受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的本土作家，又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返回各自的传统寻找资源。但说到伊斯坦布尔作为帝都的衰落，我们特别容易联想到电影《末代皇帝》所反映的“紫禁城的黄昏”。若论作为现代城市，特别是其在文学中的景象，香港导演王家卫电影中的上海意境则更多相似性。而要说到帝都的变迁和衰落，或许我们更愿意提到西安和南京。因此，在中国，我们其实是找不到完全跟伊斯坦布尔匹配的一座城市的。

不过，我确实愿意追寻伊斯坦布尔和上海之间的现代都市情结。2015年，在博斯普鲁斯电影节期间，我另外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组织了一个以“夜上海”为主题的电影周，一部代表作即彭小莲导演的《上海伦巴》。光是名字，这就给人们以无尽的想象。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十里洋场，法租界里没落的白俄贵族，这确实体现了一种“怀旧的现代性”（nostalgic modernity）。不同的是，土耳其人曾经因为政治伊斯兰的复兴而兴起了一种对世俗主义的怀旧情绪；中国人则是因为现代化过快而产生了一种对近代历史的浪漫想象。

作为姊妹城市，上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区别确实大过了相似性。伊斯坦布尔从帝都到现代城市的变迁，培育了一种落寞的忧伤情绪。在著名学者李天纲所写的《人文上海》一书中，除了那种表象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我们更发掘了从现代商业中培养出的市民精神。另外，联想到上海曾经收容逃亡的白俄贵族，二战时期更是成为唯一对犹太人张开怀抱的城市，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油然而现。相比而言，伊斯坦布尔的多元性则在一战后骤然消失，跟希腊的人口交换更是反映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因此，在加拉塔大桥和黄浦江边，我们看到了当下迥然不同的风景。

中心与边缘：难解之困

如果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一定会反复教导你，伊斯坦布尔不能代表土耳其。当然，如果在伊斯坦布尔只知道贝伊奥卢（Beyoğlu）和贝斯克塔希（Beşiktaş）这样的地区，那你就只能是外国人。然而，我所在的海峡大学的师生就经常被当地人称为“本土异民”（native aliens）。

我曾有幸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的一家富人别墅去做客。故意做旧的欧式沙发、餐桌上流利的英语谈话以及不言自喻的礼节和习惯，都让你切身体会到中产阶级仅仅用金钱换不来的上层奢华。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都渗透着西式文明所教化的修养。然而，当有一次我因追寻君士坦丁时期的遗迹而无意闯入法提赫（Fatih）的平民街区，我顿时体会到一种杂乱中的萧条。跟我同行的女学生则直接被身着黑色罩袍的妇女和追着讨钱的小孩儿给吓倒了。这不是帕慕克所说的伟大文明的废墟，而是在现代都市里真实的贫民区。

伊斯坦布尔的富裕和贫穷其实经常比邻而居。上世纪七十年代，土耳其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棚户区（gecekondu）。本来是在山包上临时搭建的房子，后来因为驱逐不及，竟然由非法变为合法了。我所在的海峡大学旁边就是一个叫纳菲巴巴（Nafibaba）的棚户区。我们还经常开玩笑地将该区的清真寺作为办公楼的地标。我的一个朋友则住在以保守穆斯林政党选票区著称的于姆拉尼耶（Ümraniye）。每到周末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居民们。街上有人开着车叫卖土豆等农产品，顽皮的孩子们会光着上身在街上踢足球，而不顾邻居家的玻璃和来往的车辆。这当然是另一个非常不同的伊斯坦布尔。

走出伊斯坦布尔更是别有一番风景。朋友们经常嘲笑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破旧与落后，戏称其为“安村”。即便是在以西化著称的爱琴海城市伊兹密尔，破旧也是一个显著特征。然而，土耳其确实意味着很多。我跟朋友一起驾车造访黑海城市特拉布宗（Trabzon）。除了著名的修道院和索菲亚教堂，他们高鼻梁下的直率与真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哈塔伊（Hatay），我更是与一大家子人过了个开斋节。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当地的美食，喝着自家酿的拉克酒（Rakı），抽着阿拉伯水烟（nargis），似乎忘记了所有的忧愁，包括邻近的战争。

帕慕克的小说《雪》（Kar）也反映了一个不同于伊斯坦布尔的故事。那里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也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当然还有流血与冲突。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确实十分敏感和危险，所以我一直无缘去实地看看。但我们依旧可以通过不同的作家了解土耳其的生活。在2013年的一次中土作家对话活动中，我们即通过穆拉特罕·蒙甘（Murathan Mungan）体会了土耳其的语言之美，通过拉提芙·泰金（Latife Tekin）体会了棚户区人民的生活，通过杰克琳·切利克（Jaklin Çelik）体会到了亚美尼亚裔的疾苦。无疑，土耳其有着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丰富的人群。

我离开伊斯坦布尔是因为一份工作的结束，也慨叹于现实生活的无望。当土耳其再一次陷入政变，平民和士兵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扭打，再加上频繁的暴恐和不断贬值的里拉（Lira），我只得充满感伤地离开。但这却不是因为帕慕克所说的忧伤，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梁漱溟所反思的——“这个世界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