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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从《西线无战事》到《战争回忆录》：影视与文字中的一战记忆

张哲浩/整理

2023-05-04 14:36

来源：澎湃新闻

焦姣、徐天、徐之凯：从《西线无战事》到《战争回忆录》：影视与文字中的一战记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名年轻人踏上了血腥的欧洲西线战场。18岁的埃里希·雷马克，德国人，初级师范在读学生，书籍装订工的儿子。28岁的马克·布洛赫，法国人，巴黎高师毕业生，正在准备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成书出版。十五年后，雷马克发表了轰动文坛的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已是著名中世纪史学者的布洛赫则把自己参与一战的经历记录在《战争回忆录》中。

知识分子如何体验战争、参与战争、记录战争？这是播客“这集我看过”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合作的特别节目。节目邀请战争史学者徐之凯，跟两位主播焦姣、徐天一起聊聊战争电影的多种拍法，探讨战争体验如何影响普通士兵的一生，历史学家的参战经历又如何改变了历史学的写法。

三版《西线无战事》背后

焦姣：今天我们要聊的两部作品都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22年上映的新版《西线无战事》，改编自埃里希·雷马克于1929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从普通士兵的视角去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反战小说之一。同名电影在1930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新版电影在2023年奥斯卡颁奖季也斩获了四项大奖。而我们讨论的这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战争回忆录》，该书是布洛赫本人在1914-1915年作为一名普通的法国士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其法文版在布洛赫本人死后才整理出版，中文版则在 2023年3月刚刚出版上市。《西线无战事》和《战争回忆录》都是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记录和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记忆。2022年版《西线无战事》已经是这部小说第三次被改编成电影了，也是第一部由德国电影人制作的版本，请问新版的《西线无战事》跟老版有什么不同？你们更喜欢哪个版本？

2022版《西线无战事》海报

马克·布洛赫《战争回忆录》

徐之凯：1930年第一版《西线无战事》在拍摄上非常仓促，原著最早于1928年在德国报纸上连载，因大受好评，次年出版成册，紧接着便拍成了电影。他的拍摄团队也很奇怪，一个德国人写的战争小说，被美国人买了版权，找了一个俄国导演拍摄。当时演员们拿到剧本就要临场发挥，所以他们根本连感情都来不及融入，感觉就是毫无演技的在对着镜头背台词，但是这种演技所表现出的麻木感觉跟后来战争场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反而成为了经典一幕。在电影的结尾，主角在战壕里基本上已经是弹震症的状态了，这时他看见一只蝴蝶想伸手去抓，就在从战壕里伸出手去抓蝴蝶的那一刻，被对面的法国狙击手击中了，随着手部动作的停滞电影也戛然而止，这一幕就营造了很好的视觉效果，我觉得当年拿奥斯卡奖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幕。

而1979年这一版改编的地方有点多，没有完全遵照原著。但是由于前一代的结尾太过经典，所以最后还是沿用了那个结尾，主角在战壕里看到树上有个鸟，便随手拿了张纸画下来，画着出神的时候被一枪击中倒下了。相较于第一版逐渐停下的手，这一版对于画“鸟”的特写更具有冲击力，我一直觉得是不是有“和平鸽”的隐喻。

2022年版我个人觉得不及前人。虽然是第一次由德国导演翻拍，但德国元素没有呈现出来。在一些场景设计上对原著进行了删减，目的是为了体现战场上人的无力感。在前两版里关于士兵在战场内外生活的细节都被取消了，这让人们像是很盲目的走向战场然后死掉。尤其是主角牺牲的整个过程，充满了舞台剧色彩。可能导演觉得这种艺术性能够升华到超现实的程度，但我个人觉得不如前两版处理的好，脱离了现实情感。

1930版《西线无战事》海报

1979版《西线无战事》海报

徐天：这部电影的配乐很特别，它没有一般战争片配乐那种宏大的人文主义情怀，而是非常有侵略性且不和谐的。每当大家激昂地要上战场或者表现得很开心的时候，冷酷又突兀的音乐突然响起，塑造了一种间离感，经历了十几个月战场的残酷后，一个新兵迅速转变为老兵，他的激昂情感被战场上的生存之道取代，包括去法国农舍偷鹅的情节。

徐之凯：偷鹅这段是很有趣的细节。因为整个电影的剧情设计要么是打仗，要么是战壕里的苦日子。可不管哪个版本，这一段往往都是重点。在前两版中，这个桥段的设计是，鹅舍在法军指挥部旁边，德国士兵借着偷鹅的名义完成了一次英勇的突袭。但在最新版中，导演为了要强调人命无谓牺牲，变成是纯粹为了偷鹅而偷鹅了。

徐天：这部片子的艺术表达上有一种跟战争亲历一代的隔膜感，更多的是一种后现代导演艺术，用战争题材抒发反战情绪。导演在镜头和氛围的营造上，包括配乐和人物性格、人物情绪的反差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两场主角倒在泥坑里面的画面，当他爬起来的时候，他的本来面目和被泥污所覆盖的半张脸就形成了面具般的反差，观众看到了一个挣扎于人、兽、鬼三者之间的人物。

一战电影的多种叙事

焦姣：再次改编《西线无战事》这样经典的作品，会面临很多创作上的困难，因为有很多珠玉在前。除了前两版同名电影以外，从2013年开始，受到一战百年纪念的影响，整个欧美影坛进入了战争电影制作的高峰期。各位老师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关于一战的电影吗？

徐天：我很喜欢《他们已不再变老》。这是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团队通过修复英国档案馆的老胶片、搜集老兵的自述访谈等方式制作的一部描写英国普通士兵一战经历的纪录片，是一个集体回忆录式的作品。

杰克逊结合了当代视觉艺术和一战的胶片，让那个时代的影像和当代的观众建立相对贴近现实的情感连接。片中有一处非常好的片段，从上战场之前到战场阶段的转换，镜头随之从黑白转换为彩色。摄影师当时聚焦了一名奔赴战场的年轻新兵，他茫然的看着镜头，然后画面立刻切到战场部分。那个茫然的眼神，比很多战争片里面表现出来的新兵的表情更能震撼我。但杰克逊对于战争的残酷性其实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反思，更多讲述的还是“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的传统叙事。

徐之凯：其实二战之后就有一部和《西线无战事》地位相似的黑白电影——库布里克的《光荣之路》。一战是场什么样的战争？有句俗语叫“国王定战争，富人出子弹，穷人出孩子”。《西线无战事》就体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阶级性，不管哪个版本都没出现指挥官，只有基层的士兵在受苦。但《光荣之路》就体现了等级关系；一个法军的指挥官犯了错，找了三个士兵来背锅；一下就把这种底层士兵的无奈感给体现出来了。

从20世纪末至今的一战电影中，有关一战的叙事，在慢慢远离“战场”而接近“人”。比如1981年，梅尔·吉布森主演的以澳新军团为题材的电影《加里波利》，2011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马》，以及前几年的《1917》和今天的《西线无战事》，对“人”的表现越来越多。

例如《加里波利》与其说是反战片，不如说是反英片。澳新军团从遥远的殖民地跑过来，为欧洲陌生的母国打仗。导演同样也将视角放在小人物上面，两个士兵一个是兵痞，另外一个是作为年轻新兵的短跑冠军，最后小年轻满怀着希望被打死在战场上。然后镜头转向旁边没冲锋的英国兵，英国兵说关我什么事情？是你们自己要过来打。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场战争不完全是战壕里的人和战壕对面的人的关系，电影更多表现了英帝国军队的内部矛盾。

1957年《光荣之路》电影海报

1981版《加里波利》电影海报

焦姣：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的一战的电影离战场越来越远，徐老师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在2014年，BBC出过一部讲述一战起源的迷你剧《战前37天》。因为是战前故事，所以没有出现任何战场场景，是从英德两国内阁以及外交部几位秘书的视角来讲述战争的起源。他们作为高层官员的秘书，能够体察到整个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但作为文员的无力让他们只能成为纯粹的历史见证者。当时这个剧也遭到了很多批评，主要认为视角过于英国化了，尤其是威廉二世，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精神不太稳定的人物。其实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国别的一战电影，往往反映了不同国家的视角和立场。

徐之凯：一战在各个国家眼中是不太一样的。英法称呼一战有个专门名词叫“大战（The Great War）”，在他们看来，一战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而且英法一向认为自己是一战的赢家。而美国拍的很多一战电影都是从美国视角出发，它的一战是从1917年美国参战时开始的。

各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一战解读，但德国人的前后变化是最大的。因为战前的施利芬计划让每个德国人都觉得只要开战就会赢，结果1914年陷入了泥潭。1917年，俄国退出了战争，德国人又觉得战争马上要赢了，鲁登道夫要用所有的资源发动皇帝攻势来结束战争。就像鲁登道夫的笑话所讲，1917年11月11日，他对威廉二世说，“陛下，我们拿您来的名字来发动百日攻势，战争就要赢了”。然而整整一年过去， 1918 年11月11日，同样是他对威廉二世说，“陛下，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导致德国不得不停火。也恰恰是鲁登道夫在1916年的时推行《兴登堡纲领》，把整个德国全部转入战时，一方面在德国进行总体战，另一方面架空威廉二世。所以换句话来讲，包括威廉二世在内的德国人在战争最后两年是完全没有把握的，只看见总揽全局的后勤总监冲进来说战争结束了。

在一战期间，德国人对战争的理解总是处于一种疾上直下的转折状态。因此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间战期，德国会出现“刀刺在背”的谣言，否认是战争困局引发革命，反而产生了德国后方的革命导致战败这种错误意识。

“刀刺在背”漫画

徐天：还有一个近几年一战题材电影容易忽略的视角——帝国。一战作为一场帝国战争，不同帝国都从殖民地当中吸纳兵员。我在前英国殖民地巴巴多斯参观当地历史纪念馆，里面的一战死难者名单上面标明了哪些士兵是在巴巴多斯出生的。这些非洲奴隶的后裔、“英帝国的臣民”也在一战中为英帝国服务，说明一战不单单是欧洲人的战争、甚至波及到了加勒比地区，包括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里也有关于黑人士兵的描写。德国是不是也和法国、英国一样，从殖民地吸纳兵源呢？这些人的经历是什么样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视角。可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特别有影响力的关于德国海外殖民地军团的一战影视作品。

焦姣：就像两位老师刚刚描述的这样，因为电影的创作者们需要制造一点新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以及其他族裔的视角出发刻画的一战叙事。当然，这些叙事并不是全都影像化了。比如一战华工题材，就至今缺少一部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相比之下，二战电影的总量和丰富程度都比一战电影多。两位老师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徐之凯：第一是因为电影艺术诞生的时间跟一战比较近，所以当年要拍战争电影是不太容易的。而且因为历史考据问题，大多数导演都会选择比较接近当下时代的战场。

还有徐天老师刚才提到的殖民地军团问题，德属非洲的黑人兵团故事其实很有意思。德国很早就做了战争准备，在坦桑尼亚按照德式方法训练黑人士兵。开战之后，英国人发现非洲内陆大湖里面只有德国人的汽艇，于是只能从英国本土造了汽艇，千里迢迢旱地行舟送到非洲，跟德国人在非洲大陆打海战。所以我们其实不缺这样的故事情节，问题在于非洲的电影叙事目前还是处于弱势，可以在欧洲拍黑人的故事，但不能拍在非洲本土作战的故事。华工问题也是如此，不是没有这样的故事，只是现在的电影市场还是倾向于欧美市场。

徐天： 一战题材曾经的沉寂和最近的爆火可能是由于好莱坞和整个欧美电影市场，对于战争题材的定位有所转向。二战的鲜明特点是二战中有明确的正义方和邪恶方，有道德核心。二战题材里最主流的叙事就是同盟国与希特勒和纳粹、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这个叙事的道德指南针是非常明确的，观众也很容易代入。但是，一战叙事长期面临的问题就是难以呈现，如果去呈现有历史证据支撑的故事，就很难脱离雷马克的叙事模式。尤其在聚焦西线的时候，有些堑壕几年都没有挪动几百米，就在这个地方拉锯，这种无意义感对于观众来说是很难代入的。

徐之凯：一战是没有英雄的，一战带有非常鲜明的阶级属性，比如战壕里面绝对都是无产阶级。在德国的战报里谈到大规模战役时，往往会强调皇太子带头冲锋，来体现皇帝对战争的重视。但二战时斯大林的儿子被俘虏，他却拒绝因此去交换战俘，这就是一战跟二战很大的区别。协约国一方也是如此，丘吉尔在1915年因加里波利战役颜面扫地，他为了证明自己便跑到西线去做陆军军官，但其实还是在变相逃避战争。因为在前线带头冲锋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一般只是营长，所以有一定级别的军官很少会去参加冲锋。而且一战的前线士兵很不希望听到自己被晋升为底层军官。因为只要自己晋升得离营长越近，那就要带头冲锋去了。军官拼命往总参谋部里面晋升，而士兵宁做老兵油子也不愿往上升，这就是阶级矛盾。一战把社会的阶级感代入战争，使社会的不平等全部体现在战场上。

一战中的“环境史”

焦姣：贾珺老师在《战争回忆录》的序言中说，布洛赫记录了战场的环境史，并且提到，从每个士兵个体出发，因为个体身份和环境的不同，战场经验具有多样性。战争史学者怎么去看待这一问题？不同的战争经验和战争环境是否会对人造成不同的影响？

徐之凯：新军事史一直强调战场环境的重要性，而且恰恰就是从一战开始，研究者越来越强调环境史的视角。因为一战是一场工业化的战争，人们能够主动改变战场环境，堑壕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变。不过《西线无战事》电影对于堑壕战还原得不好。一战的堑壕是一个立体体系，从铁丝网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交通壕，是纵深延伸的，每一层壕的功能设计都不一样。

新军事史对环境和战场体验的关注也不只针对一战，二战甚至一直到海湾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因为战后创伤综合症的存在，新军事史必须去记录、去描述这些以往被忽略的东西。以往的战争史研究中，比较忽略士兵个人的感受和前线直观的感觉。

一战堑壕示意图

一战堑壕防线示意图

一战堑壕体系剖面图

一战战壕功能示意图

第二次伊普尔战役时堑壕示意图

焦姣：从1930年的《西线无战事》到现在，战争片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艺术形式了。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新媒介能够让我们去接触和想象战争环境，还原战争体验。比如由育碧发行的一战题材游戏《勇敢的心：世界大战》。当代入感非常强的战争游戏、战争直播等新形式出现后，战争片还会有观众吗？战争片会被战争游戏取代吗？

徐之凯：游戏当然有还原的能力，本质上来讲它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游戏的还原力度和程度还是取决于制作者。比如战地系列和使命召唤系列都很还原战争场面，但是呼吸回血等机制仍然让玩家找不到战争的真实感觉。

我觉得目前有关战争的模拟形式可能太过拘泥，或者追求所谓的大场面。战争环境是要全方位营造的。最好的反战方式就是去真实的反映战争，我们有时候以为通过胶片和电影的方式还原了战争，但可能把战争当中最残酷最血腥的一面给一笔带过了，因为战争本身是人对人的一种厮杀，不是说你把场面营造得壮观之后就会有改变。

正在清洗的一战英军坦克

徐天：《西线无战事》原著里面经常有一些非常诗意的段落，但他描述的却又是非常残酷的战争现实，这可能是它历垂90多年，一直被称为反战经典的一个原因，这个反差是很多作者做不到的。我一直认为对于残酷和引发同情的题材创作，不能单单的呈现残酷，必须有想象力的去把受众和真实的战争场景联系起来。

2022版《西线无战事》电影虽然有些问题，但是有一些场景做到了与雷马克原著的对话。比如在士兵冲锋的时候，对方机关枪扫射过去，硝烟下面出现一片人血构成的红雾，非常非常有视觉冲击力。但问题就在于导演过于依赖有冲击力的影像，片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几个士兵突然停下来呆望，然后镜头转过去，开始展现残酷的影像，比如一个残破的人体被炮弹崩到树上。这样的场景过于频繁，我相信还有更有想象力的表现方式。

回到游戏的话题，游戏有一个好处，就是玩家可以选择不同的场景。战争片里面的场景、叙事线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在《战地》这样的游戏里，你可以体验堑壕战，可以跑到飞艇上去和敌人作战，可以海陆空都体验一遍。包括在美国史当中，现在关于内战的游戏也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去挖掘。

徐之凯：现在的战争游戏一般都会有大量的历史叙述，用来学历史很好。但它会让玩家产生对一种战争的误解。因为一战的残酷性不是说我被机枪打中、被炮弹打中，而是你根本没有机会进到坦克或者飞艇里面去，普通士兵只能在壕沟里面拿一把步枪发抖，这把枪可能甚至没有子弹，这才是一战的残酷性所在。玩游戏会给你代入一种错觉，就好像战争不过如此，这是我觉得这种虚假的主观能动性是游戏的一个问题。

《西线无战事》导演对于战争环境的设计确实充满舞台剧的色彩，场景非常漂亮。但比如徐天刚才描述的，一棵大树上面挂着士兵的残躯，这在一战的战场上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当时的炮弹是没有精确制导的，对敌人都是炮火覆盖，在炮火覆盖范围内是不可能出现一棵完整的大树的，这比出现残躯的可能性还要低。所以电影人需要在艺术创作和战争的真实场面之间做权衡，这种权衡不好做，这可能也正是一战电影比较少的原因之一。

一战时期的各种型号手榴弹

马克·布洛赫的《战争回忆录》

焦姣：刚刚两位老师说到了战争游戏与电影的一点重要差异，就是游戏本身是互动性媒介，所以游戏强行的给玩家植入了很强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在某一些历史场景里面是真实的，但在另一些历史场景中就未必如此。

作为一个后来人，如果想要去了解战争或者体验战争的话，影像可能并不是我们唯一选择的方式。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回马克·布洛赫的《战争回忆录》了。这本书不是从传统历史学的角度去描绘战争，不是那种聚焦于大人物、上层政治外交的历史。布洛赫本人在一战中的角色不是传统想象中的那种具有上帝视角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参加一战的时候大概就是二十七八岁，最开始就是一个“长毛兵”，他的记录中也没有过多的战争宏观局势这一类运筹帷幄的内容。他记录的大部分都是一个基层士兵的生活和微观体验，甚至都是一些传统史学认为不重要的“细节”。

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一代历史学家这里，历史的写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我们无法找到直接证据，说布洛赫的战争经验影响了他未来的历史研究。但是我们或许能够在这里面看到一点点的希望和主观能动性：一个基层士兵的体验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但是有能够影响历史最终被记录下来的方式。

法国“长毛兵”

徐之凯：马克·布洛赫的战争回忆录虽然不长，但里面很多次讲到什么呢？一个是炸营，战马跑了，德国人在一个战壕，我在另一个战壕，然后他们放枪，我也放枪。或者抓到一个间谍，这个间谍口音很重，讲话就会让你觉得他有歧义。明明你知道他可能就是口音重说错了，但是就是觉得会不会有阴谋，会不会出什么事？这种感觉在他后来那本《国王神迹》里面体现出来：本来人应该是理智的，但是他们生了重病，为了求得治愈的希望，就相信国王应该是有神力的，国王触摸我一下就治愈了，还一传十十传百。这跟士兵心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固定的环境中受到影响，然后慢慢就产生一种固定思维和刻板印象，这些心理的确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

徐天：知识分子参与战争和其他普通人参与战争一样，它都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使他的同情心萎缩，让他学会规避这些伤痛风险。但是马克·布洛赫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战争经历反而拓宽了他的同情心和问题意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马克·布洛赫当时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博士论文提交了，正在考虑把自己博士论文改编成一本书出版，这个时候一战爆发了。

焦姣：所以我特别喜欢徐之凯提的一个说法，布洛赫是一个“间战期历史学家”。如果我们观察布洛赫的生命史，布洛赫出生在1886年，《战争回忆录》记录的是1914年到1915年，也就是他大概28岁左右就上战场，然后到1919年战争结束已经30出头，之后再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书。等到十几年后，他功成名就，被聘为索邦教授，二战爆发了。他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宝贵的一段和平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伟大的历史学者。其实很多的历史学者，例如霍布斯鲍姆，都有类似的战争经历，这是当代历史学者很难想象的人生体验。

徐之凯：我们还可以再延伸一点，布洛赫既是“间战期历史学家”，又是“长时段的抵抗战士”。为什么他的回忆录只写 1914到1915？其实他帮我证实了一个概念，就是一战的人性只维持到 1915年。1914年底还有著名的“战场上的圣诞快乐”事件，但1915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大家都疲惫了。这一点同样可以在马克·布洛赫身上体现。他之后不是说没有材料了，他一直在积累史料，但一方面他忙于作战，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后来一直累积史料，直到1944年被盖世太保抓到。所以在布洛赫看来，他从一战到二战的整段人生都是战争的延续。他最后出了两本书，一本是1940年的《奇怪的战败》，另一本是1941年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就像他的《战争回忆录》一样，这本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回忆录也没有写完，因为他一直在准备从更高的维度看总体史。但是由于他作为抵抗成员被盖世太保抓到了，这个任务最后没有完成。

最后接过大旗的是他的儿子，就是当年那个在《历史学家的技艺》开篇里面提问，“爸爸告诉我历史究竟有什么用？”的那个叫埃迪安的小孩。埃迪安·布洛赫在 2006 年把他父亲多年以来累积的、有关战争的回忆作品全部结集出版，叫《历史、大战、抗战》，这部作品有 1176 页。所以不是马克·布洛赫不去记载，而是记载太多，还没来得及完成。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历史学上，他一直在奋斗。

徐天：战场上有一双历史学家的眼睛，这个太宝贵了。

焦姣：我最后想用黑塞在1917 年一战进入最残酷的阶段时发表的一部小说来结束。在他用化名辛克莱发表的小说《德米安》中，黑塞描述了一个德国少年自我教育、探索成长，却在18岁时遇上了一战爆发，走上战场的故事。这个故事正是雷马克那一代德国青年的精神写照。在战争中，这个德国青年发现，战争不仅残酷，并且摧残人的精神，把人跟人变得彼此相似。人们为集体的、被选择的理想而死，而不是为了每个人自己选择的理想而死。

但是，黑塞认为，即使在一战这种极端残酷的环境下，每个人仍然有一定的机会去保留自己的个体性。1929 年，黑塞在回复《德米安》的读者来信时说：“并非每个人都善于使自己成为一个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复制品，他们根本不了解个性的重要。我们的时代使那些聪明一点的青年活得特别艰难，到处都在力求把人变得千人一面，力求尽可能的限制他们的个性，对此我们的心灵有理由作出抑制。”在黑塞看来，即便在最绝望的战争环境中，作为个体，我们还是能够选择时刻保留希望，这是每个人自我锻造的一种方式，是成为真正强有力的独立个体的一条路径。

我想马克·布洛赫的这本《战争回忆录》正好提供了一个例子，通过对战争的反思，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历史学家和伟大灵魂的成长。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