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的距离——心灵和世界的纠缠

为了理解并治愈精神痛苦，我们必须从各类关系中看待我们的心灵，而非只是在自己的头脑中。

数年前，当我学习哲学的时候，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大型精神崩溃。我无法清楚地思考或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甚至结结巴巴。我以为自己脑子出问题了，于是去做了脑部扫描，但没有找到答案。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心理治疗师，他是一位“关系心理分析师（relational psychoanalyst）”。这个术语在当时对我来说还没有太大意义，但随后它改变了我的一生。通过治疗，我意识到我的大脑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我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早期的人际关系。在恢复精神健康的过程中，我自己也逐渐经训练成为一位关系心理治疗师，并且开始对它背后的想法和理论着迷。我感到自己发现了某种革命性的事物。

在此之前，我早已注意到西方心灵模型的局限性，尤其是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所提出的那种在心灵与身体、心灵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造成的持久影响，尽管正是这种二元论赋予了西方思想17世纪的现代性。然而，这一直是一种非常学术和抽象的追求。但在关系理论中，我不仅找到了这种二元性传统所带来问题的答案，还找到了能够解决我个人痛苦的答案以及众多一般心理和情感困扰的根源。

在笛卡尔时代之前，人们认为心灵和世界是纠缠在一起的，它们相互渗透、彼此开放。但在科学革命期间，物理科学和机械论对于世界的解释效力势不可挡，心灵（和灵魂）理论受到了致命威胁。这使得笛卡尔将心灵从世界（以及毫无疑问属于世界之部分的身体）中分离出来，以避免其被还原为物理机制。所有的经验、意义和目的——曾经同时属于心灵和世界的那些——都被从外部世界中抽离出来，而只存在于笛卡尔新赋值的“心灵实体”中，这一概念前所未见。

19世纪中后期，当心理学作为一门新的科学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时，实质上采用了笛卡尔二元论的自然化版本。这种版本的二元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主流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领域中当然也是如此。这种新笛卡尔主义观点并非将心灵看作一种独立的物质，而是假设心灵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大脑、大脑状态和大脑功能相对应。然而，与笛卡尔非常相似的是，在此观点中，“心灵”依旧维持着经验的私有性，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绝。

在笛卡尔和现代新笛卡尔模型中，我们对世界和其它事物的经验都发生在“内部”——我们各自的心灵或大脑中。对于现代心理学来说，这意味着借助经验主义和定量科学，心理活动能够在个体内部被单独研究和测量。在接受训练之前，我纯粹只是从哲学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局限性，而并没有将它和我们心理健康系统中日复一日的失败现实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它联系到我自己的痛苦。

所有改变都发生在我接受治疗并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的那些年里。与笛卡尔的观点相反，正是关系观点——跨主体地理解心灵和治疗——使我的痛苦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关系治疗师并不将问题“定位”在个人身上，而是将痛苦视作个人与世界之间关系中产生的问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奠定了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学的新笛卡尔主义基础。他的情况有些复杂。因为他确实通过本能理论（theory of the instincts，关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动机理论，译者注）将“身体”引入了心理学，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是基于将病人的心理内容移情到分析师身上。

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科学家，并努力将精神分析学融入到新的科学心理学之中。因此，他完全赞同“内部世界”和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的绝对分离，并且他赞同心灵活动本质上可以与脑活动相对应的观点。这些都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

最初，弗洛伊德发现，创伤性事件（尤其是性虐待）是他所遇到大部分痛苦的成因。遵循这个思路，他基于所谓的“诱惑理论（seduction theory）”进行了新兴的精神分析研究，这个理论认为精神痛苦的主要诱因是性虐待所造成的创伤。然而，当把自己的理论从外部的现实事件转向人们的内心世界之后，他才开始名利双收。他的新观点来自于对“婴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转变，体现在把主要诱因从具体的性虐待转移到了对父母的性幻想中产生的内部冲突。

尽管“诱惑理论”一定程度上已经暗示了心理治疗的人际关系起源以及模式，但是转向个体的、位于“内在世界”的内在原因显然更适应新笛卡尔主义的时代精神。最宽容的解读是，这对弗洛伊德来说是阻力最小的道路。从那时起，患者的“内在世界”成为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中精神痛苦的事实基础。

专家之工作的价值在于其“客观性”，即在治疗中发现问题，然后从外部帮助“解决”问题

在弗洛伊德一时无两的影响力消退之后，他所构建的治疗心理及精神疾病的新笛卡尔主义模型依然成为了后来主流模型的基石。例如，认知行为疗法（CBT）将认知扭曲、错误信念和“对现实的错误评价”视作理解痛苦的关键，其治疗包括质疑和“纠正”这种所谓的主观扭曲。即使是在强调功能障碍及失调的现代精神病学中，在大脑层面上，类似模式也依然是目前的主流治疗方法。

于是一种特定视角的态度和“凝视”伴随这种模式而来。遵循新笛卡尔主义的专业人士紧盯着个体“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凝视着从外部可观察“症状”之下推定而来的内部过程。他们认为自身经历，以及他们与患者所共处的情境，本质上是不重要的，无关于选用何种干预措施无关——无论这些措施是提供弗洛伊德式解释，质疑错误的思维模式，还是只是将精神病药物与一系列“症状”相匹配。事实上，专家之所以被视作专家，其工作要点在于展现“客观性”，从外部发现并帮助“修复”或“纠正”问题。治疗师和患者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的，只有工具和技术能成为联系两者的桥梁。

在如今，心理治疗领域已经完全被这种新笛卡尔主义模型及其解释所主导，人们理所当然地学会了将自己的心理和情绪困扰视为内在精神出了问题。事实上，这也正隐含在“精神障碍”这一术语中。人们已经会为失常的心智或大脑自行诊断治疗方向，并且向医学专家寻求对应的治疗方法，其实这种流程在心理健康和医学领域已经得到了积极的推广。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当开始感到不适时，“我心理出问题了”是我的第一反应。

在接受心理治疗并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干预心理和情绪困扰，即我所称的主体间关系模型。这个模型本质上是一个与新笛卡尔主义相竞争的“范式”。事实上，心理学科的学术血脉本就可以一直追溯到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桑德尔·费伦奇（Sándor Ferenczi）。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才真正成为一个拥有融贯体系的竞争者。从主体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心灵植根于社会与人际关系，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产生。某种意义上，心理体验不仅仅是大脑发展的同步对应物，还是发生在人际关系“空间”中的东西——正如知名关系分析师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A Mitchell）所说的那样，发生在“关系矩阵”中。

对于如何理解以及改善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主体间关系的视角与其他视角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不再考虑假定的内部世界体验或认知失调，也不再考虑大脑失衡或功能障碍，因为这些现象不过是副作用罢了。也因此，以牺牲人际关系和社会情境为代价而过度关注内部过程，恰恰是完全错误的。与理解心灵本身一样，理解心理和情感问题最关键的不是“内在于此”，而是着眼于“外部的别处”。即使我们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内化”了，但仍然植根于整个社会和人际生活。

不出所料，来自关系治疗师的凝视与新笛卡尔主义实践者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并非着力于调谐假定的实体、过程或功能，而是调谐他们所处世界中的人，特别是治疗过程里他们的关系中所涌现出的世界。他们认为自己（和环境）与患者的经历，以及其为之寻求帮助的那种痛苦密切相关。事实上，通常正是治疗关系本身——治疗师和患者之间不断发展的人际关系——被认为是改变发生的媒介。重要的不是治疗师能为来访者做什么（尽管这正是新笛卡尔主义疗法所强调的），而是他们在这段关系中能为来访者做什么。与弗洛伊德（新笛卡尔主义）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弗洛伊德来说，分析师本质上是一个“空白屏幕”，患者于其上投射自己心灵的内容；而分析师本人的主观性/无意识与患者无关，需要在治疗之外处理。相比之下，在主体间关系疗法中，基于主体间心理模型，治疗师的主体性/无意识反而恰恰是治疗中紧密相关甚至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事实上，它居功甚伟，奠定了疗效产生之基础。

一切改变都发生并聚集于这个情感连接处，等待被进一步探索

主体间关系治疗的主要目标不是提供某种助人解脱的洞见或是纠正“精神错乱”，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关系体验。与找出并提供解决方案不同，治疗师自身持续参与、并进行坦率真诚交流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希望“修复关系”，也就是说，发展一种崭新的、与来访者之前的或对未来预期的截然不同的人际关系体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持续的同理心和对患者的情绪调节。这样一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限制、边界和边界的创建，尽管这些部分并非强制，还有更多的协商空间。

因此，在每次治疗中，从一开始我就会关注来访者的情绪以及我对此的感受。我仔细倾听他们所说的话，感受我们之间的情感共鸣；致力于对叙事背后的经历以及它们所带来感受进行共情探索。我也会好奇于这些经历是否与我们的关系相关联——如果看起来紧密相关，我很可能会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代入其中。以上所有都只是我将采取的立场之一，重点在于，我并不知道结果会导向何方。无论发生什么——往往是当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深刻时——都会聚集在这个情感连接处，并等待被进一步地探索。如果这种情感连接处尚未形成，那么它本身就是我们需要探索的。

最为关键的是，在对于保持“心理健康”之方法进行广泛思考时，关于什么被认为是导致情绪问题的原因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新笛卡尔主义观点的开端和结束都蕴含于人们对“外部”客观事物所谓失常的主观认知和感知之中。即使在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中，他人和世界的作用也只是作为内部过程的“触发器”和“压力源”被衍生性地理解。

在主体间关系模型中，心灵本就被视作内在的人际和社会关系，因此没有必要专门假设是什么让“外部原因”成为“内部问题”。更为确切地说，社会和人际关系现实是人们情感和心理状态的直接组成部分。即，与他人和外部世界有关的经历可以被直接视作内在的痛苦，而这些经历正是理解多数精神痛苦的主要因素。

具体来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是经历——这通常是持续的——指一个人，尤其是在婴儿期或童年时期，自我认同、人格甚至人性（humanity）受到根本性伤害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费伦奇所描述的情感背弃或“创伤性孤独”等，也包括儿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唐纳德·威尼科特所提到的让人失望并失去信任感的那种他人或世界，又或者是如同精神分析学家菲利普·布朗伯格在《让我看见你》（Standing in the Spaces , 1998）中所说的那种，一种“无法逃避或预防的个人失效感，在此之中没有任何能得到保护、安抚或慰藉的希望。”

以上所述的就是各类人际关系创伤，它们构成了主体间关系疗法的起点以及解释基础。这些创伤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它们发生在儿童时期并涉及到主要照顾者。事实上，当这类经历更极端或更持久时，就会导致各种与“严重精神问题”相关的强烈痛苦。对我来说，我痛苦的根源正是童年时期被孤立或被关注的恐惧，以及，我始终缺乏那种在情感上被充分肯定和包容的体验。人际关系和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创伤并不罕见，事实上，在治疗工作中，我早已司空见惯。

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说生物或其它层面的内部过程没有参与，它们当然有参与。我只是在说，在主体间关系模型中，人际社会关系是一种基础性的存在，通常凌驾于或者说包含这些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一个人所生活的世界中，他们自己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那些人才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接受这一模型的疗法鼓励我们放弃基于个体病理和疾病的解释和叙述，转而强调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忍受的内在痛苦经历。

你可能会想：啊对对对，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本质上不过是另一种理论模型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主体间关系模型已经得到了发展心理学证据的支持，正是这一点让我确信了它的重要性。

新笛卡尔模型假设并实际上依赖于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是作为经验私有的、自给自足的生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不仅是弗洛伊德的假设，后来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也追随了这一观点，甚至几百年前笛卡尔自己就对此提出过论证，说明了这一观点基本的连续性。

不过问题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些婴儿研究最终证明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通过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开创了发展心理学的一个全新领域），研究人员发现，事实上，婴儿从出生开始就会与身边的人交流互动——他们生而拥有被研究核心人员科尔温·特雷瓦滕（Colwyn Trevarthen）命名为“初级主体间性（primary intersubjectivity）”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心灵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交织于社会之中的，那么我们的个人主义文化本就内在于这个问题

这一点非常重要，以至于特雷瓦森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哲学、医学和心理学所讲述的人类婴儿期的故事被重写了”。这个修正（尽管难以置信，它确实诞生于新笛卡尔主义随后长达四十年的统治之中）有效地验证了关系/主体间性模型的最基本假设：我们在心理上是外向的，社会性的，并且自出生就与他人相关。如同依恋理论和相关发展心理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婴儿和他们照顾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其未来的“心理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费伦茨（以及此后所有其他关系/主体间性理论家）所假设的——忽视、虐待和其他形式更微妙的发展创伤，在人们一生的心理和情感痛苦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鉴于关系疗法得到了来自儿童发育证据的广泛支持，并且已经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什么人们仍然如此执着于新笛卡尔模型？我认为，答案直指西方社会之核心。如果我们的心灵不是分离的，而是交织于社会之中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那么我们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以及这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包括个人和机构，就全部内在于这个问题之中。作为这种文化的实践者，我们的公共心理健康服务系统对于维护这种文化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在这种劣势之下，为了发展关系模型及其影响，只能大量投入资金。

从主体间关系的视角来看，我们在精神科或认知行为疗法（CBT）中接受的那种旁观科学家式的治疗，不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有时反倒是一种用以实现个人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关于他人“内心世界”特权化的、不负责任的评价和揣测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权力失衡，最终不可避免地将问题定位于个体，从而创造了个人主义文化所预设的那种孤立。在此语境下，治疗师和环境/系统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被病理化为“个体障碍”经历的一部分。由此，我们在笛卡尔主义方法中发现的那种对客观性、掌控感和控制感的内在渴望——当然，这种渴望也存在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之中——反而遭到了彻底的威胁。

尽管在主体间关系治疗中存在着难以避免的“不对称性”——如同任何治疗关系中必然存在的那样——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这一模型仍然假定并鼓励一种认识论维度的平等。这种方法将尤其关注治疗师为这段关系带来了什么，以及他们在各种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人的易错性以及其它特性反而是关系修复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新笛卡尔主义模型所遭遇的挑战昭然若揭：主体间关系破坏了权威、“专家”和其他心理健康工作者的独立性，而这恰恰是他们所在的新笛卡尔主义系统之关键要求。

由此出现了第二个关键挑战。新笛卡尔模型本质上代表了传统的男性经验模式和认知方式特权。他们认为，心理和情绪困扰等概念用缺乏具身的认知、脱离语境的行为（这些都必须得到解决、治愈或纠正）等来解释已经足够，而我认为这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家长制思想和父权观点。割裂了情感体验的思考，缺乏同理心的分析和分类，以及忽视“关怀”的“治疗”，都正是女权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所言的“超级男性化”知识模式的长期历史范例，这种模式沉迷于对身体的漠视、澄清、客体化和超越。从歇斯底里症到边缘性人格障碍，女性常常被过度诊断为病态——这并非巧合。

主体间关系模型体现了更多传统的女性存在以及认知模式。事实上，正如路易丝·艾希鲍姆（Luise Eichenbaum）和苏西·奥尔巴赫（Susie Orbach）所指出的那样，女权主义对现代关系思想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而关系理论则与“女权主义为了引入边缘群体的声音，因此对单一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的扭转和批判”相辅相成。即使追溯回费伦奇，其理论核心的“女性特质”也是显而易见的。费伦茨倡导一种转变，与弗洛伊德不同，他的理论更具有母性气质，更具耐心和支持，有时甚至是满怀爱意的，也因此他被弗洛伊德逐出精神分析的阵营。在这种意义上，此类转变是一种对抗——而且是一种持续的对抗——不仅是对于精神治疗领域的父权制结构，而且是对于我们整个个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的父权制结构。

新笛卡尔主义心理学的历史是一部被忽视的历史

对关系治疗的打压，事实上是为了淡化我们的社会及其部分成员对人们痛苦所施加的影响。新笛卡尔主义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他人和社会在诸多心理困扰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总有人不惜一切代价以延续笛卡尔模型。

事实上，至少从主体间关系的角度来看，新笛卡尔主义心理学的历史是一部被忽视的历史。它实际上是一种高效率的“煤气灯（gaslight）”系统，让人们相信他们的痛苦是由自己的问题造成的，由此施虐的个体和有害的社会结构才能够继续施加伤害。我在最初就将弗洛伊德理论视作笛卡尔模型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尽管弗洛伊德在此弊病中很可能是一位关键人物或大家长，但归根结底，他也引领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不幸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与过去弗洛伊德时代的无甚不同，甚至还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新笛卡尔模型色彩。

接下来我将给出最后一个建议。为了实现新笛卡尔模型的承诺，我们已经花费了并将继续花费数十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精神病学领域已失败的承诺正是前车之鉴，被竭力掩盖失败的“心理治疗的获得途径优化”项目（这一认知行为疗法（CBT）项目由英国政府资助，据说成功率只有9%）也能预见这一过程。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失败的征兆似乎尚未到来。相反，我们看到了“精准精神病学”、CBT聊天机器人和基于文本的心理治疗相继出现。从关系治疗的角度来看，以上方式不仅毫无增益，甚至还会增加我们所有人的情感和心理痛苦。只凭数据驱动而不再关注人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是糟透了的关系。

本文作者詹姆斯·巴恩斯（James Barnes）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兼讲师和作者。他有精神分析和哲学的专业背景，在英国埃克塞特经营一家心理治疗诊所，提供线上咨询服务。本文原载于《aeon》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