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大龙邮票发行140年，原来差点成为“英国制造”

14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78年7月24日，第一批印制好的大龙五分银邮票从上海运抵天津海关，这一天也成为大龙邮票发行过程中的一个标志之日。作为由中国海关经手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不仅为集邮爱好者和收藏家所重视，更为海关史和邮政史研究者所关注。

2017年10月，来自上海的邮政史研究者赵岳赴英国查找资料，因偶然的机缘在英国皇家邮政博物馆发现了一批重要档案，涉及1877年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与著名英国印制商德纳罗公司之间的往来信函等大量史料，特别是德纳罗公司1877年6月18日向中国海关提交的42页专题报告。

大龙邮票是1878年在位于上海的海关造册处印制，而邮票印制和发行的筹备阶段，即1876年至1878年，因为资料散失，留下了不少学术空白和历史谜团。此次发现的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段时期的资料空白，也使得停滞近二十年的大龙邮票学术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

赵岳对这批档案进行了完整的整理、翻译和解读，同时结合《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中的线索，将1877年中国海关与英国德纳罗的合作进程进行了梳理，复原了金登干、赫德、德璀琳和德纳罗公司四方之间对邮票印制一事的推进过程。

学界对于赫德遗集中的“双龙戏珠”和“龙凤戏珠”画稿的真实用途众说纷纭，而赵岳根据此次发现的档案，确立了这两份画稿作为德纳罗邮票设计母稿的本来面目。

另外，德纳罗档案第二页贴有一张照片，上有“中外通宝”的手绘设计图稿。赵岳认为这张设计图稿的发现对于解读“中外通宝”的身世之谜又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首先，过去发现‘中外通宝’银币照片的最早时间为1878年，而这张照片将时间又前推一年；其次，档案中所存照片的提供方为丽如银行，可以确认‘中外通宝’与丽如银行相关；第三，德纳罗公司在为中国海关设计邮票时把‘中外通宝’作为参考，此套钱币一定与中国海关也有关联。”

近日，中华书局出版了赵岳译著的《德纳罗密档：1877年中国海关筹印邮票之秘辛》。书的封面采用了德纳罗原件档案册的红色，加之1877年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曾请德纳罗公司印制帛黎翻译的法文版《圣谕广训》硬制压花布封面，封面加上了一圈相似的压凸回字纹。香港装帧设计师陆智昌还特意将档案中的重要标识——“海关印记”太极阴阳图设计在封底。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就这份档案的一些细节问题采访了赵岳，专访内容如下。

澎湃新闻：您当时去伦敦英国皇家博物馆，是如何发现这批1877年中国海关筹印邮票的档案的？这批档案为什么之前没有被研究者注意到？

赵岳：大清红印花加盖邮票的原票是在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刷的。我在资料中发现，红印花邮票在印制的过程中除华德路外，也曾经找过一家叫做德纳罗的公司，所以原本我是想去英国寻找红印花邮票和德纳罗公司的关系。德纳罗公司目前还存在，但他们不接受采访，资料室不对外开放。后来我在该公司的建议下，访问了大英图书馆、英国皇家邮政博物馆和雷丁大学图书馆等地，并事先都检索好可能与中国海关相关的资料清单。等我在皇家邮政博物馆实地调档时，管理员告诉我还有两份不在清单上的资料，问我是否需要。结果这其中一份就是“德纳罗档案”。档案保存在一个红色的皮面册中，其中前几页有一个手绘的阴阳符号，这立刻就吸引了我，因为清朝的小龙和万寿邮票都有这个符号的水印。我浏览了档案的内容，发现和中国海关相关，经工作人员许可并办理了相关手续，拍摄了全部档案。

回到宾馆后，我解读了其中几份档案，并且请教了香港的朋友，发现这是当年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工作人员金登干和德纳罗之间的通信。140年以来，几乎没有人提到过这份档案，1978年艾尔兰的《大龙邮票》一书中也没有涉及这份档案。

澎湃新闻：那英国皇家邮政博物馆为何会收藏这样一份档案？它原本应该是德纳罗公司的内部资料。

赵岳：具体的原因我不知道。根据我的推测，档案可能是二战期间流传出来的。

澎湃新闻：这份偶然发现的档案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有哪些？

赵岳：这份档案对于中国海关史以及中国邮政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赫德和金登干之间的通信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通信涉及众多内容，邮政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中间提到和德纳罗公司的交往，但只有只言片语。此次发现的这份档案补充了相关内容的具体细节。

《德纳罗密档：1877年中国海关筹印邮票之秘辛》

澎湃新闻：赫德叫停和德纳罗的合作，关于其中的原因有没有什么猜测？

赵岳：从1876年底开始，赫德着手筹办建立现代邮政系统，其实主要是德璀琳在经办此事。过去也有很多学者研究两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因为他们毕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我个人推测赫德叫停和德纳罗的合作大概是因为1877年赫德去法国参加世博会，然后又返回英国度假，国内主要是德璀琳在经办此事有关。而在伦敦的金登干作为赫德的心腹，把合作过程中详细情况均一一向赫德作了汇报。

赫德心里非常清楚，英国当时的邮票印制技术出于世界领先水平，找德纳罗公司印制邮票肯定是会成功的。赫德叫停合作是想让德璀琳先在国内印制，即使搞砸了，自己还能收拾这个摊子。德纳罗公司来自赫德的母国，他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在那里印制。但如果此事德璀琳做得很漂亮，那功劳便旁落他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不过目前也没有其他更好证据能证明赫德的想法。

澎湃新闻：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提到“一定要首先站稳我的脚跟，然后再推进这项业务”是什么意思？

赵岳：我觉得赫德这句话有点冠冕堂皇。因为对他个人而言，李鸿章同意他办邮政，那么这件事应该尽可能办得漂亮才是上策。但是就是因为德璀琳具体负责，因此赫德不能明示金登干不配合，而是告诫金登干，在和德璀琳的配合过程之中，应该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办邮政源自赫德自己的想法，当然是越快越好，这样可以方便结算，所以我觉得赫德对金登干说这样的话，只是出于对德璀琳的戒备之心。

澎湃新闻：您说到的方便结算是什么意思？印制邮票对于建立现代邮政有何意义？因为在邮票出现之前，邮驿事务已经存在很久了。赫德为何如此看重邮票的发行？

赵岳：1865年底，北京和上海的海关已经在经办内部和外交的邮件。这些邮件那时都不贴邮票，只在邮件上销戳，具体的费用则记账定期进行结算。这种结算方式对于邮政业务对公众开放来讲是极不方便的。如果要扩大邮政业务，就必须要使用邮票。印制邮票是中国邮政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手段。

作为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以我个人对他的理解，在中国推行世界上先进的理念和手段，与其个人的抱负与理想是密切相关的。他很想在中国建功立业，最初设想在中国建立造币厂和邮票厂。造币厂一事，赫德在1875年就已开始私下筹划，也造出了样币，即“中外通宝”。马嘉理事件后，赫德向李鸿章提起过造币和印制邮票的事情。但用李鸿章的话来说，造币事关重大，“不妨妥细讲求”。但邮政一事“无甚流弊”，海关可以试办。正因为得到了李鸿章的许可，赫德才加速了现代邮政的推进。当时官方的邮递是通过驿站，民间则是通过民信局。但民信局经办的范围有限，效率也不高。

澎湃新闻：此次出版的这份档案，其中德纳罗公司提供的一份详细报告是不是最有价值的？

赵岳：这份报告是非常详细，一共有42页。在报告的最前面加了“机密”二字，因为这是一份技术文件，其中详细介绍了德纳罗公司对于印刷技术的理解以及其中的一些窍门。还没有确定合作，德纳罗为何要向中国海关讲述得这么详细，我个人有个判断，这绝对不是仅仅因为邮票的业务。因为德纳罗看中了中国海关存在的大量印刷业务需求，比如说印花、技术文件等。

这份报告应该对世界印刷史的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因为这么早期的技术文件是非常少见的。印刷史研究者如果能关注到这份文件，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澎湃新闻：最后第一批大龙邮票是在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刷的？

赵岳：实际上应该是海关总署造册处，只不过位于上海而已，造册处是为整个海关服务的。为什么会选择海关造册处来印刷大龙邮票，现在能看到的资料还不完整，关于怎么制版、如何印刷、每次印刷多少这些具体问题，现在还没有非常详细的资料。

澎湃新闻：大龙邮票后来是发行了100万枚吗？其中的印刷状况是不是非常复杂？

赵岳：最后印制的数量不止100万枚，具体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量。但是大龙邮票早期印刷信息在海关资料中有所记录，相关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由原海关工作人员杜胜余先生完成了。

澎湃新闻：德纳罗公司提供了详细的报告，后来是否对大龙邮票的设计和印制产生影响？

赵岳：在大龙邮票印制之前，有两种方案：“中国方案”和“英国方案”，德纳罗公司的这份报告其实就是“英国方案”。“中国方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万年有象”“六和塔”“云龙图”这三种样票，还有一种以“凤凰”为图案的样票现在已经没有留存，这些样票在1877年也寄到了英国。德罗纳公司主导的“英国方案”设计了三种颜色的邮票，最后大龙邮票也用了这三种颜色：红、绿、黄，只不过面值和颜色的对应做了一些调整。德纳罗的设计中，一分面值红色，二分面值绿色，五分面值黄色，后来大龙邮票的设计为一分银绿色，三分银红色，五分银黄色。大龙邮票用了凸版印刷的技术，和德纳罗公司推荐使用的方案一致。

另外，大龙邮票使用的子模是在哪里制作的？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是没有定论的。就我个人的分析，子模极有可能是在英国制作的。我发现实际上现在存世的大龙样票有两种，图案有区别，甚至连邮票内框的大小也相差半毫米左右，说明两者不是同一批，也有可能不是在同一地制作的。第一种应该是在上海制作的，试制了印样，然后寄到英国。而后来大龙邮票采用了第二种，有多个版式，并且版式越来越小。如果第二种也是在上海生产制作，那损坏后可重新制作新模即可，而用不着把损坏的模具剔除，被迫缩小印版。

澎湃新闻：如果当初赫德选择了德纳罗来印制大龙邮票，是否会改写中国的邮政历史？

赵岳：我个人觉得，如果当初在英国印制邮票，从邮票的精美程度来说，肯定要优于现在的大龙邮票。因为当时英国的邮票印制技术要比中国好。但是大龙邮票最后在中国独立印制，对于中国邮票的印刷技术发展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一开始达不到英国的精美程度，但可以不断总结经验，促进技术的进步。虽然后来小龙、万寿邮票的印制过程都遇到了问题，但只有在不断研究改进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印刷技术才不断进步，具有自己的一些特长。当然中途中国的邮票也曾在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印制过。

澎湃新闻：1878年7月24日首日封存在和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赵岳：现在发现大龙邮票最早的实寄封是1878年10月5日的，是否存在比这更早的实寄封，我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140年以来，很早就有人开始关注大龙邮票的实寄封了。在国内发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中国人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大多数信封都是外国人保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