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上海绍兴路二楼的书店们

在书店，黄圣常坐在靠窗的桌子上，用电脑处理日常工作，在公众号上发每月书讯。在他周围，大多是文学类二手书，散见些新书、原版书。同在绍兴路开过书店的鲁毅，建议黄圣多进原版书、珍本，做更多小册子，经营上提高专业性，但很少被采纳，黄圣拒绝过度的商品化，“我只卖普普通通的书，它是让人看的，买得起的书。”

这种做法容易陷入困境，这些“普通的书”很容易在网络渠道买到便宜的价格，但实体店则需要负担房租、人力等成本。在我们交谈时，黄圣突然问我：“你觉得我清高吗？” 很快，他继续说道：“可能好多人觉得我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比如明烨，觉得我说的东西不切实际，不能赚钱。但我觉得做这个必须有理想化在里面，否则没必要做这件事情。”

黄圣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特例，很多坚持实体店的人都会遇到许多困难。不过在这条路上，黄圣走了十年，他一点也不畏难。

2004年，黄圣从湖北的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后，去了宁波做销售。周末，他找到一份书店兼职工作。他要拿着一个计时器，每当有一个人进来时，他就摁一次来计算客流量。工资按每个小时来结。

那几年，黄圣一直是外出打工的状态，去了广东、浙江、北京，又两度回了湖北。没有一份工作，让他持续很长时间。2007年，他再次来到宁波寻找工作，在上豆瓣时，他看到了上海犀牛书店的招聘。他给店里写了一封求职信。

九月底，犀牛书店主人庄见果约黄圣来上海见面。当天，他们就约在了文庙。应聘的题目是选书，黄圣有两万块的码洋，用着推车买书。很快，他完成了这件事，庄见果看后就对他说：“OK，你通过了，你十月份来上班。”

从那以后，黄圣开始了他的书店工作。来的时候，庄见果想让黄圣省点钱，给了他一把钥匙，说就在店内打地铺。“你看那么好的环境，160平米全是书。”黄圣向我回溯。开店时有四个店员，包括黄圣其中三个也写诗，“老板也是诗人”，这几个年轻人有很多自主权，负责进货、策划活动和讲座。

这段经历，至今都让黄圣难忘。只不过刚到半年，黄圣就离开上海去了北京，次年（2009年）六月回来时，犀牛书店也倒闭了。幸运的是，有一个难得的机会等着他。在他去娄山关路开奶茶店，不到一个月亏欠关掉后，10月3日，黄圣接到一通杭州来的电话。对方称，上海有家电影院想设个书店区，免租金。

黄圣和他的朋友，在2009年创办了“开闭开诗歌书店”。这个名字来源于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最后一本诗集名。

“我们是机会主义者，首先是感谢这个人，我们还邀请她做，但她确定不做了。” 黄圣讲这件事的时候，口气还有些兴奋。那天，电影院称只给三天时间开店，当天下午，黄圣和朋友找犀牛书店老板借了钱，跑到宜家买来书架，第二天拖来了书，装好。

“电影院领导来视察，说OK，10月3号拿到情报，开闭开在6号就试营业了。” 在半年前，黄圣就做起开书店的准备了。他一直借钱，不时给北京一个朋友打款，拜托他物色图书。只要手头有钱，这个北京朋友就在中关村附近逛，看到好书就买。书店开好后，这个人就消失了，直到三年后，他有事需要帮忙，黄圣汇款了1500元后，此人再度消失。

“他也很惨。当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想让他借（租）个房子住，他不肯。”黄圣说，“他就住在网吧里，或者在别人学校里借宿舍住。买好了书，就在北师大教学楼的柜子里存着，一共四五十箱。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

尽管不需要房租，那段时间恐怕并不轻松。黄圣住在一个记者朋友家里，他们在犀牛书店刚开时认识。白天，黄圣在开闭开看店，有时候晚上去育音堂做兼职工作，这是一个音乐演出酒吧，忙的时候，需要找人帮忙检票。演出完后，没有公交到家里，黄圣就在乐手休息间的沙发上睡一晚。

开闭开诗歌书店举办了很多活动，这和黄圣夜间兼职有关，“五条人来演出，我就认识五条人，顶楼的马戏团、美好药店、颜峻过来，我就都认识了。” 等颜峻再来上海时，就去了开闭开办了一次朗诵会。

这段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不到十个月，2010年7月31日，开闭开诗歌书店结束运营。黄圣在豆瓣小站上告诉读者：“我们会回来的，肯定不用很久。”

他在季风书店工作了两年，那是黄圣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一路做过咖啡经理、选书、书讯编辑。最终因为买房有还贷压力，黄圣想赚更多的钱，就去孔夫子网做了两年二手书买卖，常要去外地跑各类旧书市场。

收入比过去多了一些，但其实也赚不到什么钱。“一个月能做到一万多销售额，比我现在生意还好。你的钱周转过来，自由一些。你可以睡得很晚，但有半天要辛苦点。”他说。这意味着他平均每月能有五千多元收入。他不怎么做账，每天拿了钱进货，又有一笔钱入账，再去进货。

但这个倒书生意，并不需要太多成本，比起自己开个书店要简单的多。在绍兴路开店的这两年里，有家国营书店邀请黄圣去当店长，每个月收入有一万多，他做了几个月，觉得没什么意思就退出了。

他选择了一条可能有些困难的路。黄圣最开始工作的犀牛书店，十年内搬了四次家，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季风书店，则彻底离开了上海。季风在上海的最后一天，黄圣也去了，他买了一些书，待了一会就走了。没有人认识他，“以前的同事都不在了。”

黄圣欣赏季风书店，希望自己的书店也有一定的传承：“每个月赚多少钱，这只是一个目标。书店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当下好的书，推荐给公众，做书讯，也是一个影响。社会不公正的事情，书店可以发声。”

有的时候，客人晚上回不去，黄圣会提供住宿。开业第一天，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还带了一个从山上修行的画家，晚上他们就住在书店里，沙发上，地上，他们就睡了一夜。碰到晚上，没地方去的读者，黄圣有时候会让他们睡书店，不会收取费用。一个月有一半的时候，黄圣也是在睡在书店里。

平日里黄圣也写诗，其中一些发在了合集《阁楼》上。

黄圣开书店、写诗，则和过去长大的村子、小镇有关。他是湖北黄梅人，小时候在村子里长大。村子的一条街道上，有小学、信用社、医院、电影院、粮站，早上还有山上的村民来村里参加赶集。但唯独书是无法自足的，得换乘两趟公交，去县城里的新华书店。

有一天，他的父亲给社会各界写信，呼吁能给村子里盖一个图书馆。很快，北京某化妆品公司捐了笔钱，村小学有了两间图书室。 “我在那看过《麦田守望者》，我父亲可能很后悔这本书被我看到。”黄圣说。

少年时期的黄圣很叛逆。碰到不喜欢的理科课，当着老师的面，拿着球拍说“打球去”离开教室，考试的时候，老师也不发卷子给他。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很重要的一个人，年轻的班主任。这个人的特立独行吸引了他。班主任拒绝参加全校的做操，要学生留在教室早读课文。其他班回班后，他便带着学生们出去跑步。“他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会逼着校长对他唯唯诺诺。他真的有才华，还有怎样的老师，更能启发学生呢？”黄圣说。

不过，在教了黄圣一年多后，老师就去世了。当晚，黄圣在老师的卧室待了一晚上，拿走了一本《人民文学》和一个笔记本。第二年，和同学给老师上坟的时候，他带了课堂上写的一首诗，烧掉了。“以前他上鲁迅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鲁迅” ，黄圣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父母不太理解黄圣开书店，但能够接受，他们从没到过他的书店。没有意外的话，黄圣的“诗集”会一直开在绍兴路上，尽管他并不满意这里，“我不喜欢把书店开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别人进不了，好像这里老板不是很欢迎客人。很文艺，两只猫，很有情调。我更愿意像水果店一样开在街面上，你见过有水果店开在居民楼里吗？” 

在黄圣脑子里，有一个叫诗歌便利店的构想，它会开在淮海路这样的地方，24小时开放，卖饮料、卖烟酒，同时也卖书。“肯定有人晚上，凌晨三点，突然想读某个作家，然后苦于找不到。他可以打车，到这个便利店来。”

 / 3.书店、水果摊，离开绍兴路 / 

个人经营的书店，总可能需要不断换地方。鲁毅的书店梅菲斯特，从淮海中路搬到了绍兴路，因为绍兴路房东要卖房，这个月他把书店开到了建国西路。早在90年代，鲁毅就在家乡广东湛江开了家“世界书店”。他同朋友参与的“博尔赫斯”书店，也在广州搬过十几次家。

“这只是巧合”，对于为什么2016年来绍兴路，鲁毅这么回答。谢旺则认为，“多少和我们有关系，是一种共识性”。

鲁毅不太喜欢扎推，不参加每月在绍兴路举办的书市，“大家都不一样，没有太多共同的趣味。他们叫独立书店，我只是个体书店。市集没东西可淘。我并不是想，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没什么意思。”

这条路上，他会光顾黄圣的店，称“我们是朋友，都会写诗。”鲁毅讲话很温润，表达观点时语速会变快，打着手势，用眼睛盯着你。在绍兴路的梅菲斯特，也是他的家，从走道上能看到厨房和起居室的门。他不喜欢这样，称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一次来访，他在微信提醒我到了给他发消息，因为按门铃可能会吵醒孩子睡觉。

“只是一个生意，就像水果店一样。水果还会腐烂，书你保护好，不会明天就腐烂。你要控制好你的库存。经济上的一些东西，一边摸索，一边学习。” 鲁毅不觉得开书店一定代表亏损。他反对被简单定义：“我不关心同与不同”。除了文学、政治类旧书外，书店有许多民国时出版的书，还藏有英文、法文、日文原版书籍，“旧书有一些是古董，利润很高。”他告诉我国外很多二手书店，有的甚至会请雇员。

书店里座位不多，鲁毅希望，人们来这里只是看书、选书，在一次媒体访问中，他说“和朋友一起来看书？一旦坐下来，就是聊天还会看书吗？” 鲁毅不愿意接受太多的媒体访问：“经常有些媒体一过来，看都没看，就发问，或者带一些不看书的人来。如果（他们）说这里是卖马克思，很多小册子，批判性的书，除非真的有些很傻的（读者），正好在附近，就过来。过来也会走的，找不到乐趣。”

离开时，我买了一本多诺索的《别墅》和书店自出版的小说《无限的房间》，递给了他。他在muji小笔记本上做了记录，不同其他三家，他们很少会做账。鲁毅也是写作者，副本制作为他出了好几册小说、诗歌集。在2016年出版的《单读12》里，我读到鲁毅写的一首诗，最后一段写着：

就马克思而言，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表明，他认为自己将死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他这些旅行的终极目标就是死亡。

在还没有找到新位置时，鲁毅就很确定地告诉我，书店一定会开下去，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份工作：“书店，对人来说也是刚需，我一天没有水果可以，没有书不可以。我不能够每天只吃米饭、不看书，或者不思考、不创作。”

最晚来绍兴路开店的明烨，也准备搬走，很快这里只剩谢旺的上海明室，还有黄圣的诗集。明烨觉得这里房租太高，他对原法租界的环境也有点厌倦。一年多来，他在客厅里开了家叫会饮的书店，明烨把这段经历看成一种实践。

明烨搬家到绍兴路时，因为打包盒里有很多书，引起了黄圣的注意，便递上了一张名片，邀请这个新邻居有空来玩。那段时间，明烨在附近的襄阳南路开了一家很有设计感的果汁店。最终，这家果汁店关门了，明烨打算休息一段时间。

在绍兴路书店朋友们鼓动下，明烨把书店开在自己家里。刚开始，书不够多，谢旺放了一些建筑书进来。会饮在二楼，要来的话需要电话预约，得有人下来开门。打开门，能看到过去果汁店的菜单，这对明烨来说是一个纪念。

明烨戴着黑框眼镜，眉毛很浓，留着平头，像一个有活力的产品经理。头是他自己剃的，一年多前花了85块买了推子。他讲话很有条理，谈话时需要能引导对方，朋友们告诉他应该去当老师。明烨告诉我“会饮”是“独立书店”而不是“二楼书店”。

很长一段时间，黄圣和明烨走得很近，但这对好朋友的理念总不同。明烨觉得书店，尤其是卖旧书在当下有些过时：“我算是一个闯入者。旧书它有点像手工业，一本本淘书，一本本卖书。现在已经不是工业时代了，已经是后工业时代了，你还在手工业时代。这样下去肯定被历史淘汰。这是我工科生的思维，我能理解这个时代。我们以后不卖书，卖内容也可以。”

他有找投资人的想法，明烨称有人会做PPT找风投去开大书店，但自己选择先开起来。他认可衡山和集这样的“商业书店”，不过依旧不客气地认为，“它的书还是不够好，它拿了些港台版的书来充，去掉这些，还有什么呢？它选书没有我们任何一家好。我可以这么说，绍兴路几家店加起来，是上海最好的书店。”

但目前想法和现实还有一些距离，明烨称这一年多在贴钱开书店：“我以前做建筑师的时候，想吃点什么吃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日料的人，没事就吃点。开书店以后，基本上从来不吃。”

我问他，这一年亏了多少。“这个就不用问了，看我们状态就知道了。” 我又重复问了一遍。明烨没有直面这个问题：“这是商业秘密，我就不告诉你了。但肯定亏了，难道你要开书店吗？” 

你能看出他想要努力的痕迹，比如明烨用设计概念包装的138元米酒，引进鲍勃迪伦薯片之类的泛文创用品，在书店建立了类似义工的值日生制度。他认为，自己一直有互联网思维，“我开书店方式和他们不一样。我接触小程序、朋友圈。”

明烨承认，有人会觉得他有些商业，但他不以为然：“商业，我不觉得这是坏事情。有书就有店，你不商业化，很矛盾。不如像谢旺一样，就说我是个书房，我只是来分享一下，谢旺还有自己的工作。”

 / 4.谢旺的试验：开放普通人的房间 / 

谢旺比较满意这样的状态，他觉得四家书店像一个小团体，有点像日本、台湾的独立书店，都生长在街区里。我打断了谢旺，表示其他三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在居民区并不好，很难被读者发现。”

“没有问题。”谢旺说，他也承认了这种不同，“书店的形态有很多，鲁毅做出版出身，黄圣做过民营书店的经理。他们的眼里还是传统的书店观念，我的想法可能跟他们有差距。但我觉得，这个面窄了。我还是想做街区的整体营造。”

在绍兴路租房做“上海明室”，把自己房子租给黄圣开书店，在谢旺看来是一种试验。他想要更多人可以分享自己的空间，同时学会利用公共空间：去街道、公园，在咖啡店看书、交谈。谢旺很喜欢波拉尼奥写的《荒野侦探》，书里面讲的是一群十几岁的年轻诗人夜晚聚会、沙漠流浪的生活，“很理想主义的感觉”，谢旺说。

20年前，谢旺第一次去了大理，这个古城还只有外国观光客。他称这里是大香格里拉之旅的第一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先后抵达了尼泊尔、伊朗，最远是到非洲摩洛哥的一个海港。他说，这个旅程还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