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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受害者的这些年:出柜、自杀和抑郁症

2018-07-24 16:3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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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陈浩 刘倩 郑静 黄之芊

文字 | 陈浩

编辑 | 张楚婕 李颖迪

2017年12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如期揭晓,揭露了各行各业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当选。他们是在全美轰轰烈烈的“我也是(ME TOO)” 活动者。该活动以“我也是(Metoo)”作为标签,旨在鼓励人们站出来揭露针对女性的性侵或性骚扰。

她们打破了横跨所有种族、阶层、职业、几乎世界每个角落关于性骚扰的沉默。而她们的努力也给予了更多性侵受害者勇气。

正如记者陈浩在手记中所说:“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记录她们的故事,让这个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注,也希望有更多人不再保持沉默。

2017年春节,陈静终于下定决心公开那个纠缠她四年的“噩梦”。

其乐融融的春节聚会上,陈静默默看着亲戚,在心里计算着最佳时间。饭局过半,她先在家族微信群里发了一大段话,之后突然站起,当着表嫂在内的20多个亲戚,控诉表哥四年前对她的强奸。

因为情绪激动,她的声音还在颤抖,但看到表哥僵硬的脸色和骤然凝滞的空气,一种“报复”的痛快从心底弥漫开来。

2012年夏天,18岁的陈静刚刚结束高考,即将前往湖北大学学习室内设计。她本该拥有的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因为和表哥去乡下游泳而彻底改变了。

被谁噤声的噩梦

陈静比表哥小四岁,小时候最喜欢“黏在表哥屁股后面”玩。每次回乡下老家,两个人就一起爬树、捉虫、掏鸟,表哥身手矫捷,那时陈静对他有一种属于妹妹的迷恋。

一切在初中悄然改变。那天,陈静和往常一样在表哥家里玩闹,不经意间表哥“一口咬上了她的胸”。那一刻,陈静本能地慌了,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性”,确切地说,它来自模糊又朦胧的厌恶感。

表哥注意到陈静的不适,立刻道了歉,陈静也不想表现得太过“见外”破坏两人的关系,便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别扭的种子已经埋下,之后陈静便不太愿意和表哥“亲密接触”,小时候的迷恋也消失殆尽。

但她没有想到,这次经历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刚从学业中解放出来的陈静和表哥去乡下游泳。在泳池里,陈静注意到表哥有意无意地往她身边凑,还趁着打闹用手蹭她的胸。她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又怕是自己想多了,就只当是表哥的无心之举。

直到回老房子换衣服时,陈静依然没有嗅到男性荷尔蒙的危险,没有锁门就换起了衣服。那个房间不大,里面只能摆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正当她坐在床沿换衣服的时候,表哥找了个理由走了进来,随后反锁了房门。

他先坐在陈静身边,没聊几句就突然扑倒了她,嘴里喊着,“让我亲一口!”被压在表哥身下的陈静大脑一片空白,浑身无力到无法挣扎,耳边只有表哥急促的呼吸声,为了不被亲到,她不断扭头,所有的记忆跟着疼痛被扭曲到失真。

实际上,这不是陈静第一次被性侵犯。

高一时陈静早恋,男朋友拉她上天台,偷偷带了酒。在她喝到半醉的时候,男朋友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迷迷糊糊的陈静意识到男朋友在脱自己的裤子,脱到一半把手伸了进去。直到她感到下体一阵巨痛,忍不住哭出声的时候,男朋友才停止了动作。夜色下,她清楚地看见男朋友手指上鲜红的血迹。

清醒过来后,她无助地在天台上一直哭,为此晚自习也迟到了,尽管男朋友不停地道歉,当天晚上陈静还是提出了分手。

高二时,陈静独自离开县城去福州学画画,穷酸、喜欢买地摊货的她被室友孤立了,最自卑和孤独的时候,陈静和男友复合,并且和男友“开房”了。

“当时我们是异地恋,他从县城来看我,我觉得开房睡一起很正常,但是睡觉之前我和他约定了不能发生关系。”陈静没料到,男朋友趁她睡着后侵犯了她。虽然抗拒、痛苦、无奈,但男朋友是自己唯一的依靠,陈静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

“噩梦”结束,表哥起身离开,留下陈静躺在床上想了很久,她甚至说不清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她觉得很羞耻,觉得爸妈会接受不了,不知道如何面对表哥……“如果在心里忘了这件事,这件事就会像完全没发生一样。”想到自己并不是第一次有性行为,她犹豫着是不是要把表哥刚才的侵犯忘掉。

这样想着,她决定麻痹自己。从乡下回家的路上,陈静对那场“噩梦”缄口不言,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和陈静的经历相似,李萍也曾在青春期遭受过表哥的性侵害。

初中时,李萍在姨妈家寄宿。姨妈的儿子正在读高中,成绩优异,“就是这个哥哥,拿着奖学金、我从小跟在屁股后面最喜欢的哥哥,像禽兽一样侵犯了我。”

深夜,家人熟睡后,表哥会摸进李萍的房间,爬到她床上,亲李萍的胸部。她紧闭着嘴,为了不让自己发出声,也为了不被表哥的舌头碰到。他用手摸李萍的下体,用生殖器蹭她,几次三番,李萍唯一能想到的阻止办法就是垫一个卫生巾。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处于青春期的表哥。

“他是一个好学生、好儿子,但却不是一个好哥哥啊。”因为寄人篱下的隔阂与压抑,李萍默默忍受了表哥一次又一次的侵犯。最后,李萍找了个借口,搬离了姨妈家。

面对性侵,陈静和李萍都选择了沉默,没有人告诉她们在面对性侵时应该怎么做。

陈静和李萍的遭遇不是个例,据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统计,光是2016年1月到9月,全国范围内就有超过15000起的性侵立案。学界的共识是,由于诸多因素,性侵的报案率极低,被公开的性侵案件仅为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韩国电影《素媛》,片中的小女孩在一个雨天被陌生的大叔性侵

“迟钝”的性教育

据《“女童保护”2016年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统计,在2016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有300起,占总案件的69.28%;同时,有近七成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过系统防性侵教育。

陈静的父母都是教师,但传统的观念让两人“谈性色变”,没有教过陈静任何的性知识。到初三的时候,陈静才从闺蜜的口中弄清楚了“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概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但是比较细节的就不清楚了。”

有一次陈静翻父亲的抽屉时无意间发现了避孕套,这让她感到“很恶心”,虽然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但从此再看父亲,陈静都会觉得异样和反感。

陈静一直觉得,自己“滥情而缺乏安全感”,是源自于“父母关爱的缺失”。小学一年级,陈静母亲在外地学习,父亲在家照顾她。“我一直觉得爸爸对这个家没什么感情。”陈静回忆,父亲从来记不住她的生日、校名和重要考试日期。在她眼里,爸爸总是严肃又淡漠,她从未在他面前撒过娇,他也从没有用心鼓励过她。

高中时被男友侵犯后,陈静从没有想过告诉父母,她觉得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在那个传统观念浓厚的家庭里,她怕被当老师的父母责骂。

在陈静考虑公开表哥强奸的前半个月,她先试着问了问表姐的看法。表姐长期生活在国外,她告诉陈静,“我们国家的性教育实在是太缺乏了,如果是在荷兰,全家人都会支持把表哥给送进监狱。”表姐给了她最大程度的支持。

和陈静一样,李萍第一次对“性”有模糊认识的时候也是在初三。尽管学校有性教育课,但据她回忆,上课时大家都很害羞,加上又不需要考试,所以“调侃、好笑”的部分远大过于学到的知识。

对“性”,李萍觉得自己是天然的“迟钝”。高三时,她的男同桌,总喜欢把大腿搭在她的腿上,当时李萍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一直到大半年后才意识到,“那个同桌是在占我便宜啊”。因此,李萍觉得把被表哥侵犯的事告诉父母是“不可想象”的。“讲了也没用啊,就当是自己上了一课。”

性教育的缺失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由于害怕“尴尬”、“激发孩子的尝试欲”,家长们往往竭力避开与孩子直接谈论性。从事相关工作的教育人员表示,在推进青少年的性教育时,最大的阻力往往来自于学校和家长。

27岁的付玥是重庆市性学会会员,同时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在读大学时,她参加了一个支教活动,主要负责性教育方面的任务。为了避免校方和家长有较大的反应 ,工作人员直接把性教育分成了“心理教育”和“生理教育”两块。生理课讲一些防性侵的浅层次知识。 “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家长拒绝签字同意,学校的老师们也劝阻说‘开展不了’。”

付玥坦言,“如果100个家长里有10个不同意,那学校肯定就会顾虑到这10个家长。还有社会和媒体方面的一些压力,都会让学校放弃性教育。”2月28日,杭州一位妈妈吐槽学校发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并晒出图片,直言“尺度太大”。迫于舆论压力,学校收回了被“污名化”的性教育读本。

针对来自学校和家长的阻力,付玥一方面给家长发了知情同意书,同时减少了生理教育的部分,只讲一些基础的生理知识,让他们“更好地接纳自己的身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付玥的支教才得以艰难地进行了下去。

出柜、自杀和抑郁症

华东师范大学的徐光兴教授在他的《未成年人性侵害的危机干预与心理援助》中指出,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绝大多数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 PTSD) 的症状,这种症状会维持数年甚至终生。

陈静和男友发生性关系时,从来没有感受过“性快感”。“性爱”于她,是一种折磨。“会有挺尴尬的情况发生,每次当他说‘最后50下’,我就勉强答应,之后开始倒数50下,50下之后觉得自己总算解脱……”

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后,对男性生殖器官的排斥让陈静连带着抗拒异性,讨厌和异性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和男友分手后,在大学里,陈静喜欢上了同校的一个女生,和她在一起了。

同性恋的圈子给陈静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原来女生之间谈恋爱是这样‘安全’而美好。”

陈静开始觉得,“性别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和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忘记那些印在她身上的伤疤,两个人一起抽烟、喝酒,去KTV,夜不归宿,享受凌晨时街道没人的感觉。尴尬和羞耻一度成为压在陈静心头的包袱,借着烟和酒,她才能从真实的不安和抑郁里逃出来。

和女友在一起后,她才发现“原来女同之间也存在性”。她慢慢地又开始接受“性”,学会享受“性”,而且那种满足感“特别强烈”。

上高中以后,李萍也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真实的性取向。“完全无法接受和男性谈恋爱。” 她先后交了三个女朋友,曾经很想和第二个女朋友组成家庭,无奈因为年龄实在相差太大分手了。

李萍曾经一度患上了抑郁症,寄人篱下时被性侵的遭遇是一个重要诱因。当被问到初中时的事情时,她说自己想不起来了,好像那段经历不存在似的。“也有可能是我刻意去忘记的吧,我不愿意让那段痛苦的经历影响我。”

刻意的遗忘仍然敌不过潜意识的伤痛。到高三时她的抑郁症更加严重,“ 我觉得自己不配活着,不配被爱,不配吃饭,甚至都不配呼吸”。

她想过自杀,“很多次把刀放在手上割”,也看过心理医生,却还是因为抑郁症无法专心学习,只得选择复读一年。目前,她正在备战2017年的高考。

虽然李萍从未向父母公开过性取向,但她已经计划好了一切。“等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时,就向父母坦白自己已经出柜。”如果父母坚决反对,她就把当年表哥对她的侵犯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当年的经历对她的伤害有多大。 曾经不堪回首的遭遇,现在成了她“换取自由的一个筹码”。

而在酒精麻痹自我之余,陈静大部分时候活得很颓废,她觉得“活着没意思,干什么都没意思,想不到任何有意思的事”。她同样想过自杀,甚至罗列出具体的自杀步骤,“经常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因为不忍心自己父母和好友为我伤心”。

在这样的自我折磨中,她离开了女友。后来去看心理医生时,陈静被告知“其实自己心里知道答案”,她想,“医生也许是希望我放下这件事吧”。

在挣扎中,陈静无数次想过报复表哥、敲诈对方一笔,长时间下她并没有获得新生。她开始感到愤怒,“我的表哥结婚生子,没人知道他做的事。但是我因为这个事怀疑自己,颓废堕落,抵触异性。”

在她决定公开表哥的暴行后,她意识到,“把那件事情告诉所有人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和伤疤对峙

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知乎的一个提问“儿童时被性侵与成年后滥交或性取向是否有联系”下,李萍第一次作答。她讲述了自己被性侵的遭遇,字里行间透露着压抑与恨,并且对那个问题表示了肯定。

陈静和李萍在和过去的伤疤对峙时,有人从另一个维度默默关注着她们。

方艺是大连工业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专业是当代艺术方向。

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她偶然间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关于性侵话题的提问。这个提问下已经有2700多个回答,且绝大多数都是匿名回答。每条回答都让她感到触目惊心,字里行间的压抑让她喘不过气,她感到震惊和恐惧,“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只不过我们不曾知道而已。”

她意识到性侵受害者群体的庞大,其中每一个个体看上去并无大恙,但内心深处却是无人能懂的痛苦。“我开始想要通过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来使那个群体获得自我救赎和精神疗伤。”

为此,她制定了一个名为《一只蝉的意外死亡》的艺术计划,具体参与方式是准备一副用过的手套和一张纸,剪下答主认为这双手套上最特别的地方,再缝合起来,在纸上写下最想说的话然后塞进手套里。最后将手套用匿名到付的方式发送到她的住址,她会把这些手套和留言全部展出。

方艺坦言自己的初衷很简单,让那些受害者能够鼓起勇气亲手解开这个心结,让受害者能够真正地认同自己,感受到自己的“伟大”。

蝉蜕成功就会获得新生,失败就只有继续挣扎

很快,方艺收到了30位知乎答主的联系,“如果有平行时空就太好了,可以保护小时候的我,保护一下什么都不懂的最可怜的孩子们。” 在与一位答主交流时,这句话让她在深夜哭成了一个“傻子”。

目前,方艺的计划仍然在进行中。她期待着手套背后的自我的解救。

如何让更多的性侵受害者走出阴影,这在当下依旧是待解的绳结。在徐光兴教授看来,未成年人遭遇突然的性侵犯危机后,及时的危机干预非常重要。

“在创伤事件初期,干预技巧就是安抚与倾听。如果受害者哭泣,救援者应该选择接纳,因为情感的宣泄是一种紧张和焦虑的释放。”

他还谈到,对受性侵犯的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机制亟待建立,对他们的心理援助和心理障碍矫治成为一个紧要而重大的课题。“如通过社工介入与家庭治疗,以高度的同情心接纳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缓解她们的内心痛苦,陪伴她们度过性侵害的危机事件。”

毕业之后,陈静遇到了现在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对我特别好,他知道我所有的事,并且表示支持我。这一次总算是遇到正常人了。”然而,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时,她依旧无法摆脱偶尔浮现的不适记忆。

“我还没有过完一生,但我认为这种伤害也许就是一生的。”她心里清楚,想要治愈基本是不可能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来源于网络)

附:记者手记 | 沉默的大多数

记者 | 陈浩

高中时语文课有课前演讲,其中一个女生的演讲让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她平静地叙述了自己小时候被性侵的经历。

在做性侵这个题的时候,文中的陈静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没想到能找到这样一个敢于当着全部亲人说出来的受害者,因为大多数性侵受害者都选择了沉默,更别说是当着亲人们的面说出来。

联系采访对象是这个题最困难的部分。刚开始时我心里是很没底的,尽管我知道性侵受害者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但我还是不敢确定能够找到愿意接受采访并且把自己遭遇说出来的人。幸运的是,通过微博和知乎,我找到了合适的采访对象;不幸的是,这个群体数量的庞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试着在微博上给一些在性侵话题下说出了自己遭遇的人发送采访请求,有两个人在要求我验明身份后答应了,也有的人直接拒绝。其中一个拒绝的女生跟我说可以把经历用漫画画出来,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漫画,可惜最后没能用上。在知乎上,我选择不去打扰那些匿名回答的用户,即使他们的故事可能更加曲折和动人。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只有一个女生愿意接受电话采访,其余都是通过线上采访。文字,似乎是她们精神上的“保护伞”。线上采访会很花时间,我跟陈静前后加起来聊了有10个小时,最后还会不断向她询问一些细节。

为了探究性侵受害者该如何治愈,我们开始想采访武大心理咨询室的老师,结果被告知那里没有人知道这个。想咨询武汉地区的心理咨询室,有的需要预约,有的也说对这方面没有研究,最后也没能成功。听闻华师的某位教授是性学专家,我通过各种方式试图联系上他,最后终于在微博上和他取得联系。刚开始他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最后以“很忙,不想被打扰”为由拒绝了,甚至连十分钟的电话采访也不接受。我们也曾想采访武汉地区的中小学性教育老师,结果发现武汉地区的中小学几乎没有性教育课。

中小学性教育的缺乏是个不争的事实,我没想到的是大学里居然也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和咨询。

后来我在查资料时才发现,国内的性侵治疗现状研究仍然是一片空白。

性教育的缺失影响是双向的,那些受害者可能因此缺乏自我防范意识,施暴者也可能因此没有意识到性侵是一种多么恶劣的行为, 性侵行为从来都不是单纯地由性欲引发。

这篇稿子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文中并没有涉及到法律部分。我本来是打算加入法律部分的,也搜集整理了很多关于性侵的法律资料,无奈最后没有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虽然距离性侵已经过去了四年,根据法律中有关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陈静依然可以报案。但是当我问她为何不选择报案时,她说“过了这么久不好取证了,同时也不想看到表哥父母太难过”。稿子中的两个受害者已经不单单是性侵了,已经是属于乱伦了,涉及到伦理问题。

我们也想找到一个男性性侵受害者,可惜似乎男性受害者相比于女性受害者更愿意选择保持沉默。事实上男性受害者的数量并不低,只是我们天然地认为男性不可能是性侵受害者,甚至于目前在法律上这一块都是空白:作为男性被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的追责是欠缺的。

另一个不完善的地方就是后文没有写出陈静在当着亲人的面说出来后亲人们的反应。其实结局不难想到:表哥当场承认了,给陈静父母跪下道歉;表嫂吵着要离婚;陈静父亲责怪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母亲则只是不停地哭泣;其他亲人纷纷打圆场,企图把这件事糊弄过去。当天晚上,表哥的父母去陈静家道歉了,不过陈静当时并不在家。之后一切照旧,陈静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

对于李萍,文中的刻画也是不够的。李萍的抑郁症处于一种间歇性发作状态,她很敏感,有时我随便一句话都会惹得她不高兴。她会在朋友圈晒她放风筝的图片,也会跟我说抽烟被奶奶发现时的无奈。5月初,表哥还曾来学校找过她,她说自己表面上已经忘记了那件事,但是如果有机会她不介意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弄死表哥。

性侵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在写稿过程中需要用细腻的笔触去描摹人物内心,需要对她们的伤痕和悲痛感同身受。一开始我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们的挣扎,直到采访的深入进行,她们把伤疤掀开给我看,让我能够倾听她们的内心,我才真正懂得性侵对她们的伤害有多大。我也在反思, 男权社会的残念依然在延续,性别议题从来都不会过时,性别平等也还需要时间。

前段时间的台湾女作家自杀和北影阿廖沙事件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为了理直气壮赶个热点,写稿那一周我翘了四天课泡在图书馆,一周之内写了三稿。多亏了楚婕姐和颖迪姐两位编辑,是她们给稿子搭好了结构,也是她们每晚上给我改稿改到一两点。没有她们,这篇稿子很难这么快就做出来,也不会有后来许多前辈的表扬了。而正如楚婕姐所说,这篇稿子还是略有遗憾,采访量和资料分析不够,对性教育和心理治疗的大背景也挖得不够深,即所谓“触动有余,撬动不足”。

其实不仅陈静是勇敢的,李萍也是勇敢的那一个——至少她愿意开口对我讲述她的遭遇。性侵受害者该如何治愈,目前依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记录下她们的故事,让这个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注,也希望有更多人不再保持沉默。

(本文2017年5月16日首发于“武大新视点”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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