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成就业“蓄水池”，未来需找准提升就业可持续性发力点

4月26日，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数字原野年度论坛暨首届数字原野奖颁奖典礼。在下午的闭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文凯教授、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屈小博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封小郡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和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天五位学者分别围绕“数字经济”“数字平台”“就业”“可持续性”等关键词发表演讲并对话，深入探讨了当前数字经济下的就业可持续性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屈小博研究员（左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封小郡副教授（左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文凯教授（左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董晨宇老师（右二）和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牛天老师（右一）五位学者对话当前数字经济下的就业可持续性及其实现路径。

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正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在就业结构变动与数字技术普及的背景下，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广大民营企业对支撑就业基本面、普惠民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孙文凯教授围绕“数字经济下民营企业如何促进就业”做了主旨演讲。他认为，该话题近些年尤为重要，疫情期间如何拉动就业、保就业、稳就业已经是一个全国层面的任务，我们也看到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发展很快，对于吸纳就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文凯教授

孙文凯教授表示，数字经济以及相关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很大，很多就业岗位随之发生变化，这就需要民营经济去吸纳相关就业。民营经济现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占比仍在不断提高，而数字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就业占比提高实际上呈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民营经济吸纳就业的作用已经毋庸置疑，作为企业和个人应该做些什么呢？孙文凯教授建议，一些大的企业，包括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开发技术，做一些低门槛的数字化工具；对于数字平台企业而言，建立数字发展环境、维护数字安全、制定数字时代秩序、挖掘需求、扩大企业就业空间等都至关重要；中小企业可以进一步专精特新发展，利用数字工具融入其中，可以吸纳更多就业。对于个体而言，则要积极转型，适应时代的潮流。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屈小博研究员

屈小博研究员分享了“数字平台对中国就业的作用和影响”的思考。他认为，平台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机制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大数据的匹配和精准对接，可以创造需求；二是可以联动产业链上下各部门；三是可以通过算法能提高预测组织能力，减少存货成本。

在屈小博研究员看来，数字平台对就业的效应也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生产力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产生一些由平台自身技术创新所创造的新的岗位需求，像程序员、主播、新媒体运营商等，直接拉动就业；第二是间接带动效应，如平台企业关联的上下游企业；第三点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体现在从固定工作向灵活就业的转变；从单一职业向多元职业的转变，这点在平台就业里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个人可以给多个平台干事，也可以多个平台对一个劳动者，就业结构就比以前传统就业下的就业结构要复杂许多。

屈小博研究员建议研究者对平台就业加强研究和认识。现实职业的变化、商业模式、经济形态发展特别快，只有深入规范的研究，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包括如何构建与平台经济更为匹配的劳动保护体系、如何适应和完善新就业形态下的公共服务体系、平台从业者的就业培训等。

提升职业可持续性、塑造就业生态，成数字平台未来发展着力点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封小郡副教授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基于数字平台的灵活就业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态。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的许多小农户尝试加入电商行列，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封小郡副教授以该群体为关注点，分享了她对“小农转型电商”的独特观察与思考。她认为，农民转型电商有着特殊意义，相对贫困人口中农民仍然占据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收入主要来于两块，一块是务工收入，一块是务农收入。农民务工收入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但会造成一系列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农村没有人种地以及农村凋敝等，所以增加务农收入仍然是我们国家减少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

封小郡副教授指出，我国的农产品销售长期以来是经过层层中间商作为中介的销售模式，导致农民的利润在农产品总利润当中的比例长期以来呈下降趋势。要增加农民的务农收入就要考虑如何去减少农产品的滞销，以及如何去减少农业中间商对于农民的盘剥。

封小郡副教授认为，小农户基于数字平台开展电商业务，将有利于减少贫困，事关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未来。中国农民种地能挣钱，他才会愿意种地，我国的粮食安全才有保障。农民能够挣钱，才会减少外出务工，愿意留在农村，那么农村才会有活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董晨宇老师

网络主播等网红群体是数字新职业的典型代表，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到如今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职业，其间涌现了不少值得关注和探究的现象，有着高校教师和“UP主”双重身份的董晨宇以“网红群体的不稳定性与职业可持续性观察”为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董晨宇谈到四种不稳定性：一是契约的不稳定，绝大部分的网红和主播群体签的都是演艺协议，并非劳动合同；二是真实性的不稳定，我们常叫主播微名人，在中国这些网红和主播其实是没有创造性的，他在做的是一个非常重复性的劳动，但与此同时，网红和主播的职业给了他们在其他职业中永远不会获得的光环和幻觉；三是关系的不稳定，人格亲密是网红变现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这种亲密关系有可能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反噬经济关系；四是职业寿命的不稳定。其实，不稳定性不仅是网红，几乎所有平台劳动的行业中不稳定性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想要把这种不稳定性回归到一种可持续性，该怎么办呢？这是当下亟待探讨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天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在线远程办公成为等工作新方式不断涌现，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折射出时代变迁下的社会发展趋势。牛天目前正在开展对“数字灵工”群体的田野调查。在她看来，“数字灵工”具有三方面的特质：第一是技术层面，包括技术知识的学习和使用，这个群体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他们知道所有的社交APP；第二是数字学习，她发现每一个“数字灵工”都是一个重度的在线知识付费选手；第三是数字文化，也就是说“数字灵工”在这种平台上自我效能特别高。

牛天认为，未来“数字灵工”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可能并不缺少功能，更多缺少的是生态。现在功能已经饱和，需要的是面向每个个人的生态化，面向工作关系的生态化，包括社群、职业教育，还有城市和区域间的生态化。

主旨演讲之后，五位嘉宾就“数字经济下的就业可持续性”进行了圆桌对话，共同探讨了平台性质与就业的关系、劳动者在平台就业的自主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