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实录︱数字原野的新议题与新方法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的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正全面融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也随之涌现。数字社会研究因此需要构建新思想与新范式，以回应和关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次重大变迁。

研究领域的拓展给学者们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挑战。探索数字社会，如何理解边界和场景的变化？认识数字平台，扩大数字包容，我们又需要关注哪些新议题，应用哪些新方法？展望未来的数字社会研究，需要纳入哪些关键词？4月26日，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数字原野年度讲坛暨首届数字原野奖颁奖典礼。在圆桌对话环节，数字原野研究项目学术顾问、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蒋俏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董晨宇、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闫蒲三位青年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开展了深入讨论。

以下为本次圆桌对话的内容实录，由澎湃研究所整理，以飨读者。

数字原野奖学术顾问邱泽奇教授与青年学者董晨宇（左一）、蒋俏蕾（左二）、闫蒲（右一）探讨“数字原野”的意涵与边界。

进入数字原野，探索研究新议题

闫蒲（主持人）：很荣幸能够主持今天的圆桌对谈。目前，数字技术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想请各位老师结合各自学科的领域，包括个人研究兴趣讨论一下数字平台对于研究个体、社群和社会提供了哪些新研究议题？

董晨宇：我在翻译一本英文著作时看到数字经济平台“三个框架”的概念。我比较认同这个概念。其中，第一个框架是“多边市场”。研究主播行业时，我们可以研究主播，研究平台，以及所谓的MCN公司、公会、网红孵化机构等等。但是，当我们做网络主播的实际田野调查时，却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参与者在这个行业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打光灯就是主播营业中非常重要的配合角色之一，类似的还有很多。

第二个框架是“基础设施”。我们的数字平台在基础设施化，我们的基础设施也在平台化。比如以API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关口对于内容生产者造成的影响就具有悖论意义，也有人把它称为Walled Garden（带墙的花园）。

第三个框架是“治理”。从微观角度来看，治理问题其实由策展、治理、审核等方式在进行。那么问题就来了。数字平台的角色到底是一个服务器还是一个编辑？这两者权利和责任的边界完全不一样。劳动者和内容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能跟算法以及企业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博弈？我认为以上三个框架有别于计算机科学对于算法的定义，展示算法作为文化实践的一种研究路径。

闫蒲（主持人）：谢谢董老师从市场主体、用户，还有技术的各种互动关系来阐述了数字社会研究的新机遇。接下来，请蒋老师分享您的观点。

蒋俏蕾：我认为传播学科在近几年来迎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和机遇。最初的传播学研究更像是线性的探索，比如传播学经典的5W模式中的五个关键要素及其对应的领域。但是，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媒介正在变成基础设施，现今是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和社会不同维度、不同方面、不同群体都会在平台上表征发声。媒介也会把它的逻辑内嵌到方方面面。拉斯韦尔模式中的5W，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其实全部都集成在以平台为代表的各种媒介之上。文化循环中的表征、身份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制的整个过程全都内嵌了媒介的逻辑。所以，数字时代能够供我们研究的现象是非常丰富多元的，并且都由媒介作为底层逻辑串联了起来。

数字原野奖评委会主席、数字原野研究项目学术顾问、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

闫蒲（主持人）：谢谢蒋老师！接下来请邱老师从传播学以外的角度谈谈数字原野的研究议题会有哪些新的机遇。

邱泽奇：我认为，今天讨论就业话题非常有意思。刚才，两位学者谈到了数字平台的媒介化。其实，如果我们把对平台的观察朝抽象方向再推一步就会发现，人在社会生活里的关系建构发生了一个本质性变化。如果不用比较方法，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变化的革命性影响。在数字平台诞生之前，人面对的基本关系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日常生活关系，包括了从家庭生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建构的对象是个体，比如亲朋好友；另一类是公共生活包括工作，是人与组织的关系。其中，组织也分为传统社会组织和现代公共组织。人面对的关系基本上是由个体和组织两类对象所建构的。

然而当下，我们发现在传统的“关系”中加入了一个内容——平台。刚才蒋老师提到了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这个词，在中文里的含义太复杂了，可以分化出太多概念。其实，英文的媒介（media），比较好理解。在中文里，如果把媒介理解为中介，就会发现它跟社会关系有关。当我们谈平台组织、媒介化，我更愿意从“中介”的视角进行理解，平台或平台企业，事实上，是一个中介。中介的出现和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构造了一个新的日常生活和新的公共生活，包括工作关系。无论采用文字、图像还是语音，如今，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在借用平台作为交流和沟通的中介。人类的沟通，一直在运用中介，文字是中介，语言/语音是中介，我们始终在运用中介。只是，我们通常会将文字、语言/语音称为媒介，当这些媒介再通过一个媒介时，后面的更像是一个中介，而不是承载沟通内容的介质。至于中介在借助介质的交流与沟通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是传播学研究的问题。可是，基于中介的关系到底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变迁有什么关系，则是社会学研究的议题。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问，中介的出现与普遍化对我们理解日常生活是十分重要的。

与传统的就业不同，如今，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新中介，就是平台。其实，平台在一些语境里很“冤枉”。在读到《被围困在算法里的骑手》时，我就替平台抱不平，理由是平台没有困住谁，平台只是一个中介，至于平台开发的算法是不是带来了对骑手的剥削或让骑手内部竞争更激烈，我认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分析了零工劳动的关系逻辑。的确，外卖骑手面对的“关系”是以平台为中介的，但是平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服务大家。一位外卖骑手的工作，至少涉及五方：平台、卖家、买家、骑手、骑手公司。如果把外卖骑手递单时间缩短一分钟，每一方都会从中受益，没有一方不高兴。在这种每一方都高兴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要来质问平台用算法困住了骑手呢？平台只是一个中介，平台开发、迭代算法，同时也接受其他四方的反馈和反应。

一项劳动，关涉五方，平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基于平台中介的生活和工作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简单。我们今天对平台的理解还非常有限，可以说连冰山一角都还不到，有太多可以研究的议题了。

数字社会研究范式与方法新突破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助理教授、研究员闫蒲

闫蒲（主持人）：谢谢邱老师！邱老师的发言让我们思考在个人微观视角和社会宏观视角以外，如何去研究平台的中介作用和中间人角色。这也涉及到我们接下来想要讨论的问题，即如何做研究的问题。研究平台我们需要关注的主体非常丰富，除了研究用户和技术本身以外，我们还要研究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这对研究者构成了方法上的挑战。当研究对象变得更为多元，研究地域变得更为宽广的时候，研究议题也有可能是多学科交叉的。所以想向三位老师请教，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如何突破传统社会研究的范式去接触到数字社会的复杂研究议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蒋俏蕾

蒋俏蕾：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经典的量化、质化研究方法依然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三角互证的混合方法思维也变得特别重要。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研究材料和数据的多样性都要求应用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视角以及跨学科团队合作等方式展开研究。比如，新近兴起的计算扎根的方法框架，传统观点可能认为计算方法处理的是数据，运用的是数据、编程、统计等方法和技术手段，似乎显然是量化研究，但其实研究过程中是如扎根一般自下而上地归纳发现一些模式与规律，这与传统量化研究演绎的思路非常不一样。就研究方法而言，我觉得作为青年学者要不断丰富自己的方法工具箱，努力实现学术研究更大的自由。

董晨宇：我跟蒋老师不一样，我基本不做量化研究，更多进行的是纯质化的田野调查。以算法为例，算法有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2012年左右，学者们开始研究算法对于劳动的控制；第二个浪潮则是研究劳动者对于算法的反抗。这种人和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很多传播学的议题中都像是宿命一般先后到来。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对于面临着两个维度扩散的切口有特别深的感触。第一个维度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性的图景。比如说在观察外卖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有第三方的合同外包商、劳动站点、平台和作弊器的开发者以及改装电动车电池的商家等重要角色。研究某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个动态的、关系性的图景，而不能直接控制和反抗二元对立。

第二个维度则与线上和线下有关。数字社会有两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定义是只进行线上研究，比如在论坛线上互动；另一种定义特别强调线下，要求将线上的东西镶嵌到实际的线下生活当中，并进行完整性的理解。前者更多运用在市场营销领域，后者更多运用在人类学中。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邱泽奇：人工智能（AI）的介入，让当下的研究方法面临重大挑战。自从提出新文科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数字化与文科范式革命”的议题，其中之一是我们今天聊的“数字社会研究到底需要哪些新方法”。

我想分享的第一个观点是没有线上线下之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便会发现，其实没有线上线下问题，在数字技术向人类生活每一个细节的渗透中，人的社会生活已经在实现数实一体了。作为肉身/实体，每个人脑子里都有数字，不只是数值，而是数字化的数字。当然，还有其他。如果只有数字，那是机器了。我们更多地用“数实一体”来刻画市场、刻画企业，其实也可以用来刻画人。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在方法上首先要破除线上线下分割的分类模式。人离不开线下，同样，也离不开线上。

第二个观点是没有定性定量之分。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与非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可以有具体方法不同，甚至可以有认识论的不同，但基本原则还是一致的，那就是方法只是工具，工具需要与研究的问题相匹配。面对不同的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

做数字社会研究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方法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两点。第一是测量。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需要测量。广义上，社会科学研究只有一个测量工具——访题，即提出能够回答研究问题的素材搜集问题。第二是分析工具。无论是数值型数据还是非数值型数据，我们都需要把它变成可分析的对象。将素材转化为分析对象是一个技能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因此，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在方法创新上要落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素材，第二个层面是处理素材的方法，第三个层面是合作。关于合作，我再说一句，如今的社会研究，需要摆脱一支笔一本书的模式，更需要充分发挥跨学科合作的优势。

数字时空下，田野的边界在何处

闫蒲（主持人）：我还想向三位学者请教一个问题，在数字时代，研究人员田野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如何界定这个边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

董晨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基于互联网的田野有线上、线下两种不同的入场方式。以我研究的是网络主播群体为例，这个群体适合从线上入场。我的合作者想去公会做访谈，找MCN的时候都没有人愿意。最后，她选择签约公司做直播，在直播间中认识其他的主播、观众，再接触这个行业的各种下游产业。从线上入场后再扩大线下的边界。这种从线上到线下的纵深边界至少对我们这个研究案例而言是比较典型的。

蒋俏蕾：我认为在当下，田野就是你的研究指向。研究者研究问题所在的地方就是田野，或者说研究问题指引研究者找到田野。正如邱老师所说，现在线上和线下是难以分割的。比如，在研究社交机器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从未在线下见过的访谈对象会把个人特别私密的事情在线上进行袒露。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社会背景下，线上的深度交流是可以实现的，也是真实的，而非虚拟。

邱泽奇：我认为，田野既在场景内，也在场景外。Field（田野）放在今天的人类生活中理解，它就是Scene（一个具体场景）。如果Field是一个时空一体的生活流，那么Scene也包含着田野需要的各种元素。Scene就是传统Field的一个浓缩版。数字时代的场景，变化非常快，它里面蕴含的内容会比Field更加丰富和多样。传统的Field有一个非常强的Boundary（边界），几乎所有事情都发生在一个随着时间流逝的空间里。然而，当今的场景里发生的事情既在场景内，同时也没有一项不与外部有关系，也就是在场景之外。

田野在场景内意味着我们要把场景界定清楚，找到边界。然而，我们不能局限于场景之内。因为场景内的任何一件事、一个人都与场景外相关联，我们必须追溯场景外的关联者。问题在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会像六度分割理论预估的一样追溯到整个世界的边缘呢？我认为做不到。因为还需要区分关系的强度，也因此会形成一个边界。对场景外的追溯还应该满足对于研究问题回答的需要，而不是随着个人兴趣一直追溯下去。   

四个关键词，展望数字社会研究

闫蒲（主持人）：讨论的最后，我想请各位老师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你们对数字原野和数字社会研究未来的展望。

蒋俏蕾：我想到的是“活力”。传播学自学科成立以来，经历了几次关于学科发展的大讨论，主题就是Ferments in the Field，即传播学领域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当下，我认为活力表现在学科的交叉融合，方法的不断创新以及技术的赋权，这些都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人类自己。

董晨宇：我想用“齿轮”。在我看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就像一艘巨轮，外表无比光鲜，速度无比之快，而数字社会研究的价值和人的价值恰恰在于打开一扇门，进入到巨轮的内部去观察齿轮的摩擦，感受这种摩擦所带来的动力和疼痛。 

邱泽奇：我的关键词是“窗口”。每一项研究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当今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一扇扇小小的窗口。每项研究虽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也不一定能代表一个整体，但它确实是窥见这个时代和整体的一扇窗口。

闫蒲（主持人）：谢谢老师们的精彩分享！作为主持人，我选择的关键词是“对话”。相信各位观众也注意到，我们这一次对话可以很好地搭建起来不同学科、不同范式之间的桥梁。这其中也包括数字和原野之间的桥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