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建诚｜严复与《国富论》研究忆往

《当中国遇见〈国富论〉》，赖建诚著，格致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200页，49.00元

这本小书略显干瘦，故写篇长序增胖，趁我老糊涂之前细说成书过程。

1984年3月，我在西欧的中文报纸看到小方块广告：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急征人才，条件写得官式具体。

这所理工学校何时有了人文社会学院？当时我尚无返台准备，就留下剪报保留至今。

同年8月在媒体看到，台湾“清华大学”在秋季成立人文社会学院，增设经济系（本科班）以及历史、语言、人类学、社会学四个研究所（硕士班），才确信此事为真。

9-10月间，我写封简函，说明简历与专业方向，很快收到系主任赵冈教授回信。我刚在图书馆看到他以英文发表的土地制度史论文，当时他应该还是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怎么会从新竹（台湾“清华大学”所在地）回信？我看笔迹方正魁秀应是不假，依嘱寄出各项文件，约好1985年1月中旬在新竹面谈。

我对路况不熟，下了高速公路，提早一站在台湾交通大学下车。两校的距离和北京的清华、北大一样贴近，但要走到校园中心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个时候，又没有移动电话可以联系，双方都着急了。

彼时新竹交通不便，科学园区广无人迹，台积电尚未存在，我真怀疑自己是否该来应征。

当时我三十出头，赵冈（1929-2021）正值壮年，高大的东北哈尔滨人，文雅渊博广见闻，让人很难抗拒。

后来我才明白：蒋硕杰院士在台北主持“中华经济研究院”，邀赵冈短期主掌其中一个单位。台湾“清华大学”时任校长毛高文和理学院院长沈君山，趁机邀赵冈协助创系。

我的专业是偏门的经济史，在以数理统计为尚的同行面前，总是羞于表达自己的领域。

我的就业机会很少，又遇上这位同行知名学者，直言问为何愿意考虑我。答案很简明：当时“教育部”规定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为必修，大多数学校都敷衍了事（这项规定大约在1990年左右松绑）。赵冈知道找人不易，我和家人商议后就高攀应聘了。这是我此生唯一的正式职务，深深感谢1985年初的良机。

校方提供充足经费，鼓励教师与国际学界接轨。既已排定要教经济思想史课程，我就往这方向找议题。

在适应新环境的初期，如何在较陌生的领域找到显著题材？那时血气正旺，脑袋刚经过初步锻炼，很快就想到一个议题：《国富论》通过哪种方式传入晚清？清末尚无适切的词汇可传达分析性概念，例如“边际生产力”“看不见的手”“钻石与水悖论”等。严复是用什么手法表达这些陌生学理？

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国富论》的核心主张是“自由放任”“政府最小化”，而清末仍习于皇权的政界，如何接受管得愈少愈好的理念？知识界与工商界对《国富论》的态度，是迎是拒，或无所适从？

我对这两项议题几乎完全无知，也很少见到系统性的文献解说。学校爽快批准一笔小经费，要求带几位同学进行，用意是同时培育师生。为何会想到这个题材？这些问题不会凭空出现，必然根植于先前无心埋下的种籽。此事要推回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本科时期的阅读偏好。详说如下。

高中毕业后依联考（高考）分数进入商学院就读，但我毫无商业才能，不会交际也没手腕，要我墨守成规上下班也办不到。我对文史哲远比数理统计分析更有兴趣，在经济急速起飞、人人向钱看的美景下，如此不食烟火将来如何发达？

在这种不协调的气氛下，我看到有人介绍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的英文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该书分析严复如何译介西洋名著，从《天演论》到《国富论》再到《群己权界论》。

我买了一本翻印的原书，但是因为知识量不足，历史基础太差，几乎看不懂书中那些人名与问题，遑论观点与争辩。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商务印书馆找严复译本，结果打击更大：他的古文比英文更难懂。

后来读钱穆《师友杂忆》，才知道他年轻时读严复译本，也几乎每页都有生字。在双重打击下，史华慈的书就变成摆设，几经搬迁就失踪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欧洲密集学习几年，1986年重读史华慈的书，已能看出他对《国富论》的理解，同经济学界相比有显著落差，甚至还想与他争辩。

初任新职又有新主题，真让人振奋。每每傍晚沿着校内大湖，思索如何组织材料形塑论点，虽是黄昏却有黎明之感，大脑转个不停，自动蹦出新点子，总算体会到何谓文思泉涌。这也让我明白一个重要判准：若对某个题材有兴趣，但没出现这种感觉，研究之路多半就会崎岖坎坷。古稀之际顾所来径，总觉得四十多年来苦头远多于甜头。严复是第一个也是最甜美的果实，缘分和福分果真都是稀缺品。

1986年年底写好初稿，请师友指正，反响大多积极：题材不错，内容具体，结论明确。欣喜之下写了精简英文版，以测试国际学界能否接受，然后就开始向期刊投稿。不出所料，中文经济学期刊对文史议题兴趣不高。转投《汉学研究》倒很顺利，评审意见相当正面，主编还打电话谈了一下。（赖建诚：《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汉学研究》1989年第2期。）

英文稿也没障碍：先参加1988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经济思想史年会，引起几位同行注意。其中一位是保罗·特雷斯科特（Paul Trescott），他对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过程做了深入研究，多年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了一本专著。（Trescott, Paul, 2007,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既然初步反应尚可，我就向《欧洲经济史期刊》（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投稿，主编觉得有意思，刊登在“研究讨论”栏目。（Lai, Chengchung, 1989, “Adam Smith and Yen Fu: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e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8（2）:371-381.）

第一次写严复论文，得到正面响应是个好起头。1989年6月，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大学参加经济思想史年会途中，心生一念：既然严复译介《国富论》时，曾出现翻译与政策接纳的问题，那其他非英语国家，如日、俄、德、法、西、葡、意，是否也有过各自版本的“严复现象”？这是个好问题，但答案我一无所知。

那时个人计算机刚上市，日常联络主要靠信件和传真机。在学术信息不便的时代，做跨国研究绝非易事。上天悲悯我，日积月累点点滴滴，搜集到几个国家的部分讯息。更幸运的是查到一项关键资料，对理解《国富论》的跨文化传播很有帮助：哈佛商学院图书馆内，有个历史档案部门名为“克雷斯欧洲经济史与哲学资料集”（The Kress Collection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 Philosophy），同行简称为“克雷斯资料库”（Kress Library），收藏有欧洲商业史、经济史、思想史的文献。更惊喜的是他们有本小册子《斯密研究范德布鲁纪念馆藏目录》（The Vanderblue Memorial Collection of Smithiana）。

真没想到会找到矿脉源头，但反而引起恐慌：我已知的材料实在卑微，目录内还有丰富的文献我完全不知，怎么办？如何找出一大段时间去运用这批史料？上天再度怜悯我：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与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相熟，争取到让学院教师申请赴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的机会，留职留薪无教学任务。1991年暑假我提出申请，附上已发表的中英文严复研究，说要把这个议题扩充编成一本书，对比十个非英语国家的“严复现象”。

哈佛燕京学社代表爱德华·贝克（Edward Baker），秋季到我研究室面谈。他说自己在哈佛数十年，竟然不知道商学院有这批重要史料，研究若能做出必然有意义。他只有一个疑惑：如何读懂十种非英文史料？贝克专研韩国，对日本熟悉。他不怀疑我的英文、法文能力，我也能证明自己日文的阅读与口语水平，还拿出了老旧的德文检测成绩。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怎么办？拉丁语系的学术名词大体类似，基本上能判断标题取舍文章，至于具体内容只好在哈佛校园付费请各国人士协助。俄文、北欧文又怎么办？哈佛总图书馆内，有许多精通各国语文的馆员。只怕问题没意义，不怕找不到帮手。

1992年2月，收到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函与各项文件，安排生活住宿与机票。我松了一大口气，书稿计划有指望了。6月搭机赴美，去做那个蛇吞象的题材。听说哈佛总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藏书远超过千万册，1700年之后的藏书已能用馆内计算机查索。我没用过这种先进技术，笨拙地输入关键词“Adam Smith”，立刻显示出几十页文献，大多前所未闻，把我给吓晕了。馆内提供免费打印，当时还是一行行地印，机器忙了半小时才结束。我抱着一沓打印纸，六神无主地回到学社，那是被文献淹没的窒息感。

清醒过来之后，明白只有一条路可走：进书库逐本查找，看能否用上。哈佛总图书馆绝对是书生天堂，逛三辈子没问题。我还需要去商学院图书馆查看主矿：《国富论》文献特藏。商学院图书馆的体积与藏书，比不上哈佛总图书馆，但更精致、优雅、宁静，总阅览室高大宽广，无梁柱。我看过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那是社会性的机构，总觉得大学图书馆对研究者更适用。

事先写信联络上的馆员，带我去看《国富论》文献室。那里面积不大，但很精雅，绝对安静，只能用铅笔记录，不可照相。馆员指着一张大书桌，说这是熊彼特在二战期间，写作《经济分析史》时用的专桌。真意外也真荣幸，能和这位世界级老前辈用同批史料与桌椅。

若无旁听课或专题演讲，我就走过查尔斯河到商学院，或钻入哈佛总图书馆的书库。一个意外收获是见到了久仰的史华慈。他已退休，每天到同一地点享用午餐，会见众人。我向他说自己正在做严复的研究，那一年他刚刚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专著，对严复问题兴趣已淡。他和蔼可亲，和众人无话不谈，甚得人缘。

长话短说。1992年圣诞节时，我已掌握大多数文献。接下来要做几件事：第一，用9寸屏的笔记本电脑整理这十国的文献；第二，挑出代表性的文章，付费请人译成英文；第三，根据这些译稿，写两篇综述性前言，一是各国如何翻译《国富论》，二是各国对《国富论》的论点如何迎拒。我专心此事，加上译者配合，进展有如神助。1993年5月左右，已整理出上千页文章，写好两篇综述，足够编成厚厚的主题专著。临到需要联络出版社的时候，我却迟疑了：千页文稿，主题是关于世界闻名的《国富论》，研究范围跨越十个非英语国家，编写者却从未听闻，这样的书谁会考虑出版呢？

那时犹如吃了豹子胆，最先想到的是出版《斯密全集》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我写了一封短信，附上目录，航邮寄出之后，忐忑等待。约两星期后收到回信，简短两句话：“这个题材看来挺有意思。何时能寄书稿？”发信者是负责社会科学部的安德鲁·舒勒（Andrew Schuller）。我拿着信去哈佛总图书馆找肯尼思·卡彭特（Kenneth Carpenter），他是国际知名的书目学家，曾应聘去日本协助编录斯密生前藏书。

斯密无后代继承，大批藏书流落各方。东京大学经济系在二战前取得斯密生前藏书315册，都贴有斯密的私人藏书票。东大经济系主任根岸隆教授，1991年2月带我入馆参观过这批藏书。（请搜索：“Adam Smith Collection, Tokyo University”）另几所日本院校后来买到几本，各自当作镇馆之宝。名古屋大学的水田洋教授（1919-2023，享年104岁），有专著研究这项题材。（Mizuta, Hiroshi, 2000, Adam Smith’s Library: A Catalog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爱丁堡大学的新学院[New College]收集斯密藏书最多[约1600册]。请搜索：“The Library of Scotland’s Greatest Economist”。）

卡彭特在斯密研究圈小有名气，我常找他问东问西，共进午餐谈天说地。我问他是否认识舒勒。他说刚刚收到舒勒来信，问是否认识我，还请他判断我能否完成书稿。我们相视大笑。我问他会怎么回复，他说很简单：认识此人，已多次相见；书稿已成，本周可航邮。因书稿太厚，必须双面影印成两册，我印了两份，供寄出与自存。半个月后收到回信，舒勒说页数超过预期，必须大删才能考虑。他还需请人审稿，要我静候。筹划四年的任务终于将告结束，浑身舒畅，那时刚过四十岁。1993年6月，踏花归去马蹄香。

哪里知道我接下来竟被这部书稿折磨了七年，不是修改内容，而是痴痴等待——充满不确定的焦急，出版社态度的不明确，编辑者一再更换，这些都让我陷入疑虑与无措。啥事也不能做，只能枯等。出版社既不签约，也不退稿。谁知道几年后我会不会收到一封短信，跟我说非常抱歉……

过了三四年，终究按捺不住问书稿现状，回复仍是简短一段：原本找了一位编辑，但近日离职，请耐心等候。1994年夏，得到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资助，去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中心（CESifo）访学。接待我的是《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主编。他的习俗经济学专著正在赶稿，两年内就在牛津社出版。为何我早就交稿，反而搁置，且尚未签约？无回复，只好再枯等。过一两年又来短信，说第二位编辑刚要处理稿件，就不巧离职，转任联合国某机构。这件事辗转折腾几年下来，我的期盼已降到冰点。

过了两三年音讯全无，已全然不抱希望。某日传真机收到十多页表格，需要快速填写回复。传讯者说他是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负责编辑我的书稿，说觉得内容有意思，填好表格后会寄正式合同。大约与此同时，总编舒勒来信说他已读过书稿，有哪些篇幅需要删掉，同时传来封面设计。此时我已接近无感，回信说删多少皆可，封面我没意见。他还说此书较厚，做索引费时且昂贵，能否同意不做。这一点就难接受了，我回复称，我还没看过牛津社的书没索引。

大约在1995年夏，我刚结束手边的小题材，又等不到牛津的合同，就想到运用这部书稿做两件事：一是把1993年春夏间为这部书写的两篇前言综述，投稿给两个期刊，都顺利发表了（Lai, Chengchung, 1996, “Transla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5（2）:467-500; Lai, Chengchung, 1996,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European Legacy, 1（7）:2069-2083.）；二是写出了一小本书稿，也就是读者手中的这一本。新书初稿写好后请人评论：有人看后默默还我，有人简单说了句有意思，但没人给过正面响应，也没人提供修改建议。我感觉不妙：难道给牛津社的书稿（1993）和新写的严复书稿（1997）都泥牛入海了？消沉了一阵子，就转去写《梁启超的经济面向》。

2000年春，收到航空包裹，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寄来的六本样书，也就是下面这本《亚当·斯密在各国的传播：〈国富论〉的翻译与接受》（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噩梦终于结束。我告知哈佛燕京学社此书已有结果，感谢1992-1993年间的支持，贝克表示欣慰，日后还来与我相聚。牛津社销售部门每年会寄报表，显示销量与版税额。此书两年内卖了300多本，然后逐渐降为两位数、个位数；二十年间总共卖了500多本。市场大概就这么大，大多是图书馆订购。我收到一些研究者来信表示认同，学术期刊有几篇正面书评，但科学史期刊《伊西斯》（Isis）上的评论却是完全负面。

英文版出版后，还有中文书稿（即本书）要操心。我先向学术机构投稿，屡投屡退。英文版的困难是长年枯等，中文版的困难是问津无门。连普通读物的出版社都断然回绝。过了两三年，我想试试台北三民书局，他们出版过我的两本杂文。等了一阵子以为又完了，没想到2002年初收到出版合同，要求买断终身全球版权。我当即同意。后来才知道有人暗中相助：我系毕业生在当编辑，向老板说这本小书题材有新意，应不至于亏损。

这位陈姓编辑日后来校告知此事，虽然当时我已不记得他的容貌，但仍感谢解危之情。出书时正逢我半百，算是个大礼。学界与读者对此书未置一语，首印可能都还有剩余库存。那时我正被《梁启超的经济面向》缠住，接下来又与积压十多年的《边镇粮饷》搏斗，就把严复束之高阁了。

2008年初，上天又悲悯严复这本小书了。北京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在台湾访学，我们是经济史同行但不认识。他来新竹与我相会，邀我休假期间赴北京一个月，也愿意推介这本严复小书给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我首次参加福州严复研讨会，参观故居，感受他的生活环境。2013年在北大历史系参加严复国际研讨会，会上有人表示这本小书不错，才稍稍释怀。

1997年撰写本书初稿后，趁热写了这本书内容的简要英文稿。1999年保罗·特雷斯科特来台与我相见，说可以扩充成完整专著。他积极写了几章初稿。当时他已有年岁，不久就停笔了。这本半成品的英文稿，此后就在计算机里休眠了22年。中间我在2014年退休后打开重看，觉得薄弱，又让它继续沉睡。

2019年4月，上天又悲悯我了。一位在伦敦任教的同行来新竹，我们谈到手边的题材。他留下一张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的名片，说可试投他们家的经济史丛书。我迟疑了几天，寄出那本老旧的半成品碰运气。没想到一个月后，收到两份非常肯定的评审意见，我错愕到回不过神来：连自己都怀疑的文稿，竟然得到有生以来最高的评价！第一位审稿人用小字体单行距写满四页，毫无保留地推荐出版；第二位审稿人写了一页半，基本态度相似。经济思想史的圈子不大，从文风大致能判断是哪两位英国专家。

中文版与英文版的评价，犹如冰火两重天，真让我怀疑人生。既然审稿人这么抬爱，丛书编辑就寄来合同，我答复称版权在三民书局。但哪里知道，因为授权条件存在分歧，帕尔格雷夫和三民书局未能达成协议。我居间斡旋近一年仍是僵局，只能无奈长叹空欢喜。

再三考验之后，上天又悲悯地帮我脱困。2022年4月，我把《经济思想史的趣味》，浓缩改写成英文精简版（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in 20 Talks, 2022, Springer），后被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施普林格与帕尔格雷夫隶属于同一出版集团。我把严复英文书稿和审稿人评审意见传给施普林格，问施普林格可否考虑三民书局的条件。这次终于峰回路转，施普林格特请德国版权部门另拟全新合同，几经细节修正后于2022年7月底签约。同年12月末就出书了。1997年的严复英文书稿，从2019年4月跌跌撞撞到2022年12月，终于落幕。

承蒙格致出版社欣赏，让这本二十年前的小书继续再版发行。我与严复的缘分，从懵懂相会，到编写牛津社专著，再到读者手上这本书中英文版的问世，回首猛看竟已过了半个世纪：从大约1973年起，断断续续起起伏伏，一直到2023年初的今天。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不是上苍再三悲悯我，而是一路庇佑严复，感念他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笔醒山河的丰功伟绩。

本文为赖建诚著《当中国遇见〈国富论〉》自序，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