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宁︱命名边疆：地名中的西南变迁

1955年冬天，西安市土门村附近挖出了一块奇怪的墓志。这块墓志正面上半部分是某种在场者谁都不认识的文字，下半部分则是汉文。汉文部分表明，坟墓的主人是唐朝人苏谅的夫人马氏，墓建于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女主人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随后，奇怪的外文经日本京都大学的伊藤义教博士确认为中古波斯语巴列维文。马氏实际上是波斯人的后裔。而“苏谅”和“马氏”这两个名字也暗藏玄机——这两个表面上再正常不过的汉名在巴列维文部分中，苏谅写作swryn，马氏为m’syš。

萨珊波斯于公元65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后，一批波斯人随同王子卑路斯流亡唐朝。墓志写于公元874年，距萨珊波斯灭亡已超过两百年。从姓名来看，入华两百年后，波斯人仍然顽固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传统。

当然，要想看出这两个名字实际是胡名也并非易事，如果没有巴列维文对照，苏谅和马氏很可能会被当作一对普通的唐朝夫妻。可以想象，唐朝人和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大概也会把苏谅当成姓苏名谅，马氏则是他娶的马家的小姐。

像苏谅和马氏这样，移居异国两百多年名字还有母国痕迹的人尚属少数，更多情况下，人名的变化在几代内就有可能把祖先的痕迹抹得一干二净。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西突厥沙陀部，本姓朱邪，曾祖父名朱邪执宜，祖父叫朱邪赤心，汉名李国昌，父亲李克用。短短三四代人，就基本完成了从习用胡名到常用汉名的转换。

采纳中国式人名是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人名能提供的线索其实相当有限。作为一种在几代内变得面目全非的专名，如果不是知名人物或留下能表明身份的墓葬，其变化过程很难追踪。然而，另一类专名则为中国化提供了近乎截面切片式的标本。

层叠的地名

人名的使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的寿命制约而难以长久流传，然而山川地貌、城邑乡村的名字在这方面的限制则要小得多。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些地名，如河南洛（阳）、温县，山东莒县，陕西豳县都是明文可考从上古一直沿袭到现代的名字。甚至于真实存在已经湮没许久的地方，地名往往也能提供线索。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山上本有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城址，距今大约六千五百年。城市早已消亡，地名却一直带着“城”字。

总体而言，地名是专名中最为稳定的一类，地名中又以大河的名称尤其稳定：现今欧洲东部颇有一些名字里带d-n的河流，如多瑙河（Danube）、顿河（Don）、德涅斯特河（Dniester）、第聂伯河（Dnieper）、北顿涅茨河（Donets）。当地现代居民的语言里很难找出这些河流命名的理据。但是在古代塞人的语言里面，河流就是Dānu。

塞人属于伊朗人的一支。今天和塞人有密切关系的奥赛梯人只分布在高加索山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交界的一小块区域。乍一看，离奥赛梯人千里之遥的地方出现d-n类河流名称是个很难解释的现象。实际原因很简单，当广袤的东欧草原还是塞种人游牧的牧场时，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命名了这些河流，塞种人从这里消失千年后，地名中仍然保留着他们的痕迹。

当新的居民到来时，本来的通名往往会演变成专名。今天英格兰有数条叫做Avon River或者River Avon的河流。Avon来自不列颠岛原住民凯尔特人语言里的河流。日耳曼人抵达后不知Avon的词源，就把这些Avon当作河流的专名了，再加上新的通名River，成为这些河流的新名字。

把目光转回中国，会发现在重庆有一条叫濑溪河的河流，它是沱江的支流。在沱江水系，濑溪河并不是孤例。在它附近还有釜溪河、濛溪河、龙溪河。

不难看出，溪与河的意思颇为重复。如此画蛇添足之举，说明先有一群习惯把河流称为“溪”的人群在此居住。后来当地人群发生了语言文化上的转变，才加上了“河”字。翻阅史料可以知道，濑溪河以前叫过赤水溪、濑波溪、龙溪、岳阳溪等，正式改名濑溪河，已经是1949年以后的事了。

那么“濑”呢？

字典对“濑”的解释为沙石上流过的急流。用来命名一条河流，还算说得过去。不过，见载于宋朝《寰宇记》的濑溪河，名字却是“赖婆溪”。非但如此，四川重庆以“赖”打头的地名远不止濑溪河一处。四川简阳是古代的简州，简州之名得自境内的赖简池，赖简一说源自当地发展仰赖于三国时在此驻防的简雍。然而，除了赖简之外，川渝一带还有赖伦、赖宾、赖黎、赖母、赖王、赖逆等地名。

除了四川“赖”字头地名众多之外。中国还有一片有着大量“赖”地名的地方——广西。与四川不同的是，广西的“赖”来源很清晰，基本都可以归结于壮语Raiq，意思是河滩。

当今四川人口以汉族为主体，并不是壮族的分布区。然而在公元四世纪成汉政权时，原来居住在牂牁（今贵州境内）的数十万僚人在李寿招揽下北上入蜀。这些僚人和现代壮族、布依族较近的亲缘关系，入蜀后主要集中于四川中南部地区。该次移民事件对当地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虽然唐以后入蜀的僚人逐渐汉化，但是“斯”、“罗”、“赖”打头的地名则在四川盆地扎根，存留至今。

濑溪河的变化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缩影。单就地名信息的丰富程度，恐怕全世界都很少有地方能和中国西南相比。这片被崇山巨河切割成无数碎片的缤纷土地，自上古以来就是整个东亚地区人口、语言、文化复杂程度最高的地方。将这片面积和人口都占今天中国约三分之一的地区整合进入中国，经历了极其曲折的过程。西南地名，则是这个持续数千年的浩大过程最好的注解。

从“昆明”说起

中国西南的地形决定了其族群多样性极高。中原政权对西南的经略起自东周，巴蜀地区至战国时期的整合已经颇为成功。然而更加偏远、地理阻隔更为严重的云贵地区则始终游离于中原政权之外。史料记载中，华夏人对云贵最早的一次开发尝试应属战国楚威王时期楚人主导的“庄蹻入滇”，不过“庄蹻入滇”一事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也并未形成持久影响。

汉武帝时期，“氐羌人冉駹、嶲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武帝派司马迁“南略邛、筰、昆明”，大量西南夷地区的专名也开始被记录。《史记》中司马迁还记下了“夜郎”、“滇”、“同师”、“叶榆”等名。自然，这些名字都非汉语，而且不少专名既是族群名，也是其活动地区的地名。其中，“昆明”尤其值得注意。

昆明在今天的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云南的省会，著名的“春城”。然而，在早期记录里，现在滇池边的云南省城却和“昆明”并无太大关系。

在司马迁时代，昆明本是某种氐羌人的称呼，在另一些史料中这群人亦称“昆弥”。这个族群名称的含义至今仍未能完全得到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昆”是南亚语（高棉语、孟语、佤语等）的“人”，而明/弥则是某种藏缅语（藏语、羌语、彝语、纳西语等）的“人”。

昆明人于西汉早期以洱海地区为核心游牧生活，其分布范围“西自同师（今保山），北至叶榆（今大理）”。由于昆明本是对人的称呼，所以昆明人活动的范围也称作昆明。洱海古称昆明池，汉朝昆明人逐渐向东扩张。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姑复（今盐边）、叶榆、弄栋、连然（今安宁）、滇池（今晋宁）、建伶（今昆阳）的“昆明诸种”。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李恢在向建宁（今曲靖）进军途中于昆明被围。说明当时滇东北已有叫做昆明的地名。唐朝则在今天的盐源设置了昆明县，属嶲州。今天滇池附近的昆明设置为昆明县的历史则要迟至元朝。

不得不说，昆明作为一个本出自夷语的名字，却能长久流传，避免了很多非汉语地名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被更改的命运。其妙处在于，虽然这个名字本非汉名，但写作“昆明”后却因字面意义的美好，甚至反传入内地。汉朝长安的人工湖即叫昆明池，北京颐和园内的湖泊也叫昆明湖。

但是，与昆明同时的不少夷语地名并不如昆明一样幸运。这些名字因为夷味过于明显，要么被迫修改，要么干脆遭到弃用。

嶲和昆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史记》中有“嶲昆明”的用法，唐朝昆明县也属于嶲州。然而嶲州后来先后更名为建昌、西昌。1949年后，越嶲县也更为越西县，“嶲”作为地名也就消失了。

这个过程在西南地名的变迁之中不断重现。诸葛亮南征以后，南中地区共设置牂牁、建宁、朱提、越嶲、永昌、兴古、云南七郡。建宁、永昌已明显是华夏政权怀着边境安宁繁荣的期望而起的名字。在日后的岁月中，牂牁、朱提、兴古等地名，也渐为汉名所取代。

以夷变夏、以夏变夷和以夷变夷

然而，与北方和东南地区不同，西南地区的中国化是个漫长的拉锯过程，其中多有反复。华夏政权也并不始终占据优势。僚人入蜀就导致四川出现大量的壮侗语地名。晋朝以后，今天川南、贵州、云南地区则长期为南诏、大理地方政权控制。作为乌蛮、白蛮控制的政权，南诏领土中包括如太和赕、苴咩赕、邓赕诏、越析诏、施浪诏、浪穹诏这样的地名。甚至有改为蛮名的，如南诏王劝丰祐就把拓东城改名善阐城，今天大理白族仍然把昆明叫做善阐（sitcei）。

只是，此时华夏文化已逐渐在西南地区树立权威。南诏大理均习用汉文。南诏设置了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开南、银生七个节度使，可以看出，这些地名中不少都有浓厚的开疆拓土、祈求安宁的含义，与中原政权别无二致。建立大理国的段思平生于大厘睑，夺取政权后，将国号从“厘”改为“理”，更是取“理”字之义。

一如中原对西南失去掌控，南诏大理对云南南部的控制能力也是颇有问题。银生城位于今天的景东县锦屏镇，开南城则位于景东县文井镇开南村。银生，开南后来均为金齿白蛮攻陷。历经整个南诏大理时期都未能成功收复。

对牙齿做文章是壮侗人群的典型特征。今天的景东是彝族自治县，傣族人口并不多，可是景东却有好几条名为南某河的河流，如南洋河、南线河、南普河、南困河。如果不局限于景东县，南某河的数量就更多了，如南腊河、南捧河、南宛河、南町河、南垒河。甚至今天流经曼谷的大河名叫湄南河，其实湄南意思就是“河（母+水）”，其正式全名则是แม่น้ำเจ้าพระยา （Maenam Chao Phraya）。

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语里，河被称作nam4 mae6。“南某河”是傣语地名是无可置疑的，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它们并不都在现今说傣语的地区。腾冲和顺古镇前的河流叫南底河，这里现在是汉族居住的地方。红河州的南昏河流经区域现今主要是彝族和哈尼族。

自金齿白蛮攻陷南诏南境后，在从云南南部延伸到今天泰国的广大地区，傣族政权一直有着极深的影响。今天的景东一带则长期为傣族陶氏土知府所统治。清朝中后期的战乱让景东大部分傣族散逃，然而地名却仍然保留了傣族人活动的痕迹。

诡异的是，虽然地名证据显示傣族分布区域向南缩减了不少，但是在更南方却有所斩获。现在傣族集中的西双版纳于1180年建立起景龙金殿国，然而根据傣族传说，现在的勐腊县磨憨、勐满、勐捧以前并不是傣族人的地盘，而是以磨歇盐井为中心的克木人的地盘。

克木人在中国人口稀少，没有列入五十六个民族之中，他们是佤族、布朗族的近亲等，和更加南方的孟人、高棉人有比较近的亲属关系，可能也是古代百濮的后人。克木人当中也流传着被傣人鸠占鹊巢的故事。时至今日，西双版纳尚有一些如“南黑”这样的傣语、克木语合璧的地名。

飞速“中国化”

如果说之前西南地名的变迁，反映了当地各个族群势力此消彼长的拉锯式变化的话。从明朝开始，中国化则进入了快车道。

明朝时，内地人口迅速膨胀。又因明朝对西北、东北的经营都不很成功，这两个扩张方向被封堵。崇山峻岭中的西南地区虽然路途险阻，但因为此前的开发强度低，尚有余力吸收外地移民，于是，明朝有意识地建立卫所制度，并逐渐开始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各土官不断为流官所替代，内地化的进程迅速加快。

而在云南，移民的军屯色彩也在地名中有颇深的体现。

今天云南大理洱源县有左所、中所、右所、中前所、西中所等村庄。在这个白族为人口主体的县里，带“所”的村不但在公路沿线，而且都是汉族村庄。这些村都来自于当时卫所制度下设置的百户所，村民几乎都是明朝迁入大理地区的军屯人员后代。

在发展军屯的同时，明朝也积极在云南利用机会实行改土归流，如曲靖府罗雄州土知州继荣之乱于嘉靖十三年（1535年）平定后，巡抚刘世曾请求在罗雄筑城、改流。后来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罗雄州更名为罗平州。

入清之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加快，与之相适应的地名更改也屡见不鲜。雍正时期对乌蒙改土归流后，云贵总督鄂尔泰望文生义，竟将乌蒙曲解为“乌暗蒙蔽”，要求“举前之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将乌蒙改成“昭通”。也有改名相对合理的，如从唐朝到明朝一直被称作“都泥江”的广西红水河，在清朝先后意译为“红水江”和“红水河”。

比之数千年来中原与北族互动的波澜壮阔，西南地区的中国化似乎是个自然而然甚至“自古以来”的过程。然而，这片斑斓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缤纷族群，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座大熔炉。汉朝《白狼歌》唱道：“徵衣随旅，知唐桑艾。”（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史书之外，数千年来西南居民赋予壮丽山川的诸多地名，也在向今天的我们娓娓道来，这里曾经演绎的无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