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关心海明威在巴黎过的什么日子，我体验了没有滤镜的日常细节

译者栾颖新在巴黎经历了疫情，在那段被迫面对自己的时间里，她越来越多地思考，并学习与自己相处。2020年夏天，她读到盐野七生的《思想的轨迹》，书中写到了作者在意大利生活的经历。这给了她启发，她想把在巴黎生活多年的经历和感受写下来。而促使她将想法变为现实的则是一位摄影师朋友，这位摄影师去世以后，意识到人生无常的她，开始动笔写作。

今晚的夜读来自栾颖新的散文处女作《那个苹果也很好：在巴黎学会自由》的自序，在学术之外，她更愿意温柔地观察、真诚地记录。于她而言，巴黎是温柔之海，承托着她，让她自由地漂浮，做一只随心所欲的“苹果”。

文丨栾颖新

2021年6月写于巴黎

巴黎似乎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地理概念了。说起巴黎，人们或许会联想到一连连串文学作品和曾在巴黎生活过的作家的名字。那么多人写过巴黎，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海明威、本雅明、佩雷克……我在还没学法语时就开始看关于巴黎的书，通过前人的叙述想象巴黎是怎么回事，试图根据那些文本建构出巴黎的形象。

我想在到巴黎之前尽可能地了解这座城市，可书里提到的地名、街名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实感。看关于巴黎的电影也是一样，看来看去也只是看到了一种气氛。虽说如此，但这种书和电影我没少看。在我到巴黎之前，巴黎于我而言只是一团模糊的想象。

库索生活在京都，她说京都是一种喻义。我很喜欢这种说法，巴黎似乎也是一种喻义。毕竟这世界提起名字就能引发诸多联想的城市并不多。

而巴黎外面还有一层更大的壳，那个壳就是抽象意义上的法国。一切以“法式”冠名的东西都显得洋气、高级，比如法式吐司。我到了法国以后才知道：正如在哈尔滨没有人提“哈尔滨烤冷面”，在巴黎也没人说“法式吐司”。那个被人们称作“法式吐司”的东西确实存在，它在法国被叫作painperdu，字面意思是“废弃的面包”。

面包当天不吃完，第二天会变硬。为了挽救硬面包，人们把它浸在牛奶和蛋液里，用黄油煎。法式吐司是对变硬了的面包的拯救。

这又涉及另一个刻板印象。有人曾以关切的语气问我:“你在法国吃面包还吃得习惯吗？”对方的潜台词是法棍面包很硬。是的，确实流传着法棍面包硬得可以当打人凶器的都市传说。而实际上新鲜出炉的法棍当天吃是不硬的，外壳松脆，内里柔软，充满气孔，散发着小麦的香气。

文学作品和想象共同构成了刻板印象，在亲眼看过之前，那些刻板印象一直存在、一直起作用。想起日语里的“巴黎综合征”，指的是在没有去过巴黎时对巴黎充满美好的想象，到了巴黎之后发现巴黎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进而陷入失望和难过情绪的状态。为了避免这种综合征，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了解真实的、当下的巴黎是什么样。

刻板印象也有功能，我通过前人书写巴黎的作品认识了巴黎的一部分，可是今日的巴黎已经不同于几百年以前的巴黎。如果还需要刻板印象，那么也需要换点新的。如果沉浸在过去的描写中，以过去的描写为滤镜去观察当下的巴黎，去了巴黎也是白去一趟，因为文学滤镜会遮蔽当下。

法国作家埃里克·阿藏在2021年春天出版了一本新书，他捍卫当下的巴黎。总有人抱怨巴黎不好了，巴黎不是以前的那个巴黎了，一副光辉时日不再的遗憾心情。埃里克·阿藏觉得这没什么，他说：“是啊，巴黎在变化，而且幸好巴黎在变化，它一直在变，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巴黎从未停止变化。”我同意，所以我想写现在的巴黎，想写我在巴黎的经历。

我在句子里用很多“我”。中文行文往往避免用太多的“我”，显得自我意识过剩，又累赘，很多句子往往没有主语。而我喜欢用“我”，是强调我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个人的经验，是我的，不是别人的。不同的人在同一城市的经历往往是不同的，况且这座城市还不小，不同的街区还有着不同的气氛和风格。

写与一座其气氛超过其本身的城市有关的生活经历,是冒险的。曾经的文学作品和想象共同创造出巴黎的气氛。人们说巴黎是时尚之都，我却一点都不时髦。我在巴黎的生活经历未必与巴黎的气氛吻合。

已经有那么多人写过巴黎了，现在的人还是可以继续写，因为巴黎在变化，时代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我到了巴黎以后，一下子对前人写过的有关巴黎的叙述提不起兴趣了。我丝毫不好奇海明威在巴黎具体过的是什么日子，因为我要过我自己的日子。

按行政区划来算，巴黎有20个区。区的名字是数字，比如五区、六区、七区等。在地图上，“区”(arrondissement)的划分像蜗牛壳一般，从中心向外数字逐渐增大。日常生活中,更常用的概念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区，而是街区(quartier)。街区的范围非常主观，居住其中的人以自己的活动范围来划分街区。街区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历史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约定俗成。旅游指南里常常出现的“玛莱区”(Marais,也有人翻译成“玛黑区”)就是一个街区。

埃里克·阿藏住在巴黎的美丽城。他在《巴黎的嘈杂混乱》中写巴黎人对街区的定义，他说他认识一些住在圣莫尔街的人会说自己住在美丽城街区。住在美丽城街区中心处的埃里克·阿藏显然不觉得住在一公里以外的圣莫尔街的人也可以说自己住在美丽城。不过，他说得十分客气：“就好像街区的名字是跟气氛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跟地理范围联系在一起的。”

在生活中，街区的概念类似于地盘，人们在说起自己的街区时有种“这是我的地盘”的感觉。有一年跨年夜，罗丹博物馆在院子里放烟花，我跟朋友一起去看。参加的人很多，为了方便管理，要提前30分钟排队入场。队伍很长，很快超过了入口所在的那条街的长度，折到另一条大路上。我跟朋友跟着队伍移动，大家都有耐心。我跟朋友排到了两条街的折角处，从马路的那边刚过了斑马线的两位奶奶忽然站在我前面。我马上跟她们说要排队。奶奶们一脸惊讶，没有想到她们精心挑选的两位看起来不会说法语的外国女生居然会说法语。她们失算了。

其中一个奶奶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住在这个街区。”

我回她：“我们也是！"

按照巴黎人的街区概念，罗丹博物馆并不在我住的那个街区，从我的住处到罗丹博物馆有一公里。两位奶奶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回答，她们跟我和我的朋友商量：“要不我们站在你们后面？”我回头问一直站在我和朋友后面的情侣:“你们同意吗？”这对情侣当然不同意。两位奶奶无奈地走向队尾。

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自己的街区里活动，正如美剧《艾米丽在巴黎》的台词：“巴黎其实很小的，小得像个小村庄似的。”我在自己的街区里买菜、买面包、买甜点、买各种东西，同时光顾街区里的干洗店、厨具店、修鞋店、裁缝店、玩具店、花店、书店、咖啡馆、餐厅和健身房……甚至连全科医生和牙医都找的是附近的。

到巴黎以后，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我找到了在我的街区生活的节奏。各种需求都知道该去何处、找何人满足，出了麻烦也知道该去何处、找何人解决，生活迈上轨道，逐渐轻松自在起来。

我成了一些店的熟客，被店员记得。旅行一趟回来以后，被面包店的店员问：“最近还好吗？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您了。”在超市收银台与附近餐厅的服务生偶遇，会互相打招呼。认识了常去的咖啡馆的老板。曾被牙医问：“上周末我在某某街好像看到了你和你的朋友，是你吗？”确实是我。在我的街区里，人人好像都互相认识。我也想加入这个圈子，成为认识其他人也被其他人认识的人,在生活的同时要把自己编织进街区的网里。

两年过去了，我终于觉得自己在街区的网里了，却不得不在第三年搬家。到了另一个街区，又不得不从零开始重新把自己塞到街区的网络里。搬家以后所在的街区跟以前的街区风格不一样，这种不同也体现在人际交往的风格上,需要重新适应。我试着观察其他人如何对话，想总结出一些可操作的规律。

搬家以后没多久，法国开始了第一轮封禁，店铺纷纷关闭，市场也被取消，在那个春天，我几乎没有感受这个新街区风格的机会。夏天解封以后，我开始探索新街区。这个过程仿佛一场大冒险，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找到一些好的店，生活慢慢平稳起来。不过曾经的街区的很多店我依然很喜欢，时不时回到那个街区。在巴黎，我有两张生活的网。

文学里的巴黎有一个超越街区的概念——“左岸”。日常生活中我几乎没听人说过左岸。塞纳河横穿巴黎，流向从东到西，以河水的流动方向为参照，假设自己坐在水流上,河流南侧是左手边，是左岸；河流北侧是右手边，是右岸。

我一度以为左岸指塞纳河南侧所有地区，看了埃里克·阿藏的定义，明白了所谓“左岸”其实很小，并不是塞纳河南侧都算“左岸”。

根据他的定义，“左岸”是一个长方形的格子，东西向是在巴黎植物园和巴克街之间，南北向是在河岸和当费尔·罗什洛广场之间。埃里克·阿藏说这个范围是历史上的左岸的范围，说的是拉丁区、圣日耳曼德佩到蒙巴纳斯这一片。按照这种划分标准，我在巴黎一直住在左岸。我虚荣，一定要有好看的地址，找住处总是希望住在跟电影里的巴黎一样的地方。

现在的左岸已经不同于萨特、波伏娃那个年代的左岸，圣日耳曼德佩房租大幅上涨，成了巴黎最贵的地方之一。萨特曾经的公寓在雷恩街,他走上几步就能到花神咖啡馆，是那里的常客也很合理。现在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价格飞涨，服务生摆着冷脸。我从没进过这两家咖啡馆。

如果现在来巴黎找曾经的左岸，恐怕要失望。埃里克·阿藏说：以前的左岸是作家、编辑、知识分子们住的地方，是文艺的中心。他感叹现在左岸几乎无事发生,像死气沉沉的货架似的，到处都是卖衣服的店。正因如此,我住在左岸，也没有感受到以前的人写的左岸气氛。毕竟巴黎一直在变化。

我对那些写过巴黎的作家心怀感激，正是通过前人的书写，产生了对巴黎的向往。哈尔滨人喜欢说哈尔滨是东方小巴黎，高中语文老师讽刺：“真正的好城市不需要标榜自己是别的地方，巴黎什么时候说自己是西方大哈尔滨了？！”后来，我学了法语，从东方小巴黎到巴黎。想摆脱前人的巴黎滤镜，用自己的眼睛看巴黎，亲自经历，看看在这里有什么事能发生在我身上。

可是文学的巴黎无处不在，难以摆脱。建筑上有小牌,上面写着某某作家某年到某年住在这栋楼里。牌子规格各异，材质各异，不知是什么机构制作的。我能否自己搞一个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说自己正住在这栋楼里？仿佛一种行为艺术。

法国作家罗杰·格勒尼埃住在巴克街,离我刚到巴黎时住的地方不远。他细数巴克街的文学史：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里有人住巴克街1号，另一端是勒蓬玛榭百货公司，左拉以这个百货公司的历史为灵感写了《妇女乐园》，波德莱尔小时候住在巴克街，马尔罗、斯塔尔夫人、罗曼·加里、夏多布里昂等都住过巴克街。

我常去巴克街，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甜点，巴克街有很多家点心店。与巴克街垂直的是瓦海纳街，《纯真年代》的作者伊迪斯·华顿在巴黎生活时就住在这里。我常去瓦海纳街去买咖啡豆。

后来我搬了家，离开了巴克街和瓦海纳街所处的六区、七区交界处，搬到五区。2020年春季第一轮封禁期间每天可以出门一小时，在离家一公里以内的区域内活动，我几乎把住处附近的小街走遍了。看到建筑上的牌子，海明威、佩雷克、乔伊斯和克劳德·西蒙曾住在附近。难以摆脱文学的巴黎。

埃里克·阿藏提出了“巴黎作家”的概念，他说的不是住在巴黎的作家，而是以巴黎为灵感进行创作的作家。他觉得19世纪以前不存在巴黎作家，因为1800年以前人们还没有以城市为主题写作。

19世纪巴黎作家的三个代表是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和雨果。他认为巴黎作家是喜欢在巴黎散步的人，最好是独自走在巴黎的路上，因此普鲁斯特这种整天待在家里的人就算不上巴黎作家。巴黎作家未必需要出生在巴黎，不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也没有关系，本雅明是德国人，也算得上巴黎作家。伊迪斯·华顿是美国人,也算。

在法国人内部，人们会纠结巴黎人和外省人的身份。土生土长的巴黎人认为没有出生在巴黎、只是住在巴黎的人算不上巴黎人。写过《巴黎女人的时尚经》的法国名模伊娜·德拉弗拉桑热不在巴黎出生，但在巴黎成名，此后向全世界推广巴黎的时尚风格。我的法语外教谈起她时不屑地说：“她都不是巴黎人，还装巴黎人的口音说话，我自己是巴黎人，我都不那样说话。”

罗杰·格勒尼埃出生在诺曼底卡昂，后来住在巴黎巴克街。他为自己辩护：“我觉得真正的巴黎人是那些在别处出生的人，对他们来说，住在巴黎如同打了一场胜仗。”他认定自己是巴黎人：“外省人讨厌我们。”

在巴黎，我是外国人，自然无须纠结自己是巴黎人还是外省人，也无意把自己放进“巴黎作家”的分类里。我想记录在这座城市经历的有意思的、让我印象深刻的事，记录陌生人之间的善意。这座城市给我自由和包容。在这里,我面前的时间、我前方的人生完全属于我，走在路上有一种要去干一番大事的昂扬感。情绪低落时，巴黎也承托着我。在这里不高兴被允许，不高兴也很自然。

内容选自

栾颖新/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原标题：《不必关心海明威在巴黎过的什么日子，我体验了没有滤镜的日常细节丨此刻夜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