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柳存仁与俞正燮《癸巳类稿》批校本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俞正燮（字理初）毕生沉沦下僚，却以专精考证著称于世。然而长期以来他都只被当作沉潜经史、心无旁骛的“学问家”来予以表彰，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就将其《癸巳类稿》等著作列于“儒家类考订之属”，强调“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在同书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又把俞氏归入“汉学专门经学家”及“史学家”的行列，认为这类学者长于“考辨纂述”，其治学特点体现在“笃守汉人家法，实事求是，义据通深”；尽管与此同时，他还将俞氏视为“经济家”，并称“士人博及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似乎颇为注重其经世致用的才干，可相应的评论仍显得空洞浮泛。直至现代，才有学者开始着力揭示俞氏独具的迥异流俗的“思想家”特质。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10年）就以《俞理初学说》来压阵，概述了他针对贞操、缠足、娼妓等现象所作的批评，最后总结说，“凡此种种问题，皆前人所不经意，至理初，始以其至公至平之见，博考而慎断之。虽其所论，尚未能为根本之解决，而亦未能组成学理之系统，然要不得不节取其意见，而认为至有价值之学说矣”，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周作人在《俞理初的诙谐》（载1937年《中国文艺》创刊号，收入《秉烛后谈》，新民印书馆，1944年）中更是赞叹道，“其见识乃极明达，甚可佩服，特别是能尊重人权，对于两性问题有超越前人的公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客气的驳正俗说，而又多以诙谐的态度出之，这最使我佩服，只可惜上下三百年此种人不可多得，深恐只手不能满也”。在《读〈初潭集〉》（载1940年《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五号，收入《药堂杂文》，新民印书馆，1944年）里，周作人甚至宣称，“中国思想界有三贤，即是汉王充，明李贽，清俞正燮”，并说钱玄同也非常赞同这个意见。随后在《俞理初论莠书》（载1943年《风雨谈》第五期，收入《药堂杂文》）中，周作人又再次重申，“在过去两千年中，我所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共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为之揄扬鼓吹，可谓不遗余力。

周作人《俞理初的诙谐》

随着这些新评价的陆续出现，俞正燮的著述情况也受到更多的关注。他最重要的著作《癸巳类稿》付梓于道光年间，主持刊刻的王藻在序中坦言，原稿共计三十余卷，“卷帙颇繁，且系初稿”，由于受资金、人力所限，只能“釐其校正者十五卷为正集，余为外集，以俟续梓”，可见内容远未齐备。俞氏好友程恩泽在序言中更是直言不讳，提到在刊印过程中，“理初归计转迫，草稿整齐者仅什四耳”，并未经过作者本人的仔细校订。道光本虽然流传广泛，但显然存在不少讹误疏漏有待补正。夏廷棫在1929年发表《改本俞正燮〈癸巳类稿〉纪》（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七卷第七十九期），介绍了中山大学收藏的一部钤有“劳婴卿”印记的《癸巳类稿》，书中存有大量批改。他推测俞正燮曾对道光本做过修订，“此本或劳氏据俞氏改本过录，亦未可知”，因为在道光本问世时，俞氏已年逾五旬，“其晚年之积改，成为此书，自可能事”；接着又逐条迻录该书目录及前两卷中的批校内容，尽管只是尝鼎一脔，也足以让人真切地感到“评改甚详，至为可贵”，可以据此勘订通行的道光本。他还附带提到，“今此书已由顾颉刚先生与商务印书馆面议，拟影印以公诸世，作为《癸巳类稿》定本”，留给读者一窥全豹的期待。顾颉刚在此后的日记中曾经提到自己“点俞理初关于‘太一’论文三篇”（《顾颉刚日记》1932年8月12日条，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可惜影印一事最终不了了之，并没有下文。倒是数年以后，由一批安徽籍学者发起编印《安徽丛书》，在1934年出版的第三期中影印了由胡元吉收藏的另一种《癸巳类稿》批改本，才终于让人得偿夙愿，得以了解俞正燮晚年对文稿推敲修订的详情。影印本另附王立中纂辑、蔡元培参订的《俞理初先生年谱》，也为读者参酌考校提供了不少便利。周作人在《关于俞理初》（载1936年《宇宙风》第三十三期，收入《秉烛谈》，北新书局，1940年）中就称赞道：“日前得《安徽丛书》本《癸巳类稿》，系用俞君晚年手订本石印，凡九册，附王立中编《年谱》一册，原文固多所增益，又得知其生平，是极可喜的事。”对于想要深入研讨俞氏生平思想的学者而言，这个批校本毋庸赘言是极为重要的。

王立中纂辑、蔡元培参订《俞理初先生年谱》

夏廷棫《改本俞正燮〈癸巳类稿〉纪》

周作人《关于俞理初》

不过，《安徽丛书》中影印的究竟是俞氏的手订本抑或只是旁人的过录本？它与先前夏廷棫所介绍的过录本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天壤间是否还另外留存其他的批校本可供比对参证？凡此种种，依然令人心存好奇。柳存仁在《俞理初先生年谱序》（载1939年《文哲》第二卷第四期）中又提供了新的线索，他回忆起1936年冬就读于北京大学期间，曾在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指导下，为道光年间的知名学者张穆（字石州）编纂过一部《张石州年谱》。在搜集相关史料时，他发现张氏与俞正燮素有交往，“因慕俞理初与石州交谊之笃，又蒐辑成《理初先生年谱》初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返回上海，借读于光华大学，“又假光华大学张咏霓（寿镛）校长藏《安徽丛书》所收王叔平纂辑《理初先生年谱》一种，与拙编叠相订正，颇有取舍”，为了修订自己的年谱初稿而参考过王立中的研究成果。不久就有书商闻讯前来，“告有理初批校本《癸巳类稿》”。经过仔细审视，他发现此本“笔精字细，印章烂然，审知为黟县李氏所藏俞书过校本，与《安徽丛书》所据景印同县胡敬庵藏本颇有不同”，于是不惜重金购下此书。随后他又恳请时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吕思勉拨冗审阅，而吕氏则敦促他将这一批校本与改定的年谱合并付印，以公诸同好。只是“因雠校参订需时”，他才迁延日久，未能及时应命。从其叙述中可知，柳存仁认为自己购藏的虽然只是一个过录本，但与《安徽丛书》本相较却颇有出入，对自己编订年谱大有助益。受邀核查此书的吕思勉显然也发现此本与《安徽丛书》本并不相同，否则也不会鼓动柳氏另行刊布了。

柳存仁

经过反复的补苴隙漏，柳存仁在数年后陆续发表《黟县俞理初先生年谱》（载《真知学报》1942年第二卷第三期、1943年第三卷第一期，署名“柳雨生”），谱文前的序言在原来那篇《俞理初先生年谱序》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删修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先前所述“审知为黟县李氏所藏俞书过校本”径直改作“审知为黟县李氏所藏”，尽管只刊落了寥寥五字，性质却发生了微妙而关键的转变。改定后的序言中还补充道，他在斥重金购得此书之后，“先后请吕诚之（思勉）、袁守和（同礼）先生审阅，均劝校录入谱，并另行单本”。新提及的袁同礼时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是知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很可能就是听取了他的鉴定意见，柳存仁才改变了对所藏批校本的看法。他在序言中还提到，“二十九年冬余在光华大学休假，南住香港，遂雠校参订，逐日排比旧文”，为了修改增补年谱，当然需要仔细比对批校本和道光本的差异。他并没有挟秘自珍，不久后就专门撰写了《记和风堂藏俞理初批校本〈癸巳类稿〉》上、下篇（载1942年《东方文化》第一卷第五期、第六期，署名柳雨生），披露了批校的具体内容。

柳存仁《俞理初先生年谱序》

柳存仁《黟县俞理初先生年谱》

柳存仁《记和风堂藏俞理初批校本〈癸巳类稿〉》

在《记和风堂藏俞理初批校本〈癸巳类稿〉（上）》中，柳存仁开宗明义就提到：“俞理初先生在清代三百年的学者里，是一位很可以注意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清代卓然自成一家，并且非常的富于革新的精神。”接着便撮述蔡元培、周作人等人的评价并深表认同，可以推想他着手编纂年谱，与此也应该颇有渊源可寻。引人瞩目的是，对自己那部批校本的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有了更为明确的说明：“民国二十四年我在北京大学，曾撰述《俞理初先生年谱》，并曾辑成《张石州先生年谱》。二十六年的秋天，我在上海，得到求日益斋初刻本《癸巳类稿》，上面附有数万字的理初亲笔的批改语。这在整理理初先生的年谱的工作上，是一件很重大的发现。”显而易见已经将这些批校完全视作俞正燮本人的手笔，而并非由旁人过录完成。他还节录了吕思勉为其年谱所撰的序言，其中提到：“柳君又尝得旧本《癸巳类稿》，眉端细书，皆补正正文语。盖俞先生于刻成之后，续有所得，欲事补正而未竟者。柳君皆辑录之，既可使读是书者知先生最后所改正，又可见先贤治学，铢积寸累，自强不息之风，亦可宝矣。是书流落市肆，盖阅百年，而柳君邂逅遇之。物恒聚于所好，其亦俞先生之灵，有以阴相之欤！”对柳氏得以购藏此书的幸运以及辑录校订的辛劳都相当称赏。虽然并未明言，但看来吕思勉也认可这些批校出自俞氏亲笔。

郑天挺

柳存仁之所以会留意俞正燮的生平著述，最初源于他为俞氏知交张穆纂辑过年谱，而这又和郑天挺的指导密切相关，因而在研究中也就难免显得有些亦步亦趋。他晚年撰有《上郑先生的校勘课》（收入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追忆在郑天挺（字毅生）的悉心指引下初窥治学门径的经过：“我当时只上过一年他在国文系教的校勘学及实习，那是二年级选修的功课，每周不过二个钟点。毅生先生讲授校勘学，居然能够使未曾入门的小学生入门，这在当时好高骛远的风气之下，实在可以说是难得的。……学生们经过他的苦心，一步一步地把有关知识和前人的经验慢慢地建立起来，直到后来全班的学生们可以领悟并跟从他实习校勘几个版本的《世说新语》为止。……除了校勘金泽文库等本子的《世说新语》，毅生先生也指导我们学生校读张石州（穆）的《㐆斋文集》。”郑天挺在1936年初写过一篇《张穆〈㐆斋集〉稿本》（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介绍张氏文集的刊刻始末以及新发现的稿本详情，又“取稿本与刻本比雠而读，乃次其同异，兼掇诸家识语”，不厌其烦地胪列两者异同，并辨识写定各家批注。根据时间来判断，应该正是他在讲授校勘学时，为了便于学生揣摩效仿而撰写的范文。在《记和风堂藏俞理初批校本〈癸巳类稿〉》中，柳存仁也同样逐篇比对，详校异同，将自己藏本中的增补批校悉数录出。就研究方法而言，毫无疑问受到了郑氏的沾溉影响。正如柳氏在《上郑先生的校勘课》中所感慨的那样，“他所用的真的是‘乾嘉诸老’用过的笨功夫，他教的学生们也许也是笨学生，但这些笨学生的确从他那边不无所得了”。而恰恰因为下过这番爬梳比勘的“笨功夫”，柳存仁在总结俞正燮的治学特点时，才会深有体会地指出，他“完全从整理原料入手，铢积日累，都做成很详细的读书笔记，然后才用分析的演绎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寻找出合理的适当的结论来。这是做学问的最切实最道地的法门”（《记和风堂藏俞理初批校本癸巳类稿（上）》），而他自己在编纂年谱时也才能补充纠正旧谱中的疏失。

柳存仁最初设想等到年谱编竣，“并附《类稿》校勘记，将托商务印书馆印行”（《俞理初先生年谱序》）；其后计划稍有变更，他又说“民国三十年春，我在香港，把《理初先生年谱》一书交给商务印书馆印行，至于理初先生《癸巳类稿》批校语汇钞，因为性质关系，仍拟留待将来，另刊单本问世”（《记和风堂藏俞理初批校本癸巳类稿（上）》）。不幸的是战火渐酣，诸事倥偬，辛勤辑录的批校虽然刊布于世，但流传未广，知者寥寥；而悉心编订的年谱，也并未如愿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最终仅在《真知学报》上连载了两次，至谱主三十岁时就戛然而止。

郑天挺《探微集》

柳存仁还提到在自己编完年谱之后，“远承吕诚之、顾颉刚先生为写序文”（《俞理初先生年谱序》）；那部批校本也曾经借给吕思勉审订，“后来他又替我做了一篇跋，和原书留存在一起”；到了1941年，“顾颉刚先生在内地编《文史杂志》，来函索稿，我曾将吕先生的序文和跋文，一齐寄他。战事爆发，消息断绝，《文史杂志》原定在香港印刷的，也就不能出版了”（《记和风堂藏俞理初批校本癸巳类稿（上）》）。所幸柳氏稍后不久又将吕序转投别处，以期“在文物散荡的今日，略尽一点保存的责任”（吕思勉《关于〈上古秦汉文学史〉及其他》所附柳存仁识语，载1942年《东方文化》第一卷第二期；吕序现已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录文略有讹误），才使这篇序言幸免于难，而后人也得以藉此考见吕思勉对“世皆称清儒长于考证之学”所持的不同意见，以及吕、柳两人的师弟之谊。可惜吕思勉的跋文和顾颉刚的序言如今都散佚无存，无法进一步探究柳存仁与这两位史学界前辈的交流互动。当然，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则是那部批校本最终也不知下落，也许早已在漫天烽火中灰飞烟灭，化为乌有了。联想到此前吕思勉所庆幸过的“物恒聚于所好，其亦俞先生之灵，有以阴相之欤”，真让人感叹世事无常，福祸相倚。

柳存仁《纪念钱玄同先生》

柳存仁曾在吕思勉、童书业合编的《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卷首发表过一篇《纪念钱玄同先生》，在深切悼念赍志而没的钱玄同的同时，也总结了多年来古史研究的趋势：“自从钱先生和其他的‘辨伪’的学者们的努力提倡研究古史以来，十余年间，古史的研究，因着参加者的进行方法和实际工作的不同，已经转变过好几次了，转变的途径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最初都是疑古的，由疑古进而释古，又由释古进而考古。”足见他和以顾颉刚为核心的“古史辨派”关系密切，对其递嬗演进知之甚深。然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顾颉刚留存下来的大量论著，甚至在其日记中，居然未见任何有关柳存仁的记载。顾氏现存的日记都经过他后来的增删改窜，是否因为柳氏后来有过一段落水附逆的经历，出于避忌的考虑而将其人其事删除殆尽呢？

柳存仁日后移居海外，学术兴趣另有专注，再也没有继续研究过俞正燮，先后结集的《和风堂读书记》（龙门书店，1977年）《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和风堂新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和《道家与道术——和风堂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也没有收录早年这些考察俞氏生平及著述的论文。但他在编纂年谱和校订文集方面确实付出很多心血，倘若不因人废言，恐怕不应该随意忽视或者抹煞这些辛劳。比如他编订的《黟县俞理初先生年谱》，目前仅见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和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曾予以著录，而原本最不该阙略的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竟然并无一言提及。因此，虽然杨殿珣认为“此谱与王立中所编年谱相互订正”，谢巍更是称许“此谱有新见，可补王立中本疏误”，可关注利用的学者并不多。至于《癸巳类稿》一书，尽管今人已经用《安徽丛书》本作底本，并参校道光本，做过精审细致的整理（收入于石、马君骅、诸伟奇校点《俞正燮全集》，黄山书社，2005年），可是并没有留意到柳存仁所藏批校本以及他据此迻录的增补批校——当然，还有夏廷棫介绍的那种过录本，也不妨加以参酌——如果柳存仁当年的判断无误，他收藏的才是俞氏亲笔批校本，那就更不应该遗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