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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的几个“第一”

2023-04-25 13:2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4.24

徐光启诞辰461周年

徐光启像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1562年4月24日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城内太卿坊（今黄浦区乔家路），是我国明朝后期杰出的科学家。他在农学、数学、水利、天文、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贡献，堪称顶级的科学大家。尤其令人称道的，他还是一位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

他引进西方科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让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成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在中国历史上，徐光启创造了许多“第一”，笔者选取了几个“第一”介绍如下，以表示对这位伟大的上海人的崇敬缅怀之情。

第一个翻译《几何原本》

徐光启与利玛窦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起翻译《几何原本》。中国古代的数学是很有成就的，曾经以独特的风格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到了明末，政府不重视科学，知识分子空谈性理，不注重实学，许多重要的数学著作失传了。徐光启多次听到利玛窦谈起西方数学理论和它的用途，觉得数学“裨益民用”，就向其提出翻译《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亚历山大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的。徐、利的译本是根据16世纪欧洲数学家克拉维斯的拉丁文本子。《几何原本》共十五卷，他们只翻译了前六卷《平面几何》。第七卷至十五卷讲的是数论和立体几何，直至19世纪末才由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翻译完成。

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虽然只有前六卷，但是，它的意义是深远的。自此以后至19世纪中期，《几何原本》成了许多人学习数学的启蒙读物，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数学人才。现在我们中学生的课本《平面几何》名称是徐光启创造出来的，《几何原本》中许多名词、术语，比如点、线、平面、曲线、钝角、直角、锐角、直径、三边形、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等，都是徐光启的“专利”。

徐光启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须。”他后来在修订历法的时候，向崇祯皇帝上了一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又提出了“度数旁通十事”，也就是说精通了数学，可以触类旁通十个方面——观测天象、测量水地、考正音律、制造兵器、建筑城池、理财、建屋造桥、制造机器、测绘地图、制作时钟等，“于民事似为关切”。

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他体会到西方科学重视的是事物数量关系，并以此来探索和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他把这种思维方法称之为“由数达理”。反观中国的数学，恰恰缺乏这种形式逻辑公理系统。他对比了中西两种不同的科学，觉得西方科学才能实现他的“富国”“强兵”愿望。

第一个主编中西合璧的《崇祯历书》

明朝的历法是《大统历》，实际上是沿袭元朝大历法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授时历》在元朝时无论是观测天象，还是计算时间，都是世界上一流的。到了明朝末年，300多年没有修正，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错。

早在万历年间，徐光启就提出修改《大统历》，可是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到了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出任礼部左侍郎，负责礼部的日常行政工作（钦天监也属于礼部管辖），才开始主持修历工作。他在京师成立了一个修历局，一方面在民间招聘通晓历法的人才，另一方面延请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和罗雅各前来参加修历。传教士和修历人员互相学习，互相探讨，取长补短，密切配合，修历工作进展很快。

徐光启修订《大统历》的指导思想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徐光启知道，西历的球面天文学公式和一些测量推算的方法、公式，都具有严密的数学基础，其精密度超过《大统历》。所以，要将西方（即“彼方”）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引入《大统历》这个“型模”中。但是，这不是简单地“拿来”，也不是生硬地“凑合”，而是要“与中历会通归一”，最后编纂出一部新的历书。

在封建社会，天象变化往往与“天”连在一起。重用洋人，采用西法，改革老祖宗的历法，这还了得！修历当然受到一些守旧分子的反对。徐光启并不赞成死抱祖宗之法不变。在他看来，要超过西历，首先必须了解西历，学习西历。他有一句名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超胜”要以“会通”为前提，“会通”要以“翻译”为基础。只有认真学习和研究翻译过来的西历书籍，融会贯通，才能真正吸取西历先进的理论和技术。他对西历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不仅在理论上要“会通”，还要在实践中检验，以达到一义一法都要有根有据。“今所求者，每遇一差，必寻其所以差之故；每用一法，必论其所以不差之故。”这就是四百年前徐光启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

徐光启领导修订《大统历》是中国历法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他把西方文化引进到天文历法中的一次实践。修订后的《大统历》，因为是在崇祯皇帝在位时编纂的，所以称为《崇祯历书》，但直到清朝顺治二年（1645），才由清政府正式公布实施。《崇祯历书》的编纂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徐光启功不可没。

编撰第一部农学百科全书《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分为十二目，共六十卷，凡六十万言。十二目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卷首还有《凡例》二十二则。

《农政全书》体现了徐光启的农本思想。徐光启曾经指出“农者生财者也”，并屡次陈说“根本之至计”在于“农”，逢人便说“富国必以本业”。他的号叫“玄扈”。“玄扈”原是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灰色雀类，古代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徐光启取号“玄扈”，体现了他以农为本的思想和爱国爱民的情怀。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长期实践和调查研究的结晶，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心血。在《农政全书》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体现在了以下几方面：

一、破除成见，主张变通。在我国古代的农书中有一种“风土说”，认为农作物的种植分布是受到地域、风土、气候条件决定的，这是“圣人”的话，不可改变。在徐光启看来，这是一种传统的成见，禁锢人们的思想，必须破除。他尖锐批评“风土说”：“所谓悠悠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说，呜呼！此大伤民事，轻信传闻，捐弃美利者多矣！”

他主张“变通使用”，指出地域、风土、气候，固然与农作物的种植、生长关系密切，但人力能够改变条件，使农作物适应新环境。他亲自把福建的甘薯引进上海，把南方的水稻、棉花等引进天津，继而总结经验，提出在全国范围普遍种植，就是以实际行动破除“风土说”。

二、注重调查，不耻下问。徐光启是一位谦虚谨慎的科学家，《农政全书》是一部严谨的农学著作。书中辑录的古代农书资料，他都要一一加以验证并补充。他的儿子徐骥说他：“考古证今，广谘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精研，不穷其极不已。”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遇到什么人，他都“虚访勤求”，不耻下问，拜目不识丁的农民为师。比如，他通过老农的讲述，记录了蝗虫的生长史，悟出了棉花的种植方法。他曾听到有人谈起某深山中一位老圃（园工）有种植乌臼的技艺，觉得“此法农书未载”，便不辞劳苦，登山造访，经过试验，证明有效，就记在书中。这样的事例在书中有许多。

三、亲自试验，品尝百草。正确的科学结论来自严密的科学实践，徐光启对以往的农书文献，不盲从，不因袭，甚至连一些历来被视为定论的传统观点，也敢于提出异议。

他少小家贫，经常参加农业劳动。以后，他在天津垦殖，有一片很大的田园；在上海老家，还有进行农作物试验的桑园。他亲自栽培甘薯、女贞，种植棉花、水稻，饲养白蜡虫，嫁接葡萄等，到了晚年年老体衰，仍以不能躬身“栽花莳药”为憾事。为了准确证明植物的功效，他亲自品尝过许多草木野菜的味道，然后注明“叶可食”“实可食”“根可食”“茎可食”“花可食”，并且详细介绍其食用方法。

据《农政全书》的统计，徐光启亲口尝过的野菜草木达57种之多。远古神农尝百草是传说，而徐光启尝草木野菜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四、杂采众家，兼出独见。《农政全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徐光启“杂采众家”的文献资料，计有225种。这些文献资料上至先秦，下到和他同时代的农家，有的文献今已失传，有的版本与今天也不尽相同。徐光启对这些文献资料或作圈点、或作批注、或作解释、或作补充、或评论得失、或引申发挥，文字不多，新见迭出，所以说他为我们保存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农学遗产。

徐光启一生关注农业生产，数十年来，他对“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毫”。因为杂事纷繁，后来又因后金入侵，他被朝廷召去担任练兵、保卫京师以及编纂历法的工作。《农政全书》一直未能完稿，直至崇祯十二年（1639），徐光启卒后六年，才由著名学者陈子龙等人编辑刻印出来。《农政全书》是我国农学史上一部最完备的古代农学百科全书，直至今天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旧时徐光启墓前牌坊

徐光启还有几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加入天主教的中国科学家；他第一个提出人口每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观点，这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推算比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早170多年；他第一个详细叙述蝗虫的生活史，并提出防治蝗虫的方法。徐光启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他逝世时，妻子、儿子不在身边，“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宦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真是一生廉洁，两袖清风。难怪著名学者张溥感慨地写道：“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徐光启的遗体安葬在上海县城西门外，此处是徐氏后裔及其族人聚居的地方，为了表示对他的纪念，人们称它为“徐家汇”。徐光启是明朝文渊阁大学士，人们又称他为“徐阁老”，他的坟地叫做“阁老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