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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心目中的完美人格：现代科学的进取精神加之儒家风范

厚宇德

2023-04-25 14:49

杨振宁是跨20世纪和21世纪的伟大华人科学家，他虽然批评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总体而言他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给他的积极影响，并接受中国传统道德理念中的多数内容，对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小说、唐诗，书法、绘画、青铜器文物，等等）极为欣赏和酷爱。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重要科学工作究竟有无直接影响，或者有多大影响等问题，就有必要仔细研究，否则笼统的一些说法，容易产生误解甚至误导。本节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类问题上对读者有所帮助。

2019年9月9日，北京，中德科学院共办首届双边研讨会，杨振宁出席并发言。

杨振宁：中西文化的“结晶”

1957年在诺贝尔奖获奖庆贺宴上，杨振宁说：“从不只一层意义上说，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面对有冲突、有互补的两种文化，杨振宁的做法是智慧的。1979年在谈到日本人善于吸收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异国文化时，杨振宁做过这样的陈词：“吸收别人的东西并不坏，但必须排除对你可能有坏影响或无用的部分，同时转变及模铸好的部分，变成自己的。”杨振宁自己对待中西两种文化，采取的是相似的态度与策略。他常对比中西文化，对比的目的是做出合理的取舍。他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的主要是为人做事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他从西方文化中吸收的核心内容是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他自觉地选择中西文化中积极的、有价值的部分，并把它们聚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之成为自己为人做事的精神支柱，从而铸造了别样的人生辉煌。在这个意义上，杨振宁对于中西文化所做的取舍、扬弃，对他的人生至关重要。

即使局限于物理学领域，中、美物理教育对杨振宁也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中国的物理教育引领他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而在美国的物理氛围中则学到了前沿的研究理念：“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1938—1944）培养起来的......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影响。”杨振宁认为，在研究方法上，中美物理教育具有互补性：“中国物理的方法是演绎法，先有许多定理，然后进行推演；美国对物理的了解是从现象出发，倒过来的，物理定理是从现象归纳出来的，是归纳法。”令中美物理教育合璧，杨振宁才得以搭建研究理论物理所需要的方法论基本框架。杨振宁的人生，从其缔造的不朽成就来看，是科学的人生；从文化自我塑形角度来看，是智慧的人生。他兼容中西文化精华的正确做法，狭义地说为我国培养高端科学人才树立了典范；广义地说，对如何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等等问题，都富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杨振宁吸取中西文化之长的具体做法，仍值得做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

杨振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之途径

杨振宁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是今天多数中国物理学子不具备的。杨振宁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学龄前阶段，杨振宁在家庭影响下就开始接受规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他回忆说：“我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姊妹。从我五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既然杨振宁说他学龄前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那么这一期间他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就不限于一本《龙文鞭影》。杨振宁的好友熊秉明说，这一时期杨振宁还接受来自母亲的教导：“振宁的父亲离家5年。振宁的学语、学步、学识字、学背诵，都是母亲启蒙的。在父亲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懂事而神气十足的学童，识得三千字，能背‘龙文鞭影’了。”

《龙文鞭影》

1928年杨武之博士学成归来，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杨家随迁厦门。在厦门，杨振宁进入小学，他回忆说：当时“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而此时他修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仍在家庭内部。杨武之教授除了辅导杨振宁学习数学和科学知识外，还亲自指导杨振宁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对于当年所学的传统文化知识，杨振宁一直牢记于心：“（父亲）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杨振宁升入初中后，他的传统文化学习随之更上一层楼。1991年，他回忆说：这时父亲曾专门“聘请清华雷海宗教授的研究生来教我读《孟子》。我学了一个夏天的《孟子》，受益良多。”1995年杨振宁谈到当年学习《孟子》时，再次肯定学这一经历对他有重要影响：“使我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对我有很大意义”。1997年，杨振宁对于自己读初中时学习《孟子》的经历有更详尽的回忆，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的所学并不限于《孟子》，而学习《孟子》的时间也不限于一个暑假：“在我初一与初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指导杨振宁学习《孟子》等传统文化的丁则良，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

民国期间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都践行通识教育理念，这一风尚在西南联大得以继续发扬。杨振宁回忆在联大学习的经历时，曾说：“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正如其他学者所指出的，当年联大传统文化类必修课不仅限于国文课：“当时联大各学院共同的必修课还有《中国通史》，任课老师有吴晗、钱穆、雷海宗等著名教授。因而杨振宁在联大学的是物理专业，但是，在这些国学大师的熏陶下，也打下了深厚的人文知识的功底。”

综上所述，在国内学习期间，从童年启蒙到迈入高等学府之后，杨振宁都没有中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赴美深造前的杨振宁，不是仅仅具有扎实的数学与物理知识，而是文理兼修的通才，他的精神世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杨振宁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杨振宁充分肯定他在各个成长时期所接受教育的积极意义。杨振宁家族、杨振宁父母，以及他所接受到的教育理念，无疑都值得今天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关注和借鉴。

杨振宁：“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基本是儒家的。”

几乎每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都会思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杨振宁也不例外。2006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作报告时指出：“我年纪逐渐大了，对宗教的看法也有了一些转变。”深入关注发现，杨振宁的这种转变不仅与其年纪变化有关，还与他对科学以及科学发现的深入理解及感悟相关，如他所说：“科学工作者发现自然界有美丽、高雅而庄严的结构。初次了解这种结构是产生敬畏感的经验。而今天在我年纪大的时候，我更加明白了，这种敬畏感，这种看到似乎不应该被凡人看到的秘密时的畏惧，事实上是极深的宗教体验。”深入思考使杨振宁认识到：“科学和宗教急需进行对话。”基于他的这类表述及由此展开的联想，笔者曾向杨振宁本人求证：您是否有具体的宗教信仰或宗教认同？2018年9月6日杨振宁在回函中明确指出：“我不信基督教、佛教以及道教。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基本是儒家的。”

然而，从价值取向以及具体知识内容与方法特征与功用等多角度去看，儒家文化不足以决定性地使杨振宁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因此，包含科学知识与方法在内的西方文化对杨振宁科学生涯的影响更直接也更重要。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杨振宁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里？杨振宁说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基本上是儒家的，但是作为一位跨世纪的杰出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自然观、宇宙观与方法论等等，毫无疑问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应物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笔者看来，儒家文化对杨振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如何做人为核心的人生观、道德观方面。杨振宁晚年说他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基本上是属于儒家的，其含义也仅在于此。如果不做此理解，就会导致这一说法与他早年的说法——他对待中西文化采取的策略是择优继承、兼容并蓄——直接矛盾起来。这一认识在杨振宁自己的表述中有所体现：“我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作风，是受到东方传统的影响，因为我是在中国社会长大的，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熏陶，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而且也是不知不觉的。我在美国已住了40多年，对西方的做人方法也有了解并受到影响，但是我处事做人，仍旧是从我成长中所获得的价值观念出发。”

儒家的做人标准与道德观念，既是指导杨振宁的做人原则，也是他评判他人与择友的标准。他很少主观、无谓树敌，但他与同行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实则明显不同。他按照儒家的做人标准结交心仪的师友和同行，形成了其在学术界“朋友圈”中较为稳固的中坚力量，这其中包括费米、施温格、维格纳等等。

施温格

在杨振宁的“朋友圈”中，费米具有最为特殊的地位。在杨振宁看来，费米无可挑剔：“我钦佩他的贡献，也钦佩他的人格。”杨振宁高度评价费米的人格，是因为他认为费米具有儒家先贤的风范：“他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也不哗众取宠，或巧语贬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在西方物理学家中，除费米外，在杨振宁心目中还有一位“文化完美主义者”，那就是施温格。杨振宁曾这样评价施温格：“腼腆、博学、讲精致而流畅的英语，施温格是文化完美主义者的象征，一位十分内向的高人。”杨振宁对维格纳也印象颇佳：“维格纳为人诚谨，不苟言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学人的风度，与今天许多美国科学家的盛气逼人的态度成鲜明对照。”显然，杨振宁欣赏持重、可信、诚恳的谦谦君子，而这些完全符合儒家传统观念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评价标准。与此相反，对于盛气凌人、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巧言令色、哗众取宠之辈，杨振宁不掩饰自己的反感。除了在评价维格纳时杨振宁对美国科学家群体形象表达了自己的厌恶之情外，在比较费曼与施温格时，他还说过这样的话：“费曼和施温格是我们时代的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各自都作出了许多深刻的贡献。他们都出生于1918年。但就个人的智慧而言，他们之间的差异比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都要大。”杨振宁曾设想，可以写一本书，书名即为《一项比较研究：施温格和费曼》。他自己认为：费曼是“百分之二十的玩笑家，百分之二十专门的违规者，百分之六十伟大的物理学家，费曼为了成为伟大表演家和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做出了同样的努力”。事实上对费曼的这一“量化”描述原文如下：

Twenty percent impulsive clown，twenty percent professional nonconformist，sixty percent brilliant physicist，Feynman strived to be a great performer almost as much as to be a great physicist.

因此按照笔者的理解这句话的汉译显然强烈地弱化了英文原著中所具有的感情色彩，未能充分表达杨振宁对费曼的反感。笔者宁愿将其译成这样：

百分之二十是冲动的小丑，百分之二十是专业信念的破坏者，百分之六十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费曼为成为伟大的演员而付出的努力，几乎与他为成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所付出的努力一样多。

杨振宁在赞扬费米的同时，曾指出美国科学家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人格问题：“我认为（费米）这样的人品在今天的美国是不多见的。美国社会似乎将她的杰出人士推向相反的方向。奥本海默、特勒、费曼、托马斯·库恩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取悦观众、标榜自己的方法。”上句说费曼为成为伟大的演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里将他归入善于“取悦观众、标榜自己”的人群，可见杨振宁说费曼是伟大的演员的评价无疑是深含讽刺意味的。杨振宁的这句话，揭示了他内心世界的一个秘密：他将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视为一根重要的标尺。对别人的“测量”结果可以秘而不宣，但是“测量”过程却“铁面无私”，不会因为被“测量”者与他的亲疏关系而有所改变。特勒是杨振宁从其身上受益颇多的博导，而奥本海默对杨振宁也有知遇之恩，但是杨振宁仍客观地将他们归入自己不喜欢甚至厌恶的那类科学家之中。

美国多数科学家具有锋芒毕露、哗众取宠等人格特征。这一事实让杨振宁困惑，促使他思索这是不是科学时代人格发展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当他看到中国科学家中不乏能力出众的儒家风范者时，一种欣慰感油然而生：“美国的科学在突飞猛进，而成功的美国科学家们常常是极端进取而锋芒毕露的。难道这两件事是相关的吗？我不能回答。但我知道中国儒家的楷模，即使在今天，也非常具有活力。”他曾以周光召为例对此作出解释说明：“周光召是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他视野开阔，影响力深远，并且能够快速地洞察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风格让我想起了朗道、萨拉姆和特勒。但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周光召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而不像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许多物理学家那样咄咄逼人。”不难设想这是他充分认可与高度评价儒家文化的重要理由——现代科学的进取精神，需要彬彬有礼的儒家文化去“中和”。如此，才能孕育更加完美的人格。杨振宁本人的成长经历——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不懈研修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培养他心目中这种完美人格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