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档案︱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动机及其异化

九一八事变，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局与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学界近几年对国际联盟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从国联调查团附属于九一八事变研究范畴，转向国联调查团的专门性研究，注重国联调查团在组建、调停及报告书制作与审议过程中的多方博弈互动，推动建构“国联与中日战争”学术体系。围绕日本与国联调查团的学术研究，俞辛焞先生梳理了日本外务省与李顿调查团之间的基本脉络，武向平从满铁视角探讨日本与李顿调查团之间的交涉过程，日本学界注重探究日本退出国联的过程，关注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书对日本决策的影响。

中日两国、调查团代表来源国（英、美、法、德、意五国），以及派遣方国联等在调查团问题上都存在不同目的与立场的因应，其中尤以日本态度反复多变。日本在事变后初期反对国联介入，要求中日直接交涉，而后转为主动倡议组建调查团，再对调查团进行诸多劝诱，试图引导调查团倾向于日本，但在报告书撰写过程中，日本否认调查团具有劝告建议权限，最终反对调查团及其报告书。学界关于日本提议组建调查团普遍认为是日本为争取时间扶植伪满洲国，该看法自然合理，但深入考察日本意图，可以发现其从反对到倡议的转变背后蕴含试图利用调查团的动机，即日本对调查团存有“希望”。这种“希望”在调查团正式组建后演变为贯彻日本国策而进行带有居心叵测性质的劝诱与引导。此外，调查团报告书遭到中日两国不同程度的反对，既往研究集中于中日对报告书的不满与批判，日本对于报告书的撰写者——李顿调查团的不满亦值得探讨。本文拟利用国联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等，通过梳理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过程，探讨日本在国联介入九一八事变上的动机及其异化历程，进而审视日本与国联调查团互动背后的利害关系，尝试从“跨国史”的视角研究九一八事变所蕴含的“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的意义。

1932年春，李顿调查团在“柳条湖事件”现场。

一、对组建调查团立场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采取的应对策略之一是将中日冲突诉诸国际联盟，试图以第三方介入遏制日本侵略，日本以直接交涉为抵制第三方介入的重要策略。中日双方截然不同的策略对抗，加之大国间立场不一致，直接导致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被延后数月。其实，对抵制国联介入的方针，日本内部一直存在不同声音。1931年10月初，日本驻国联代表团就表示由于国联对中国东北实情缺乏了解，“此时让国联秘书处中的干部前往东北和了解实情，并在此问题上理解日本的立场，无疑是有帮助”。10月12日，驻意大使吉田茂向外务省表示，“日本一直以来的态度是始终避免国联干预”，如果能够在理事会上指出“导致满洲问题的中国政情的‘暴虐’情况”，将会形成有利于日本的情势，可以“鼓励派遣中国政情调查委员会”。11月8日，驻英大使松平恒雄表示，“如果日本政府不改变一直以来的态度与主张……导致列国与日本处于对抗状态”，导致“国联与欧美国家对日本的反感增加”。部分驻外使节认为派遣调查团对日本有利，希望利用调查团改变国际舆论风向。

日本政府强硬抵制的背后是日本军方的意见，但到1931年10月下旬，军方态度也发生改变。10月24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外务省指出“本庄（繁）司令也认为让国联调查员知道满洲事变实情是有利的”，表明关东军转为同意接受国联介入中日冲突。10月27日，日本陆军次官致电关东军参谋长，表示“国际舆论于帝国不利……把现时国际联盟对我不利的形势扭转过来，是帝国意图完成上所必需”。11月16日，正在东京访问的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私人秘书沃尔特斯（Captain Walters）向国联报告，“日本军部的一部分人赞成缓和时局……日本政府出现邀请国联调查员观察满洲的计划”。

驻外使节的观点表达、关东军和陆军中央的立场转变，直接促成日本在外交策略上转向提议国联派遣调查团前往东亚。11月15日，日本外务省向驻国联代表团发电，明确指示可以提议派遣调查团，最关键内容是调查团任务，即“调查中国的整体形势和实地见闻信息”，分为四点：1.调查中国各地的对日不法行为；2.调查中国是否有能力确保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现在是否确保上述安全；3.调查中国是否有能力履行同日本和其他各国的条约，以及现在是否正在履行这些条约；4.调查团的任务仅视察中国东北，不能调查日军能否撤退等事项。从上述内容可以明显看到日本的心机：其一，希望通过主动提议派遣调查团以主导调查团的任务设计，不干涉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活动；其二，希望将调查范围扩展至中国东北以外地区，使调查变成对整个中国的审查；其三，希望以条约体系拉拢欧美国家站到日本一边。

介入中日冲突与实现冲突消弭是国联的诉求，国联对日本的调查团设计基本接受。11月17日，德拉蒙德向副秘书长日本人杉村阳太郎告知其同意调查团任务是“中日之间事件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的一般政情”。18日，德拉蒙德再告知杉村“调查团的目标与日本的主张基本一致……不仅调查满洲，而且包括中国内地全部”。英国代表塞西尔（Robert Cecil）在研究日本方案后也予以同意，认为该方案“可以查明关于中国的一切真相，比如日本在贸易上所受打击、中国的抵制情况、满洲地方情势等”。

于是，日本驻国联常任代表芳泽谦吉向外务省反馈派遣调查团方案，不仅可以“取得塞西尔和德拉蒙德及国联领导人对我方之好意”，而且可以“抑制中国”，该方案是“指导理事会和打开时局的最好策略”。11月20日，外务省再强调调查团的调查顺序，“应该从总体问题出发，再到具体问题；从中央状况出发，再到地方状况。盖各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同外国的条约得不到履行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一个能够发挥近代机能的统一政府，以及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将排外乃至否定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作为根本政纲”。翌日，芳泽在理事会公开会议上表示，“日本政府认为，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的基本条件是真正了解整个满洲和中国的情况……建议国际联盟向现场派遣一个调查团”，以英国代表塞西尔、理事会主席法国人白里安（Aristide Briand）为代表的大国纷纷表态支持，评价该调查团可为中日“带来长期的安定与和平合作”。

尽管中国对日本方案表达不满和争取修正，但国联基本按照日本方案制定了议决案。12月9日，白里安宣读议决案，“派遣一调查团，由五人组成，就地研究任何影响国际关系而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和平所维系之相关情形，并报告于理事会”。翌日，在中日采取保留声明的前提下，国联理事会全票通过议决案，国联调查团得以派遣。

二、劝诱与引导调查团

经过具体代表的一番选择后，国联调查团正式组建，由英国代表李顿（Lytton）、法国代表克劳德（Henri Claudel）、意大利代表马柯迪（Luigi A. Marescotti）、美国代表麦考益（Frank Ross McCoy）、德国代表希尼（Heinrich Schnee）组成，因李顿担任团长，故称李顿调查团。为实现调查团为己背书的目的，日本从调查团组建伊始就开展劝诱与引导，此类言行贯穿调查团之始终。

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召开组建后的第一次内部会议，没有中国代表在场，杉村阳太郎以国联副秘书长身份出席会议。杉村在会中积极诱导，诋毁中国，指责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各种语言、民族混杂，交通不便”；强调中日的国民性存在差异，“中国多机灵者而少人才，日本缺擅长撰文与辩论者，但富于实干能力者”，造成中日两国国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之观念淡薄”；提出诱导性建议，主张调查团“广泛地考察中国南北各地，同时会见各个阶层、类别之人士，竭力对中国现状及中国今后之走势进行实际的观察”，甚至提议调查东北应以大连为基地，“每次前往满洲地区考察1个星期或10天左右后返回大连休养，然后再次出差考察，此不失为上策”。

在调查团正式抵达东亚后，日本对调查团展开外交攻势，首先给予隆重的招待。调查团第一次日本之行仅十天，日本精心安排行程，包括前往京都、奈良，参观京都御所、二条离宫、金阁寺、春日神社等日本名胜，还为调查团安排丰富的娱乐活动，如观赏歌舞伎、滨离宫猎鸭、奈良赏鹿等。在京都，李顿表示“忘记了身上肩负的重任……享受安排的愉快节目”。在招待之外，日本对调查团的诱导是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诱导调查团误判中国。一方面，诋毁中国不属于文明国家。转任外相的芳泽在会谈中向调查团强调：“因军事派系之间存在分歧，中国不仅统治无序，而且没有权威。”陆相荒木贞夫认为，“中国不能被视为一个有组织的文明国家”，以他在沈阳的经历说明中国国民文明程度低，荒木声称自己曾劝告中国人掩埋一具土匪尸体，而中国人不予掩埋，甚至称“野狗会在短时间来处理”，以此暗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日本还特别制作应对调查团问答的要旨，向调查团说明“大部分中国民众没有接受过文明国民所受的普及教育”，“中国在对内的法制及其运用上没有取得文明国家的资格，在对外国际关系上也未达到完全遵守国际义务的文明国家程度”。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奉行排外思想与实施反日运动。3月2日，芳泽在招待调查团晚餐会的演说中指出，“国民党把排外作为最为重要的党纲……给各国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海相大角岑生以上海为例，声言中国军民有反日情绪，如果日本军队没有驻扎在上海，将会造成“对上海日本侨民的大屠杀”。在大阪，日本举办调查团与日本实业家恳谈会，实业家们反复强调中国盛行抵货运动，内外棉花株式会社专任董事冈田源太郎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战争”，包括直接鼓动排货、对日本货物非法征税、组织抗日救国会等，“过去二十年，日本企业家遭遇九次严重排货，日本人积蓄怒火，以致引起现在的惨剧”。

第二，诱导调查团错断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构成调查团组建与前往东亚的直接原因，调查事变是调查团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日本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调查团进行诱导式说明，目的是为日本“自卫论”辩护。

在宏观层面，日本强调九一八事变爆发应当归罪于中国。2月29日，芳泽向调查团表示，“诱发此次事变的根本原因是过去数年间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采取以暴力对抗列强和单方面改变条约的态度。直接的原因是张学良在同南方妥协前，其与日本是亲善关系，妥协后受革命外交鼓动，开始夺取日本的权益，结果导致种种事件发生，严重刺激日本国内舆论”。冈田源太郎从经济角度指出，“满洲事变是日本正当享有的权益不被尊重，日本不得已靠自己力量去维护而造成的结果”。

在微观层面，日本军方虚构9月18日当晚的冲突情节。调查团进入东北之后，关东军向调查团灌输诸多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谎言。1.关于柳条湖段铁轨的爆炸情况，调查团于1932年6月3日抵达爆炸现场，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向调查团描述爆炸“真相”，谎称河本及其小队在距离爆炸点100米左右听到身后传来爆炸声，赶到爆炸点后发现一部分铁轨遭到损毁，然后追击400余名往北大营逃走的“敌人”，并虚构是中国军队点燃“定时引信”引起爆炸。2.关于北大营的战斗情况，九一八事变时担任日本铁路守备队第2营指挥官的岛本正一向调查团编造日军攻击北大营的“真相”，日军进入北大营时“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射击”，且导致“2人死亡，22人受伤” ；“日军第三中队推进到路堤附近时，中国军队撤退到了营房内，开始从里面开枪”，“凌晨5点，日本士兵得以进入北大营。中国军队从另一边用机枪攻击日本士兵，有一些日本士兵受了伤”。3.关于日军进攻沈阳情况，九一八事变当晚的日军将领平田幸弘告知调查团，“岛本中佐正在攻打北大营，我觉得有必要在危险发生之前进攻驻守在城里的中国人”，在进攻过程中遭到中国军队抵抗，“驻守在铁路沿线的中国警察武装袭击联队各部，中国的正规军也在各个军营里实行抵抗”。4.关于事变后在沈阳组建市政机构的情况，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调查团诡辩有日本人参与组织沈阳市政机构的原因是，“9月18日晚事变爆发后，敌对行动蔓延到整个城市。警察实际上消失不见，城市全部民众处在极端危险和焦虑中……沈阳是反日运动的中心……反日分子借此机会在城市内开展敌对活动”，因此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市政事务，有助于恢复沈阳的秩序。其他种种虚构的描述，无非是强调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举措出于“自卫”，是“正当”的行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是中日两军冲突最初开战地。

第三，诱导调查团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所取得的“成果”，实现伪满洲国的国际认可成为日本诱导调查团的重要目的，也是日本希望调查团“背书”的主要内容。日本采取直接与间接双重方式，同时透过伪满洲国自身向调查团表露立场。

首先，以直接方式，通过劝说诱导调查团承认伪满洲国。曾任国联理事会主席、时任日本国联协会会长的石井菊次郎在1932年3月3日的招待晚宴中向调查团说明：“南京政府的影响局限于长江三四个省，满洲……独立于中国其他地区，历史和地理因素使日本在该地区有特殊地位。”3月5日下午，芳泽向调查团表示：“过去中国政府从未在满洲行使真正的权力，所有行政部门都是由奉天政权单独设立……实际上，满洲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特别是自辛亥革命以来。”6月2日，本庄繁不仅美化伪满洲国“是建立在王道之上……以民族的合作与和谐思想为基础”，而且强辩伪满洲国已然是一个“国家”，“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三千万人口，有天赐的丰富的农矿业方面的自然资源……新政府的预算据说将在半年内维持预算收支平衡”。

其次，以间接方式，诱导调查团接触伪满洲国而达到“承认”效果。日本采取的主要举措是通过伪满洲国以受“威胁”为由，拒绝作为调查团参与人员的顾维钧进入伪满洲国地界，引发国联调查团进入“满洲国”受阻事件。实际操控伪满外交部门的大桥忠一就向外务省明言：“‘满洲国’利用此次机会，强调独立性，使得全世界对此予以认识。”本庄繁也认可伪满洲国“将本事件作为其对国民政府外交的第一步”。经反复协商，调查团采取分道进入东北的方式，顾维钧和李顿通过海路于4月21日登陆大连，进入东北地区的日本满铁附属地。不过，伪满洲国在日本指使下继续为难调查团，告知若顾维钧“擅自踏出附属地外一步”，伪满政府“将采取坚决地处置”。同时，日本抛出真实建议：“让调查团对‘新国家’进行问候，在此基础上由‘满洲国’和调查团协商”。最终，在强调调查团不具备承认伪满洲国之权能的前提下，李顿同意联系伪满政府，经过三轮协商才基本解决此次受阻事件。李顿此后亦声明调查团没有承认伪满洲国，“吾等为调查起见与‘满洲国’当政者有所接触，但并非给予‘新国家’承认之机会”。

再次，透过伪满政府进行劝说，引导调查团正视伪满政府。李顿调查团为完成调查任务而不得不接触伪满政府，使伪满政府有机会通过谈话与提交资料的形式诱导调查团。5月3日，伪满外交部门负责人谢介石向调查团夸大满洲相对于中国内地的“独立性”，强调伪满洲国成立改变了一切，即目前情况与“国联决定派调查团来这里的那个时刻”之间存在区别，“调查团被派到这里来寻找日本和张学良政权之间发生争端的根本原因的那个阶段已经不复存在”。5月4日，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向调查团解释伪满政府的政治理念，强调伪满政府是“立宪政府”，首要目标是“摆脱专制主义和排外情绪”。5月5日，伪满立法院长赵欣伯向调查团简述伪满洲国的成长过程，尤其是关于旗帜的产生过程和伪满洲国的地域范围，以此说明“在满洲民众普遍支持下建立‘新国家’”。伪满政府官员的持续性劝说有三重用意：一是夸大伪满洲国的自身历史和“独立性”，强调伪满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区别；二是突出伪满洲国的民意基础和“自发性”，强调伪满洲国并非在日本扶植下产生；三是诱导调查团只能承认伪满洲国已经存在的“事实”。

三、围绕报告书的行动

经过数月调查，调查团于1932年7月下旬开始根据调查、调停及搜集的各类资料，撰写最终报告书。基于“满蒙经略”国策，确保伪满洲国成为既定事实是日本的努力目标，日本在调查团撰写报告书过程中不断强调“满蒙”立场。1932年7月22日，新任外相内田康哉向调查团发送一份谈话文件，该文件以英文形式灌输日本的“满蒙”立场。其一，诡辩“满洲国”因中国东北的特殊性而产生。文件表示“满洲是一个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国家’”，该地区人民是由于“日本的警惕和进取精神”才享受到安全与富裕，而“满洲国”的建立既是地下“革命运动”的结果，也是日本“自卫运动”的后续，“满洲独立实质上是中国政治分裂的现象”。其二，试图强加日本所希望的方案。内田明言“不能同意任何设想在满洲建立一个反日和混乱的中国人统治的方案”，针对调查团可能的方案，提出“任何计划若不考虑‘满洲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都不能实现秩序与稳定，也不能给远东带来安宁”。其三，尝试从调查团最为关心的国际条约角度进行劝说。内田表示，由于“‘满洲国’独立是地方自觉运动”，因此“不存在同《九国公约》不一致的问题”，诡辩“《九国公约》的目的不是要使满洲地区脱离国际法的正常运作，也不是使不和谐的局面永久存在”，而且《九国公约》“不禁止在中国任何地方的中国人自愿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故得出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不构成违反条约”的谬论。

吉田伊三郎则利用参与人员身份适时向调查团灌输日本立场。7月21日，吉田会见调查团专家开脱盎格林诺（Kat Angelino），借“共产主义”问题为日本的“满蒙”政策予以辩护，“假如满洲问题全然如同中国所希望般解决，‘共产主义’的威胁迫在眉睫”，从侧面表示解决满洲问题应该按照日本方案，即承认“满洲国”。8月2日，调查团秘书长哈斯（Robert Haas）会见吉田，哈斯指出伪满政府内出现许多日本名士，日“满”关系愈加密切，吉田回应这些人“不是为日本服务，而是为‘满洲国’服务”。哈斯继续表示，“与其说‘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保护国”，吉田按照内田的基调辩称，“日本并非将‘满洲国’当作保护国对待，而是承认其乃一个国家”。

日本最关心报告书中直接关涉伪满洲国处置的建议内容，采取三管齐下积极打听。第一，直接询问调查团代表。7月19日，吉田在同希尼的会谈中询问其对“报告书中提出劝告案”的意见，希尼没有正面回答，但建议日本等待国联最后讨论后再承认“满洲国”，这是“世界舆论所希望”，吉田则带有威胁性的回应，“对日本主张不利的报告书，日本当然要辩论，这势必削弱报告书的价值，务请注意”。麦考益在7月20日也向吉田提出建议，日本“应该晚些时日承认‘满洲国’”。8月8日，吉田同李顿举行秘密会谈，直接问道，“能否在报告书完成前先非正式告知日本”，李顿予以拒绝，吉田又提出报告书“完成之前能否告知一部分内容”，李顿依旧拒绝，仅同意在调查团返回欧洲之前将报告书交予中日两国参与人员。吉田于是传达日本强硬态度，“如果仅听中国说法，而忽视日本立场，则日本肯定予以驳斥，并根据无视的程度制作反驳文件”，同时询问报告书是否会“建议解决办法”，李顿予以肯定，吉田立即表示不需要这样的建议，李顿回应这是“国联理事会要求调查团提供助力”。8月11日，吉田与马柯迪举行会谈，吉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调查团是否打算把‘建议’记载其中”。马柯迪从侧面给予肯定回答，“我本人一直希望能够获得一致通过、永久解决日中问题的方法”，吉田重申“如果报告书否认‘满洲国’的存在，我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第二，从亲日的调查团秘书处成员获取信息。秘书处政治股派斯塔柯夫（Pastuhov）和克劳德将军的私人助手助佛兰（Jouvelet）是日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7月16日，吉田向派斯塔柯夫表示，“听说调查团在最终报告书里提出建议方案”，派斯塔柯夫告知如果提出建议方案，“必须调查团全体一致”。19日，吉田再次询问报告书事宜，派斯塔柯夫表达出希望日本在报告书完成之前不要承认“满洲国”的观点。8月11日，吉田从派斯塔柯夫处基本确定“调查团考虑到不能无视‘满洲国’的存在，无论如何要讨论该问题”，于是向外务省建议“如果报告书内容对日本不利，尽早承认‘满洲国’方为良策；如果各代表对日本抱有好感，在报告书完成前承认‘满洲国’会引起他们反感，对日本不利”。

助佛兰一定程度上是传达克劳德的想法。8月17日，助佛兰向吉田表示，调查团“承认日本在满洲拥有重大利益，同时提议在该地实行最广泛的自治”。吉田告知“无视‘满洲国’存在的方案，日本不能答应”，并询问“是否有人提议由国联参与未来对满洲的管理”，助佛兰予以否认，吉田遂表示希望克劳德将军在“极端情况”，即“提出妨碍日本承认‘满洲国’的方案”时能够给予帮助。9月初，炮制“满洲国”的主要人员金井章次向外务省汇报其同助佛兰私下谈话后所获信息，调查团在满洲问题的态度上分成两种观点，一是从法律论或条约论出发，持“指责”态度；一是从事实论出发，持“肯定”意见，“李顿倾向于法律论，克劳德以事实论为基础，双方进行激烈争辩”。

第三，利用外围渠道打探情报。7月26日，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向外务省报备美国《纽约时报》驻日内瓦办事处发回来的消息，预测调查团的报告书中会包括“日本在满洲树立傀儡政权、日本违反《九国条约》、满洲之无秩序和不承认日本政府采取大规模行动”等内容。28日，日本驻希腊公使川岛信太郎报备日内瓦当地新闻报道调查团报告书会对日本不利，“日本违反《九国条约》，‘满洲国’的成立系日本所为”。8月16日，副国务卿卡斯托（William Castle）告知出渊胜次，美国政府同意“调查团不仅应向国联提供有关事实的报告，而且应提出建议，确信此乃调查团绝对之方针”。

综上，经过多渠道灌输立场和探听报告书内容，日本在1932年8月下旬基本确定两点关键内容：一是调查团报告书会提出解决中日冲突的建议；二是判断该建议对日本不利，即不会认可伪满洲国的存在。

四、质疑与反对调查团

在确认报告书中涉及伪满洲国的内容与日本立场不一致后，日本的不满情绪不断显露，并质疑与否认调查团的权限，其表现已蕴含着调查团调停失败和日本对抗国际社会的诸多预兆。1932年8月19日，内田向调查团发送“关于李顿调查团规定的任务”文件，全面否认调查团的提建议权限。该文件主要内容共有两点：其一，通过法理予以否认，从组建调查团的议决案中的任务设定来否认李顿调查团的建议权限。内田表示已经获悉报告书中会有意见乃至建议的内容，但根据国联理事会“12·10”议决案内容，即“就地研究任何影响国际关系而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和平所维系之相关情形”，日本据此认为议决案根本没有要求调查团提交建议，因此“调查团活动不能超越所定任务之范围，不能超越所定调查事项，没有命其提交劝告之类的报告”。其二，通过前例予以否认，用国联派遣的以往调查团案例否认李顿调查团的建议权限。日本以1924年9月土耳其伊朗国境问题调查团、1925年10月希波纷争调查团、1930年10月鸦片问题调查团、1931年1月利比亚奴隶问题调查团为例，说明国联理事会在组建这些调查团时明确规定要提出“劝告”，才赋予调查团提出劝告的权利，而李顿调查团所规定的任务“仅是为国联审议问题提供事实调查报告”，故“自行提出关于解决中日纷争的劝告并非属于调查团权限”。

8月底，金井章次前往北平，劝说调查团放弃提出建议。金井是国联理事会1931年12月10日议决案的起草人员之一，他重申调查团不具备提出建议的义务，同时表示中日两国已经呈现交恶状态，“建议只能带来更恶劣的结果”，但调查团认为提出建议是权利，而非义务。日本的质疑与否认并没有改变调查团的既定撰写计划，报告书的最后两章提出了关于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原则性意见，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于是，日本在报告书完成前后已经确定应对方案。8月下旬，日本举行外相、陆相、海相协商会议，形成《鉴于国际关系处理时局的方针》，得到首相及其他阁僚的同意，于8月24日通报给驻英、美、法、德、意等国大使及驻国联代表。该文件判断“关于满洲问题今后会遇到多重困难”，出台应对国际关系的两项方针，第一项是贯彻日本的“满蒙经略”，这是日本外交的“枢轴”；第二项分为应对中国内地、国联和列强的举措，其中对于国联应该首先“诱导国联充分认识日本对满蒙的重大关心和公正的态度”，如果国联干涉日本的“满蒙经略”，“造成威胁将来国运的现实性压力，帝国政府可以不需要留在国联里面”，此即日本退出国联的外交预案。

经过日本多方探询，以及调查团返回欧洲前将报告书定稿交给中日参与人员等因素，日本到9月中旬已基本明悉报告书核心内容。9月14日，内田外相向日本驻国联代表团事务局局长泽田节藏和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发出“必须向外部保密”的电报，通报报告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内容。翌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全然不顾及调查团成员的立场与报告书的建议，故意在报告书公布前正式承认“满洲国”，意图置报告书之建议于无用。

在报告书正式公布后，日本不再掩藏对李顿调查团的不满。国联理事会于1932年11月下旬审议报告书，轮值主席瓦勒拉（De Valera）提议调查团可以列席理事会，听取中日双方对报告书的评议。日本对此十分抗拒，松冈洋右直接表示调查团“无权就编写报告之后发生的事情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11月28日，理事会决议将中日问题连同报告书移交国联大会，松冈再强调“调查团已不复存在”，对瓦勒拉建议国联大会“可以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召回调查团”的建议做出强硬保留意见。李顿调查团在日本反对之下没有出席国联大会，日本与国联的对抗态势持续升级，当国联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为基础商议中日冲突时，日本固守“满蒙”政策。1933年2月24日，国联以调查团报告书为基础审议大会议决案，最终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泰国）而通过议决案，日本当场退出国联。中日冲突没有因国联调查团调停而解决，两国冲突不断加剧，东亚格局最终经由战争成败得到重构。

结语

“将民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中加以考察，重视世界性潮流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是跨国史研究的重要取向，亦有学者提出突破“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强调“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进而实现“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九一八事变具有丰富的“世界历史”意义，不仅是该事变改变国际秩序，而且是国际社会卷入此次事变之中。中日冲突发生后，中国最先提议国联介入，但为日本抵制，在情势发展之中，日本转向主动倡议组建调查团。如此，中国、日本、国联、调查团背后五大国，在东亚演绎了一段世界历史。从本文关注的日本因应而言，日本表面同意国联介入，实际动机是企图操纵调查团为己背书，其谋划产生一定效果，但调查团最终否认伪满洲国，与日本动机截然相反，引发日本强烈反对和最终退出国联。

1933年5月17日，日本首相斋藤实宣布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第一，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动机存在两次异化过程。在国联调查团问题上，日本原始动机是在外交层面以直接交涉抵制调查团方案，在军事层面继续侵略以巩固成果。外交与军事的不同目标指向异化为推动国际社会更要介入调查，加之日本意识到国联调查团存在有益于己的可能性，于是转向倡议组建调查团，这是动机的第一次异化。在调查团东亚之行过程中，日本为掩盖侵略行为，制造系列谎言以诱导调查团，但是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中国东北全境被占领的显性后果终究没有得到调查团的认可。利用调查团“背书”的预谋反而导致调查团认清其侵略行径，日本转向质疑与否认调查团，这是动机的第二次异化。

第二，侵略者身份决定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态度反复多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是毫无疑义的侵略行径，自然违反《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日本侵略中国是国联介入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侵略事实不会因日本虚构的言行而改变。囿于侵略者身份，日本既要避免侵略事实被揭露，又要争取国际社会对侵略事实的认可，因而在因应过程中才会态度反复多变，这是侵略者身份的“焦虑性”反映。

第三，“满蒙经略”国策是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轴心。“满蒙经略”是日本大陆政策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满蒙生命线”理论的具体实践。在调查团问题上，日本贯彻此项国策的言行反映在向国联调查团强调“满蒙”对日本的重要性、持续灌输日本的“满蒙”政策、诱导调查团“认可”伪满洲国等活动中。这些行为确实取得一定效果，比如调查团报告书认为“恢复原状”不是满意之解决办法，但报告书中也将“维持‘满洲国’”视为不是满意之解决办法。探悉此种迹象后的日本转向反对调查团，确保“满蒙经略”国策是优于一切的目的。要言之，在日本看来，调查团的存在与权限必须同“满蒙经略”国策保持一致，若能达到“背书”效果则支持，反之则否认。

第四，日本的因应过程反映其存心利用国联集体安全机制。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正是国联发展之鼎盛阶段，中日冲突不仅成为国联是否能够维护东亚和平的试金石，而且考验着国联集体安全机制在远东的适用性。日本在因应国联调查团过程中存心利用国联的调停程序、议事处理规则和大国支配的弊端，倡议组建调查团是为了主导理事会通过其关于调查团的任务设计方案；通过片面解读议决案的文本意思是为了否认调查团的权限；利用《国联盟约》中派遣调查团与等待报告书的间隔期规定是为了巩固侵略东北的成果。质言之，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先天软弱性和在东亚的不适用性是日本能够居心利用的根源，这既是日本企图造成九一八事变后的事实得到国际认可的可操作性前提，也是引起日本争取国联支持其立场彻底无望后就断然退出的必然性结果。

（本文首刊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1期，作者陈海懿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