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⑫｜赤土：消失在空气中

赤土在我的生活中已经褪去它强制性的色彩：阳光下泥土夺目的、粉末状的红，随之褪色的是我的记忆。童年时代在意识中已经变成屈指可数的碎片。每当我试图探寻这些碎片与周遭事物的关联，发现它们突出在时间之流上，因其突兀而显得不成比例。隔着夜雾一样模糊又不可捉摸的意识——也许是记忆，也许是梦境，也许兼而有之，这类碎片出现在面前，如同夜航之人面前闪出一座冰山，差不多要发出惊呼，但同时又有碎片在面前崩解，人物、结构、因果和时序百不存一，如同文字被涂黑的书页，明明有些什么在其中，影影绰绰，召唤你去读解，但不管费多少时间，不管如何苦苦思索，终于不能读解出任何东西。

后一种情形带来的惊惶，比前一种更鲜明，更无助。凭借这些碎片，终究不能将回忆变成前后连贯的叙事。就算为此仔细寻访，再凭借今时今日的经验和阅历，推算出寻访不得的若干事件的前因后果，辅以社会史的精细考证，为此推算添加许多富于形状和色彩的细节，然后用某种哲学辩论去模糊记忆与想象之间的界限，最终仍不过是徒劳。

有时不免气馁地想，生命是一场遗忘。费时费力，只为了得到一个字：無。無，就是写在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墓碑上的那个字。2017年我们在镰仓，曾顺便去圆觉寺寻小津的墓地。庙里很安静，坐在台阶上休息时，一条青蛇从孩子身后游进了建筑台基。九月底，关东的暑气还没有散尽，圆觉寺冥寂的气息中有一种草绿色的潮气。路旁灌木和草丛中斜靠着没有完工的石刻和木雕佛像，在时间、空气、风和水的作用下漫漶蛀蚀。这诸法无常、缘起缘灭和成住坏空的开示很是触目惊心。我心里想着德国导演文德斯纪录片中小津的墓地，随小路转入山坡上的墓园，里面碑石林立，一时竟失去了目标。

这种失去目标的感觉在2000年代后期曾经非常明显。我和身边许多朋友经历过两次叛逆期。第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前期，也就是我们的青春期；第二次发生在199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000年代。在后一次叛逆期里，对外部真理的反感和叛逆，在精神和行动上挑战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成了我们的成年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弃绝了非时间和超历史的真理观。相反，生活后来把我们中的一些人带到另一些真理（大厦、教堂或洞窟）门前。这些建立在内省和反观之上的真理体系，帮助他们抚平了2000年代变化无端的世界施加给他们的心理压力，并最终促使他们走上了很不相同的路。因此，当这个时刻来到我面前时，我已经清晰地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上海一栋21层写字楼的16楼上班。写字楼摇动之初，我以为自己的内耳平衡器出了问题，但很快就传来地震的消息。我给四川的熟人们打去电话，有些接通了，有些没有接通，促使我按照那个年代的常见做法，为自己争取了参加报道的机会。之所以说这很常见，因为第二天从上海飞去成都时，飞机里除了医生，几乎都是记者。大约一周后，我回到家，进门后先脱下身上的衣服，将它们塞进一个大塑料袋，丢进垃圾桶，只留下了一双高帮的徒步鞋。很快，我又穿着这双鞋回到成都。两次四川之行带来的后果对我个人而言是深远的。行业性的紧张和快速行动的压力并不让人特别疲劳，我的情绪始终稳定，虽然精神上有挥之不去的压迫感，但很快意识到，这种压迫感并非全然来自社会意义上的愤怒以及职业挫败，而是有更深的个人根源：对生命随机性的困惑。

随后很长时间里，这种困惑主导了我和朋友们的交谈。他们善意地向我演说各自关于事相演进及其原理的理解，让我知道类似的困惑在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形式，以及他们最终如何（阶段性地）找到了克服困惑的出路。这类出路，大体可分为原罪和共业两种说法。原罪说可以平复个体对无端受难的本能愤怒：并没有什么真正无端的事情；终极的公义与终极的责任不可分割，而责任可以追究到人背叛了他们的创造者，他们因此受到的诅咒随着生命本身代代相传。但这种旧约式的雷霆之怒，后来被新约式的责任伦理所缓和，被动承受不幸命运的受难者也因此转化成精神和行动的主体——其间的关键在于，赎罪与施爱是一体两面，而爱之施予，既可以发生在个体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还可以深植于更为复杂的社会过程中。因此，对良善社会的寻求从一开始就与缓解个人精神紧张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面向或不同阶段。与原罪说不同，业力说将个体的道德困境转变为因果洪流中各种机缘的随机组合，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除一个人在地震后的世界中感受到的罪感和耻感。

关于人与世界及道德感受的两种解说——让我姑且称前者为“罪与爱”，称后者为“缘与空”，造成了一种长久的心理矛盾。后者不能不让我想起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小津的战时日记出版后，让我们窥见他作为文德斯口中“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的另一面，也就是他作为侵略者和士兵的一面。

在这一面中，小津的日常生活——如果行军和作战也算是士兵的日常生活，仍然保持着惊人的镇定，似乎千万人在厮杀中死去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道德震动。这种镇定后来发展成小津电影中真正独一无二的风格。在战后岁月中，小津年复一年从家庭这面镜子中观察日本社会的变迁，将其转变为节奏井然的视听叙事，刻画之深刻细致，几乎触达道德神经最敏感的悸动。然而，在这些描绘时代的烈风起于青萍之末的电影中，那些起身祝酒的男人（《彼岸花》）、吟唱能剧的男人（《秋刀鱼之味》）和坐在窗前摇扇子的男人（《东京物语》），每一个动作都很缓慢，带着毫无疑问的确定感，以及仿佛能牵动观众肌肉反应的身体性。不管面对的是何种命运，成功或失败，生或死，这些男人似乎都有坦然接受的决心和准备。甚至是在战争期间拍摄的电影里（《父亲在世时》），即将告别儿子的父亲在钓鱼时，体态和动作也保持着那种令人不安的稳定。这种处变不惊的反应模式，似乎是世说新语式的社会表演，或用小津自己的话说，乃是对无常的示现。通过对情节的抗拒和否定，通过对场景和人物细微举止的凝视，小津重复着無这一主题。無，或者空，并非否认生命作为物质性和空间性的存在，而是指这种存在没有不变的本性。在道德层面，这相当于说生命是在人和社会的尺度上展开的布朗运动：因果律将我们抛掷进轮回的进程，犹如花粉微粒落入水中，各自运动，不断碰撞，残忍却毫无目标可言。也许对临床精神分析医师来说，这种存在状态正是道德麻痹的征候。

上述心理矛盾导致，很早就困惑着我的知与行的矛盾不断增殖，变成知与知的矛盾，行与行的矛盾，知甲而行乙的矛盾，或知乙而行甲的矛盾。在缓慢辨析与难以抉择的时刻，我母亲却打来电话，问我能否收养震区孤儿。她在电视里看到很多孩子失去家人，情感受到强烈刺激，愿意（或者说决心）和我父亲将其中一个抚养成人。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回答她。

时间兼具两种性质，既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又是不可逆的进程。循环的时间和不可逆的时间相反相成，构成了成年人生活世界的一个主要特征。离开大学后，我曾在一家新闻杂志工作，循环时间与人的行为模式之间彼此塑造的关系，最终使我从精神上变成一个成年人：被临时设置又不断清零重设的短期目标驱使着的人类。一年有52个星期，大约出版50本杂志，内容大体是对过去一周流行的各种新闻进行报道和评述，以及对一些长期存在（专业术语称之为缺少时效性）的社会现象，进行水平深浅不一的界定和描述，（无望地）试图将它们从社会意识的边缘地带推往过分拥挤的舆论中心。后者是我的主要工作。这项工作的目标是要说服读者，让他们相信自己看到和经历的世界无非表象，另有看不见的力量和规则在后台支配此表象世界的运作。听上去这份工作不但重要，而且不容易。毕竟，要认识并表述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和规则，需要一些专门训练。用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话说，将世界分为表象与实质，然后以某种方式透过表象发现实质，是从柏拉图到康德的认识论传统的核心假设。

但罗蒂补充说，新闻业不属于或者说不应当属于这个认识论传统，因为新闻贡献的主要是叙事，而叙事总是出自特定视角，也就是因人而异的。对罗蒂来说，新闻业的使命是让我们学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的处境和选择。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新闻业受制于三重规则：政治规则、语言规则和出版周期，也即新闻业的时间规则。叙事和解释都是如此。

我感到自己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价值持续被削弱。新闻工作令人消沉。我很快陷入抑郁之中，为了逃避与同事和采访对象见面，不去上班，一起床就坐到电视机前，一只手机械地操作遥控器，在几十个卫星台和有线台之间来回切换。时间长了，整点新闻主持人的妆容与话语，与肥皂剧里十分面熟的演员扮相和台词，显露出某种粗俗的相似性，增加了我不由自主的生理厌恶。最后我勉强从沙滩椅上站起来，拉开窗帘，发现天色暗淡，一整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这让我对时间的性质产生了好奇。

一个通常的误解认为，当人们专注于某件事，往往觉察不到时间流逝，在恢复时间感知的那一刻，才会觉得时间过得比我们以为的要快。人的时间意识较之于时间的物理性质并不同步，这不难理解。也有一些度日如年的情形，时间像垂垂老者，跟在过度活跃的少年人背后，其稳定和缓慢都让人心焦。但人成年后总是觉得时间在加速，这和我们是否在从事喜欢的事情毫无关系。对成年人来说，即使我们不喜欢手上在做的事情，即使我们三心二意，可以在做事的同时维持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和监控，时间流逝的速度还是比我们以为或期待的快得多。就算什么都不做，感觉百无聊赖，也不会妨碍我们意识到时间在无情地流逝。问题不在时间本身，因为时间并无本身可言——也谈不上所谓快或慢；问题在于成年人习惯用特定方式度量时间，又在度量时间的同时自我麻痹、自我欺骗。

用来度量时间及其速度的那些概念、语言、技术和工具：年、月、日、星期、小时、分钟、秒、毫秒或微秒，未来、过去、现在、永恒、刹那及瞬间，此时、彼时、当时，之前和之后，将来与后来，日晷、沙漏、盘香或钟表，只是能指或模拟信号，随机而空洞。除非你为它赋值，否则时间什么都不是。而一旦你为时间赋值，就不但改变了时间，也改变了自己。因为赋值让我们认识到时间和衰老一样，是不可逆的单向进程。为时间赋值，意味着死亡变得可见和可预期，意味着死亡这一事实不可避免要从其他事实中涌现出来。换句话说，时间乃是从时间意识中涌现出来的现象。时间意识既是自我意识，也是死亡意识。为时间赋值因此是恐惧的根源，而恐惧令人自欺。

这是个现象学命题：认知行为和认知过程会改变认知对象和认知主体。之所以要说这种现象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尤其显著，是因为成长中我们经历的时间，也可以是另一种现象。在某个人生阶段，时间并非指向不可逆的衰老，而是停滞在某个空间中，如同空气这样不可见之物，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无需考虑这一存在的性质，也无需以工具和符号去度量和标识其向度、长度和深度。在这个人生阶段，我们意识不到成长，也不知道成长乃是朝向死亡的不归路。当无知之幕落下，世界将以其粗粝的强度令我们感到震惊，但落幕的方式却大不相同。这影响了我们后来的人生，有时候决定了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

于我，这个人生阶段结束于一出小小的社会戏剧。1980年代的某一天，母亲送我到外祖父母家，没有说什么时候来接我，就匆匆离去。我在表姐妹和表兄弟们之中度过了愉快的半天，直到发现太阳逐渐靠近西方山顶，即将没入山后，不禁焦虑起来。外祖父母家离我家不算太远，但我没有单独走过这段路。我自然记得母亲带我来时的路线：穿过国道和国道以北群山脚下的一些小村庄，随着地势逐渐升高，转入进山/出山的大路，再沿这条俯瞰水库的砂石盘山路，经过一两处山坳，便可望见一座石板桥。狭窄陡峭的小径从桥头右侧分出，蜿蜒上山，最后抵达外祖父母所在的小山村。这类山村的布局受限于山体的构成。砂石山体相对容易开辟出建筑基础，但巨大的岩体无所不在，使得低矮的房屋不能连片，村庄格局因此分割得零零碎碎。山村建筑呈现出多层梯状和点状的结合，家家户户紧靠山体，出门数步即下临深壑。平地很少，缺少构建庭院的空间，地形不支持修建那种建筑紧密相连、有着强烈内向视觉特征的防御性宗族村庄，这里也就缺少典型宗族村庄的生活方式和等级秩序。人们只能努力保证扩展家庭聚居在一起。外祖父和舅舅们生活的大屋因此连成一长片，坐落在山坡高处一块人工开辟出来的狭窄地基上，与左邻右舍都保持距离。大屋地基西边是一条狭窄的公共道路，东边是岩石（二舅舅家孩子多，后来炸开这片岩石，在离大屋几米远的地方，建造了自己的房子），北边茂密的竹林和次生林一直蔓延到山顶（三舅舅有孩子后，也离开大屋，在树林里建造了自己的家）。大屋虽然朝南，但光照不佳，因为对面高山遮挡早晨和上午的光线。到了下午，太阳逐渐移入西方的远山背后，这里就会沉浸在不断加深的灰色阴影之中，直到被黑暗和寂静完全笼罩。我的童年结束那一天，正是这种不断加深的自然界的灰色阴影，从视觉侵入内心，让我平生第一次产生了被遗弃的痛苦。

外祖父母和舅舅们生活的这片大屋不是一次建造起来的。事实上，随着舅舅们逐渐成家，房子一直向东侧延伸，以满足新婚夫妇单独居住的需求，并接纳不断增加的人口，最终形成了大屋的格局。外祖父母生养的孩子，最后成活下来六人，母亲行三，有两位哥哥和三位弟弟。母亲和舅舅们的亲密关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性别，因为她是外祖父母唯一的女儿，也就是大舅舅和二舅舅唯一的妹妹，以及三舅舅、四舅舅和小舅舅唯一的姐姐（他们的亲密关系自然而然延续到了我这一代）。相比而言，舅舅们共有子女十一人，其中八个是女孩，只有三名男孩。母亲和舅舅这一代人中，男女比例如此失衡，很难相信是自然现象。外祖父和外祖母是否有过更多女孩？她们遭受了什么样的命运？起作用的是残酷的自然之力，还是人为的结果？除了小舅舅年轻时和我做过一些推测，从来没有人公开探讨这类话题。等我懂得为母亲的命运捏一把汗的时候，外祖父、外祖母和大舅舅已经去世，他们带走了这个家族的许多秘密——在这个小山村里，这类秘密想必在很长时间里是人所周知的。小舅舅生于1962年6月，而大表姐生于1972年10月，相隔不过10年，家族内部的生育模式形成了代际差异。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国历史也发生了断裂。此后数十年中，性别选择仍然存在，但性别选择的动力已从经济因素转变成了政策因素。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家族的规模要大得多，而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模式，也一定极为不同。

和我的父母相比，舅舅们宠溺子女的态度，曾让我深感羡慕。这种宠溺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与子女的性别无关。尤其是大舅舅对两位表姐的爱，在城市中子女较少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可能比较常见，但在乡村中显得很另类。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记忆可能既不准确，也不公正，因为对表亲们的嫉妒不但是我在童年时代、也是我迄今体验过的最强烈的情感之一。他们自由自在，因为无人管束，性格显得松弛自如，很长时间里让我自惭形秽。我父亲是在我祖父缺席的情况下长大的，他把自己对父亲的心理需求强加给我，令年幼的我不堪重负。外祖父母家因此对我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在那里，我可以远离父亲和他的要求。我可以翻看表姐们和表哥的书籍，虽然尽是些破旧的小人书或荒唐拙劣的传奇故事，但我确实享受到了无人干预的快乐。我可以上山、下河、爬树，做一些顽劣乡村少年想做和应做之事，无需担心受到谴责和惩罚。以正常人的眼光看，为这些事情受到谴责已然不可想象，惩罚当然更没有公正可言（后一点可能只有我自己这么认为）。恐惧可能导致驯服，也可能导致叛逆，但无论是驯服还是叛逆，都意味着着累累伤痕。在我的记忆（也许是想象）中，表亲们从头到脚都没有这种令人羞耻的创伤烙印，因此既不怕人，也不怕丢人。1980年代的那个下午，当我为母亲迟迟不来接我感到焦虑、愤怒和伤心的时候，恐惧就像外祖父家周围群山投下的阴影，将我笼罩其间。而那些完全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比如我的表亲们，只是若无其事地建议我自己回家。我用一个孩子所能扮演的最轻松的表情，敷衍他们的意见，尽量拖延做出决定的时间，希望事情仍然会有某种转机。但最后我不得不接受现实：母亲不会来接我，没有任何人如我暗暗期待的那样留我过夜或送我回家，而自尊心阻碍我自己提出同样的要求。我没有选择，只能一个人面对突然变得陌生的回家的路。

二舅妈站在山腰目送我离去（我因此永远对她怀有一份区别于其他人的感情）。经过陡峭而乱石嶙峋的下山小径，我因为过分担心自己会摔下悬崖而感到十分紧张——事实上，我对那段路面非常熟悉，根本不可能摔下去。每过一会，舅妈就在身后喊我的名字，让我意识到她仍然在看着我，而我努力让自己在应声的时候不会哭出来。终于踏上出山的砂石路面，散乱的情绪波动便因趋于共振而变成一种微微的酸楚。那种酸楚几乎是物质性的，悬垂在胃和喉头之间，在食管（也许是气管）那里渐渐膨胀起来。只要迈过石板桥，很快就会转出山坳，从此脱离舅妈的视线。那一刻我唯一想做的事情是，回头看她是否仍然在原地。毕竟在那个时刻，她是我母亲的替身，她的目光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恃的事物。但即便是那个时刻，我也知道回头毫无意义，便装出一切平常的样子，继续往前走去。道路转出两座峡谷的相接部，前方光景开阔起来，阳光重回视野，依依难舍的情绪就像脱下一件衣服，突然从我身上消失了。转过山坳之前，舅妈的声音仍在远处呼唤我的名字，仿佛来自一去不返的童年时代的一声回响。我没有回答，一直走出她的视线，那个名字于是消失在空气中。

回望来路⑨｜赤土：循环

回望来路⑧｜赤土：葬礼

回望来路⑦｜赤土

回望来路④｜小村与地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