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特立斯：色情世界的参与者，本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作家

特立斯读了几本关于性法案和检查制度的书，在法庭旁听了很多淫秽案审判，采访了《搞》和其他类似出版物的编辑，这之后，他开始了自己在性世界里的奥德赛，去按摩院历险，还成了常客。一天他和妻子从P.J.克拉克酒馆回家时，第一次注意到开在自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布卢明代尔百货附近的列克星敦大道上，在一栋楼的三楼窗户那儿，闪烁摇曳着红色霓虹灯招牌“现场裸体模特”，他很惊讶这种场所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地营业。

第二天中午，他独自一人去到那栋楼，爬上三层台阶，穿过挂着帘子的入口，进入一个看起来像是一幢废弃房子客厅的地方。东方风格的地毯磨损褪色；沙发、桌子和落地灯也许是从旧货铺淘来的；在那儿坐等的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们好像牙医办公室里的病人，似乎无法专心看眼前的报纸和杂志。

特立斯走向桌后面的经理，一个长头发穿蓝色牛仔戴着和平念珠串的年轻男人，他告诉特立斯，价格是半小时18美元，他可以从六个女按摩师中任意选择一个，她们的照片都在面前摊开的照片簿上。特立斯选择了一个叫琼的长相可爱的年轻金发女人，照片中她穿着比基尼在一片热带沙滩上；他等了20分钟，一半时间浏览《新闻周刊》，另一半时间观察着男人们静悄悄地来来往往，他们大部分和他差不多大，或者再老点，穿西装打领带——他猜测他们大半是商人，在中午吃饭时间偷偷摸摸地过来，经理向特立斯招手了。特立斯站起身，看到一个脸上有雀斑的金发女人站在走廊里，她和照片里的琼只有那儿一丁点相像——也许都不是同一个人，不过还是挺诱人。她的眼睛又黑又大，身材苗条，穿着粉色围裹裙、黄色T恤和凉鞋。她拿着一张从织物壁橱里拿出来的浆过的亚麻床单，和特立斯一起穿过走廊走进五号房，她说话有南方口音。

她说自己来自亚拉巴马州——特立斯在那儿上的大学；他在按摩房里开始追忆南方，她心不在焉地听了会儿，不久就没耐心了。这可是做生意，她提醒他，时间不等人，她建议他脱掉衣服，躺在她刚把床单铺好的按摩桌上。他照做之后，她开始脱衣服，转过身来露出健美的肉体，他觉得很兴奋。

“油还是粉？”她问，走向按摩桌。他不确定地四周看看。

“这儿有浴室吗？”停顿了一下后他问道。

“没有。”她说。

“那就粉吧。”

她拿来一罐强生婴儿爽身粉，不久他就感觉到她的手指轻柔地抚摩他的肩膀和前胸，然后向下到腹部和大腿。他看着她探向自己的身体，手臂和乳房颤动，双手被爽身粉染成粉笔白色。他能闻到她的香水味，感到自己的手掌出了汗，看到下面已经勃起。他闭上眼睛，听到隔壁房间里其他男人的叹息声，也听到列克星敦大道上的噪声，汽车喇叭声，公交车从路边开走时刺耳的声音，他想起街对面的布卢明代尔和亚历山大百货公司，一群群顾客和

售货员现在正探向柜台买卖交易……

“你想要特殊服务吗？”她问。

他睁开眼。看到她正看着自己的下体。

“能做爱吗？”他问。她摇摇头。

“我不做那个，”她说，“我也不用嘴。我只给本地货。”

“本地货？”

“手活。”她解释道。

“好吧，”他说，“那就本地货。”

“要另收费。”

“多少钱？”

“15美元。”

太贵了，他想。但在性欲勃起的状态下无心讨价还价，所以他点点头，带着好奇和期待看着她……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经历可耻卑贱，但特立斯却享受这种接触中的陌生感和冷淡；第一次后他常常又去光顾，不仅让琼还让其他女按摩师按摩，通过她们他知道了纽约市各处都有类似的场所。

那年剩下的时间和1972年，他拜访了数十家按摩院，定期频繁得让他不仅熟识了女按摩师，还有那些年轻经理和店主。他们中有些人大学时学的是英语或新闻专业，熟悉特立斯的作品，特立斯既是主顾也是他们这种服务的狂热爱好者，他们觉得这件事非常“绝妙”；他们接受邀请和他去餐厅吃饭，接受采访，允许他在即将出版的书里使用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两个人最终允许他在按摩院里义务做经理。

特立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它位于东二十六街132号一栋无电梯公寓的三层，在列克星敦大道的一个角落里；1972年春夏，有很多个星期他在桌子后面从中午工作到下午6点，负责收钱、检查亚麻床单的数量、和等候的顾客闲聊，按摩师和顾客进入私人房间后他也要注意着时间。一个客人离去后如果暂时没有生意，特立斯会询问按摩师情况，问她那男人说了什么，有没有透露什么私人和职业生活中的情况，他的挫折、抱负、幻想。特立斯不久就说服按摩师帮他记日记——描述每个顾客，详述在关上的门里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告诉他按摩师自己在满足客人欲望时心里在想什么。虽然特立斯还没有组织场景和故事线索，但他想写下两个真实存在的角色在按摩院的关系——一个中年保守的商人和一个嬉皮士女生，她满足他的性需求，利用他的压抑，最终和他成了朋友，帮助他摆脱进按摩院时通常会有的羞耻感和负罪感。特立斯和几百个男性顾客见面闲聊后，以之后在按摩师的日记里读到他们时，他知道自己毫不费劲就能与他们达成认同——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他们，按摩师写下的东西很多也可以准确描述他自己。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特立斯在情感上忠于一个他想要长期维持的婚姻。虽然他有外遇，但从不想为了那些女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尽管他还是爱慕她们，和很多人保持密切的友谊。妓女从不能吸引他，尤其因为现在的娼妓都是贫民窟来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年轻女人，有吸毒的问题，甚至很少有好看的。但是他很喜欢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按摩师——另一种“娼妓”——一个普通人可以与她以不仅仅是身体的方式产生联系。

很多按摩院的常客像特立斯一样不喜欢独自自慰；用年轻一代的说法，这样“太逊”。但是被一个迷人的按摩师自慰，有一个女人在场，和她相互之间可以有所交流理解，就算不是爱情，也可以让人心旷神怡、饶有兴味。几个月过去了，特立斯开始把按摩师看作某种没有执照的治疗师。就像每天成千上万的人花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那样，这些来按摩的男人花钱请人触摸自己。

如果大部分按摩院的主顾和特立斯有什么相像的话——他和这些人的对话以及读过的日记，使他相信他们确实相像，就是他们和女按摩师的性行为并没有降低他们在家对妻子的热情；事实上，大部分人说他们下午在按摩院待过之后，晚上甚至会更渴望妻子——按摩师显然激发了年长男性身上的性冲动，让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在家更满足，床上床下也更想讨妻子欢心。

但当特立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的桌子后工作了几个月后，倾听顾客说话，和年轻按摩师聊天，加上之后在东五十一街的中洲按摩院做经理，他逐渐意识到，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能给女性带来欢愉的年轻男按摩师。并不是女人不知道有按摩院：出租车后打着广告，建筑物墙上贴着海报，像《纽约邮报》和《村声》这样的报纸里也有为男性和女性提供感官满足的广告。特立斯相信整个纽约一定有很多女人——年老的寡妇、老姑娘、自由派的中年女主管，也许会想要一次带着精妙性享受的午间按摩，包括口交或性交，在宜人盎然的东城氛围里，也能获得一些像伊丽莎白· 雅顿沙龙，或者奢华的女性健康俱乐部里的那种娇宠。但是，和特立斯聊过天的按摩院主人，还有按摩师都向他担保，没有这种市场。东城一家很好的酒店里开过这样一个场所，打了很多广告，但是没法吸引女顾客来找年轻的男按摩师们，不久就被迫关门大吉。人们得出结论，女人不愿意花钱买这种私人服务。女人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洗头发、设计服装、安抚心灵、在健身课上瘦小腹——但是她们不愿意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提供性服务。

甚至“小白脸”的角色也大多被误解了，非常有资格评论此事的人这样告诉特立斯；虽然富婆确实供养小白脸，但这些年轻人的角色主要是像护卫或儿子，而不是情人。大部分小白脸是同性恋，她们包养的这些追求者，私下也常常称关照他们的中老年女人是“男同跟屁虫”。除了对男同性恋，似乎阳具本身在美国性市场上也不是很有销路的商品。几乎没有女人只看到勃起的阳具就会有性欲，除非她们对它的主人有热烈的好感。除了在公共场合随便挑个人可能带来的危险，一般异性恋女人不喜欢和没有亲密感或兴趣的伴侣性交。如果只是想要个高潮，比起和一个陌生人的性器接触，她更倾向于在卧室里用阳具形状的振动器自

慰。“女人拒斥陌生人的性器官，像人类身体的排异反应——拒斥从病毒到不匹配的移植器官——一样自然，”一个婚姻治疗师某次告诉特立斯。“关键词是‘陌生’；如果一个男人是陌生人，他的下体也是陌生的，她不太可能想要它进来，因为这样她的人格就被侵犯了。但是如果它不是陌生的，是某个她认识、相信、想要发展关系的人的一部分，那她就能接受它、拥抱它、与之和谐共处。”

“因此这是符合逻辑的，”治疗师继续说，“和男人对裸女招贴画的反应不同，女人对杂志上的裸男无动于衷。”很多女人随后和特立斯访谈时也证实这种观点；很少有女人说她会对着某个陌生男人的裸体照片自慰，不管男模有多英俊，多有天赋。尽管报刊亭堆满了数不胜数的“皮肉”男性杂志，但只有一份封面光亮的期刊《放浪女孩》，据称是为女性受众刊载赤裸的男人；另一份出版物《非凡》早前想用这种照片吸引女性，但最终放弃了努力，后来完全退出了市场。

1973年，特立斯去了欧洲几个主要城市，看看没有受到美国清教传统影响的欧陆女人，是否对按摩院（有时叫作“桑拿俱乐部”）中以钱交换的性反应更热烈，对杂志中的男性裸体更感兴趣；但是他发现，欧洲女人似乎和她们纽约的姐妹没有什么区别。在伦敦、巴黎，甚至非常放纵享乐的城市哥本哈根，特立斯也没有发现女人光顾按摩院，很少有女人喜欢现场的性表演或露骨的色情电影，女性杂志中裸男照片也很罕见。他夜间在欧洲大街小巷游荡时，看到和纽约一样的场景：男人独自一人出入按摩院，男人在门口和妓女讨价还价，男人在裸体酒吧沉默地盯着女人看。男性承认自己无止境地为异性裸体本身神魂颠倒；他们以一种分离的无人格的方式欣赏女人，甚至那些被这种关注讨好了的女人也极少能够理解。男人的天性是窥阴癖，女人是展示者。女人售卖性快感；男人出钱购买。在鸡尾酒聚会的社交场合，或者寻求办公室恋情的过程中，发起者几乎总是男人，而抵制者基本上总是女人。一位著名的欧洲女演员最近刚离异的丈夫告诉特立斯：“男人和女人是天敌。女人从十几岁的小姑娘开始，常常是不经意地就引诱了男人——她们穿紧身毛衣、画口红、抹香水、扭屁股，当让男人欲火缠身后，她们突然就变得害羞正经起来。”男人想要女人必须给的东西，他承认，但是女人会拒绝，直到达到条件或得到承诺。女人能给一个无力的男人暂时的力量感，至少能让他安心自己不是完全无能的；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双腿间那温暖接纳的地方是无可替代的，是男人总想回归的出生之地。他补充道，但是回归几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代价还很高。教会和法律尝试“把阳具社会化”，他说，把它的使用限制在有价值的场合，例如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里。“婚姻是对阳具的一种武力管制”，却不能完全控制过剩的男性性精力，这些精力大部分发泄在色情产业和城市里的红灯区——那些反堕落小队、禁欲的神父和一些痛恨男人的女权主义者想要清除的地方。“这些‘净化’运动，”他得出结论，“其实是向男性的生理自然宣战，从中世纪开始，它们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进行着。”

从欧洲回来后，特立斯继续调查美国，游历内陆，采访普通男女、公民领袖和当地名人；他和专情的夫妻、公认的浪荡子、检察官、辩护律师、神学家还有婚姻顾问交谈。他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待了好几周，印第安纳，俄亥俄，然后南下到圣经带，在那儿参加教堂布道和市政会议，在鸡尾酒酒吧偷听，拜访辖区内的人家和红灯区。白天他在商业区溜达，注意到伍尔沃斯超市和杰西潘尼百货商店与当地按摩院和限制级电影院挨得很近。晚上他在假日酒店、华美达酒店和其他汽车旅馆的厅堂里徘徊，观察到穿灰西装拎公文包的男人在走上他们的房间前会在报刊亭买一本《花花公子》或《阁楼》。

他也观察到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将车开进购物中心；结实的扶轮社会员和同济会会员穿着艳丽的缎面衬衫把保龄球投下狭窄闪光的球道；卷发有雀斑的乡下姑娘，从高中图书馆借出来哥特式小说；晒得黝黑的郊区居民在网球场混合双打；“百事一代”周日在教堂合唱团唱歌。在这些地方和这些人详细交谈之后，特立斯感觉正常的美国家庭生活和传统表面上还在延续，但内里正在被重新思索和评价。旅行从头至尾他不断提醒自己，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读者文摘》毋庸置疑在美国销售火爆；尽管全国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然而，自特立斯大学毕业以来，改变了美国中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巨大变迁，还是给了他更深刻的印象；虽然70年代有很多人满怀希望地预言，社会还是会回到更保守的50年代，但特立斯怀疑这是否可能。如果那样，就必须判定堕胎和避孕为非法，将通奸者下狱，需要审查的不仅有《花花公子》，还有《Vogue》和周日《纽约时报杂志》上的媚登峰内衣广告。尽管最高法院1973年的米勒判决在那时看来是不祥的声明，使得像威廉·哈姆林这样的人深受其害，但是陪特立斯旁听淫秽案审判的律师，在后来一起闲谈时预测，米勒判决无力维持这股让公民自由主义者警觉的趋势。据说，大部分当代的法官比年老的法官更倾向于自由派；甚至在威奇托这样保守的城市，在一项淫秽案中，《搞》的纽约出版商也战胜联邦检察官赢了官司。米勒判决一年后，全国书报摊开始售卖《风尘女郎》杂志，又降低了露骨的底线——虽然它的出版商在佐治亚州法院外被身份不明的攻击者射出的子弹击中，可能会永久残疾，编辑们却没被吓倒。全国很多地方，迷人的女演员出人意外地同意出演露骨的色情电影——其中一部在宾夕法尼亚州偏僻的山林中拍摄时，特立斯得以在旁边观察。电影在一个租来的大庄园里拍摄，特立斯与演员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待了一周。团队里的一些成员，包括导演，之前在《深喉》和《琼斯小姐内心的恶魔》中合作过；尽管在宾州拍摄的这部电

影——《艾吉小姐的回忆》，没有《深喉》和《琼斯小姐》那么赚钱，但在矫揉造作的剧情、群交场面、喷射的阳具、荧幕上女演员进攻性的性行为等方面，它和更成功的这些先行者很相像。特立斯怀疑，正是这些女人愉快轻率地邀男人上床、似乎对无人格的性来者不拒的场景，满足了大部分常去大城小镇上限制级影院的中年男顾客的愿望和幻想。电影中的色情影星和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不同，马上就献出了身体，不拒绝任何人，几乎不要前戏，似乎用很多方式都能达到高潮，而且不追求浪漫的承诺。像乔治娜·丝波文、玛丽莲·钱伯斯和琳达·洛夫莱斯这样的限制级影片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快感使用男人，甚至在第一个精疲力竭后还要第二、第三个；虽然批评色情作品的人常常指责色情电影剥削女性、美化暴力，这些观点却不符合特立斯自己在片场看到的东西，也不符合他坐在时报广场和全国其他地方破旧的电影院里看到的大量内容。

如果观众想要的是暴力，可以在R级甚至PG级电影里看到——战争片、《教父》诗史三部曲、没完没了模仿《驱魔人》的心理—精神恐怖片。比较而言，色情影片就非常寡淡了；对它要有什么合理的愤慨，那也就是售票处每名观众五美元的票价太贵了，电影低劣的质量、幼稚可笑的剧情、不令人信服的表演——甚至在卧室场景里演员也总是软下来，徒劳地想要刺激起性交，不值这个价。在电影院之行中，特立斯确实看到过“小猫色情片”，即展示未成年人性行为的色情片；但这种电影极少，受众范围很窄；尽管他看到了一些虐恋片，但这些片里面处于性支配地位的女性和男性同样多——例如穿高跟鞋的女神用鞭子抽打男人，挤压他们的下体，蹲在俯卧的男人身上往他脸上撒尿也不是那么罕见。对这种场景要还有什么能说的，特立斯猜想，那就是很多男人会觉得女人蹲着的特写镜头很有性教育意义，因为特立斯很久之前就推测，大部分他这一代的男人并不知道，女人的尿道和阴道不是同一个地方。

特立斯离开宾州的电影班子后——他们的拍摄计划延迟了一天，因为一个演员无法在恰当的时候射精，到芝加哥遇到并结交了在南沃巴什大道上开按摩院的哈罗德·鲁宾，一个有点矮但强健的男人，三十五六岁，下颌突出，蓝眼睛，一头金色长发用油梳过。特立斯第一次遇到鲁宾时他的言行充满对戴利市长、芝加哥警察、市政火警和建筑巡视员抑制不住的蔑视，声称他们正在骚扰他，想要逼他关门。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张驱逐通知给特立斯看，那是房东寄过来的——上面除了其他所宣称的恶行，还提到鲁宾曾在前窗贴了一张告示，写着：“操尼克松，赶在他操我们之前”。鲁宾说他最近被一个法官罚款1200美元，因为出售据说是下流的书，还被指控他在自己居住的芝加哥郊区伯温市政厅台阶上扔了一块马粪，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鲁宾漂亮的棕发妻子是一个女按摩师，她最近烦透了他和法律不断起冲突，抛弃他去了佛罗里达州，留下他们3岁的儿子：他在鲁宾按摩院的接待室和走廊里骑他的三轮车，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鲁宾承认，因为越来越多的突袭搜查，生意变得非常不好做；下午几乎无事可做，鲁宾对特立斯说了很多对未来渺茫的希望，回忆起虚度的青春和在芝加哥遭遇的各种麻烦。除去他对当局的抗议和宿怨，鲁宾似乎挺欣赏自己在一个相当保守的城市里的这种反抗者和浪子的形象；芝加哥头条写手叫他“怪人哈罗德”后，他就用这绰号做了自己按摩院正式的名字。但是当他远离生意场的霓虹灯和色情海报，他在社会生活方面似乎和最正派的批评者同样保守；他静静地住在伯温的居民区，每周去守寡的祖母那儿两次，他和儿子住的公寓一尘不染，装饰精美。他收集小艺术品、古董小玩意儿和易碎的小装饰物，把首饰装在玻璃容器和黄铜盒子里，定期除尘擦亮。墙上是世纪之交的海报，客厅里的椅子和沙发比他祖母的年纪都要大。他用1910年生产的一架爱迪生留声机听音乐，对他的木质冰盒、惠普自动唱片点唱机和同样老的普尔菲口香糖机器感到很骄傲。他井井有条的卧室的书架上，有老版皮质封面的全集书；他的壁橱里整齐地堆着一摞摞50年代的裸体杂志，里面的照片大多拍的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性幻想的中心——黛安娜·韦伯。

他娶的女按摩师和他梦中的加州模特颇为相像，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年，1969年，鲁宾会陪她到库克乡村森林保护区，在树木间隐蔽的地方为她拍裸体照，摆的造型和黛安娜·韦伯在杂志中的样子一模一样，那些杂志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壁橱里。哈罗德·鲁宾狂热地回忆，他少年时期在卧室里与黛安娜·韦伯幻想中的接触，这不久就激励特立斯飞到南加州，寻找他自己和戴安娜相遇的机会；特立斯通过和她合作过一次的摄影师的帮助，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和私人电话，但给她写的信和在电话应答机里留下的几条信息，她完全没回复，后来她在好莱坞做纪录片电影剪辑的丈夫帮了忙，她终于同意在马利布家里接受采访，那是一个灰暗阴冷的下午，而特立斯受到的冷遇让这个下午更加寒冷。（本文为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