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秦文君：我希望用写作提供一点“唯一性” | 中国童年专刊

原创 秦文君 张滢莹 文学报

本期封面人物

秦文君

郭天容/绘

自1982年推出处女作《闪亮的萤火虫》至今，作家秦文君与儿童文学的缘分已经超过四十载，为我们带来了数百万字在题材风格上各具特色的作品。从30年前的《男生贾里》到后来的“贾里贾梅大系”，她也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人物长廊增添了一批经典形象，一代代中国孩子得以与作品中形象鲜明、活泼可亲的人物相遇相知、相伴成长。

近期，秦文君又为读者带来了这一系列的新作《糊里糊涂的铁哥们——贾里小时候》，首次披露了贾里小学阶段的故事。时间被进一步打开的同时，作品获得了某种自发的生长性——秦文君笔下的人物拥有了更大的言说空间，展开了对更广阔世界的探索。

从“写信高手”成长起来的作家

记者：曾经有作家指出，那么多年的写作中，秦文君始终保持着纯文学的追求。您也曾提及，插队落户时期在东北林区当教师，当时写了许多文字，虽然后来成了“废稿”，是否却也积累了最初的文学训练？

秦文君：去东北之前，我就一直保持对文学的热爱，这份热爱在去林区学校当老师后并没有停歇。只要空下来，我就会记日记，把工作生活中遇见的各种各样的事用日记和随笔的方式记录下来。虽然这些文字后来并没有直接成为作品，但也不算“废稿”，而是留下了我很多的观察、思考。那时候就有着写作梦想，想着以后我要写一部短篇，一部中篇，再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好了，就完成心愿了。

记者：“当一个作家”的梦想，当时是以很朴素的想法存在的。您也提及在那里的时候，渐渐成了写信高手。

秦文君：是的，去黑龙江后，我以前那些爱好文学的同学都分开了，都位于天南地北，只有一位温州来的姑娘和我一样爱好文学，其他周围的人都对文学没有什么感情。在这种环境中，我就和远方志趣相投的朋友开始相互写信。因为想说的话太多，信件常常超重，所以一封长信常常会分装在四五个信封里同一天抵达。就这样不断往复，往往这封信刚寄出去还没等到回信，就开始写下一封。这些信件里有许多属于青春期纷纷扬扬的思绪，都用文字的方式推敲着，又定格下来，无形中成为了一种创作的前期积累。

记者：也会给家里写信吧？

秦文君：写给家里的信，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好像给每个人写的信，我都会有不一样的写信方式，慢慢地就锻炼出了不同的风格。比如我的妈妈就特别希望知道我每天都做了些什么。当时电话不方便，电报有字数限制，我就通过写信的方式，像报流水账一样把自己每天做的事告诉她：去林子里伐木、用树枝插着馒头烤着吃等等，把很多生活细节事无巨细地写下来。一开始是流水账，慢慢写着，就形成了更清晰的讲述和具体的画面，情感也更加充沛。周围人的生活、遭遇和故事，慢慢都成了我笔下的内容，就这样，我的信渐渐成了“高级的流水账”。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每次写回家的信和写给朋友的信，都不止一位读信人。很多亲戚和朋友都盼着我的信，里面写的东北当地的故事常让他们像“追剧”一样守着，他们也不断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所以其实当时真的有点“写信写出名”的意思。

记者：如今再读您后来回到上海后推出的处女作《闪亮的萤火虫》，仍会被其中的故事和感情所打动，可能就源自这里。

秦文君：回到上海以后，我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步行上班的路上，会经过好几所学校。我常常流连忘返，既想到我在东北任教的那段岁月，也想到更早之前自己求学时的记忆，远距离地回想在学校的日日夜夜，很多情感和经历过的事，都是我无法忘怀的。当时我的工作是写账单，我会用飞快的速度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后剩下的时间就给了写作。1982年问世的《闪亮的萤火虫》让许多人认识了我，也让我意识到真实的情感和感受在写作中的力量。为了写作，我不顾家人劝阻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待遇，调往当时被认为很清贫的出版社，就这样一边做编辑，一边正式走上了写作之路。

贾里系列的“文气”，从来没有断过

记者：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40年的时间也许是不知不觉间过去的。作为读者能感受到的，是您不喜欢重复自我，始终在写作中求变。这点从许多作品题材、主题丰富性上能够看得出。在创作中，对您来说写得最舒畅的哪一类？

秦文君：虽然写作上其实不存在对自己笔下作品的亲疏，但就我个人而言，创作时，小说这个门类还是我写起来更为舒畅的一种。其中写女孩、女性生活和成长的小说，也许在心灵上跟我更为贴近。比如《十六岁少女》《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小香咕全传》等，这些以女孩为主角和叙述对象的小说，我写得最为得心应手，也可能是因为其中融入了很多自己身为女性的生命体验。包括近期的《幸福课》也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

记者：但《男生贾里》却成为您最广受关注的一个作品。

秦文君：的确，有时候作品的生长有自己的道路，并不单纯是以艺术性来决定的。写《男生贾里》的时候，起源是一个男孩子来自远方的来信，但《男生贾里》出版时首印其实只有2000册——出版社是亏本的。因为这对双胞胎的故事是同时构思的，所以后来推出了《女生贾梅》，首印了5000册，其实也是亏本的。当时我很愧疚，觉得给出版社造成了负担，也并不知道它们会走得那么长远。儿童文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一本书能“活”过7年，那么它应该也能“活”15年。照这样说，《男生贾里》已经“活”了30年，也许还能继续“活”下去。这一点我还是挺自豪的。

记者：也正是这种生命力，使得如今“贾里贾梅大系”渐渐形成了9本的规模。这30年里您在其他作品的写作上已经形成了数次跨越，但作为系列创作，这一系列又是如何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的？

秦文君：“贾里贾梅大系”里后续的作品，几乎都是相隔好几年才出一本的。我的写作后来一直在主题和行文上有变化，但这个系列的“文气”没有断。的确，人物性格的延续、关系的延续、对上世纪90年代的情景的反复“再进入”使这种续写非常难，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有的作品中，能看到一些人物关系在顺延的同时有了改变，故事在转型的同时又有承接，做了很多写作和思考上的处理，以维持其中一以贯之的“文气”。好在现在看来，这一系列的作品仍能流畅地读下来，许多小读者在来信里都以为这是一气呵成写成的。

贾里、贾梅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荧幕

记者：对许多人而言，男生贾里的形象是熟悉的、固定的青少年形象，这本新作《糊里糊涂的铁哥们——贾里小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回到贾里的童年时光？

秦文君：其实这本书的缘起，是一些出版社想要改编《男生贾里》为拼音版，给更小年龄的孩子阅读。虽然有益于书籍的推广，但是《男生贾里》的故事本来就是写给小学中高年级乃至初中孩子看的，其中的故事脉络和情绪表达，低年级的孩子能读，但是未必能懂。这也让我意识到，也许可以为年龄稍小的孩子写写关于贾里小时候的故事，让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头脑里充满奇思妙想、热情善良的大男孩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记者：小时候的贾里，的确把很多人拉回了当年的感受中。而当年读着《男生贾里》长大的男孩，如今恰恰成为了新作中爸爸那个年纪，读者也在其中看到了很多包容、谅解。

秦文君：是的，每一个父亲，小时候也是淘气的男孩，但变成爸爸以后拥有了不一样的角色，无论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责任感，都会有一种牵挂和难言的苦辣酸甜。有时这种感受很难讲述，却会在对孩子行为的反馈里面一点点流露。我觉得《贾里小时候》里的爸爸，会站在当下的位置，更理解孩子，给孩子更多空间。

用心和情感写作，

找到属于自己的“唯一性”

记者：在这一系列中，您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人物长廊添了一批经典形象，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幽默校园小说的开创。

秦文君：其实那个时候，整体上对校园生活的表现比较少，可能在我之前没有人这样写过。幽默的确处处都有，你在读那些故事时候也许情不自禁就会笑出声，但我觉得这并非因为我写得幽默，我没有把它当作幽默作品去写。如果这些作品能按喜剧、正剧、悲剧来分类的话，我愿意把它们归类于正剧。这里面的幽默，其实源自于校园本身——这些懵懂的孩子，实际上时时制造着幽默。出于成长期的别扭个性也好，和同学之间的嬉笑也好，很多时候这种幽默是天然存在的，我只是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

“贾里贾梅大系”

记者：我想到前面您说，经常怀念校园里的氛围。

秦文君：我想我可能有一种永远的校园情结。我曾经读书的小学后来拆了，中学也拆了，我很喜欢自己的母校，却再也回不去，连踏访也不可能了，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在冥冥之中，我将这种遗憾转化成了一种希望把心绪留在学校的想法，并且用我的笔敏感地捕捉任何在校园里隐约有点光亮的东西。我想在心目中创造出自己失去的校园。

记者：这也许是时隔30年时间，当下的孩子读“贾里贾梅大系”仍深有共鸣的原因。

秦文君：越是失去，记得越牢，这可能也是帮助我写好这个系列的原因之一。在同样的经历下，别人或许并没有我这样深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把所有的体验原原本本保留了下来，融入到校园小说里。这些感受不受限于时代和社会环境，也不因为时光流逝而磨损，对当下的孩子来说，我们的感受是相通的，这可能就是共鸣所在。

秦文君与孩子们在一起

记者：其实回到您的所有写作中，在艺术风格和题材的多样性中，仍有一些东西是从未改变的。

秦文君：我希望我所有的作品，都是用心写出来的、用情感写出来的。我不喜欢跟随，也不喜欢借鉴，如果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有类似的东西出现，基本上我就会努力摆脱人家的影子，如果没法回避的，可能我就放弃不写了。不管多少，我希望我的写作中能提供那么一点唯一性。

记者：实际写作中，这种唯一性的实现其实很难，是对自己的不断挑战。

秦文君：我忠实于自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写。写作是很难的，看着很容易的东西，其实存在许多可遇不可求的因素，写的时候也没有很清晰的标准。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人，也没有完全一致的经历，以及由此生出的感受，我更多会跟着自己的感觉写。

记者：这让我想到不少青年作家在写作上的“怯”，也许就在于无法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唯一性，而始终陷在跟风和模仿中。

秦文君：在同个题材的作品中，除了内容和艺术性，作家的感受、领悟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决定了作品的质量，我觉得只要磨砺到了一定程度，作家是能拿出具有自己唯一性的作品的。有时候的一些不确定，一是可能下的功夫还不够深，二是艺术积淀还不够。一边下苦功，一边多历练，努力去生活、去阅读，不断开拓自己，才能为好的作品奠定牢固的基础。

原标题：《专访秦文君：我希望用写作提供一点“唯一性” | 中国童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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