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晴：我期望获得历史纵深感，以避免陷入静止思考｜访谈

“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专栏

自2022年10月起，江苏省作协与《文学报》合作推出“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专栏文章，推介8位青年批评人才。本期推出的是青年评论家臧晴。

臧晴，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海外汉学研究、性别研究。在各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等。曾获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江苏文学评论奖等奖项。

“要做出真问题，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学价值观，这来自于知识积淀之上的文学史视野和批判性思维。”

记者：看你发来的文档资料，当代文学评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性别研究，该是你文学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一般说来，高校学者做文学研究即使选两三个方向，也往往是在同一个脉络上展开，你的研究跨度要大一些。要是联系到你在大学里教的是《外国文学》《西方文化概论》等课程，感觉跨度就更大了。这是因为你兴趣广泛，还是别的原因？你是怎么做起文学研究来的？

臧晴：从成长时代与文科教育来看，各类理论思潮的影响与祛魅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研究者共同的记忆。我在本科阶段就感受到了第一波理论眩晕，并对当时已经热闹到有点泛滥的性别研究产生了兴趣。进入研究生阶段后，我的导师丁帆老师非常支持我的研究选题，但他也提醒我，想要做出真问题，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学价值观，这来自于知识积淀之上的文学史视野和批判性思维。所以，在研究上不能只集中于眼下的一亩三分地，要把自己的目光放得更宽更远一些。唯有通过触摸历史发展内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才有望看到当代文学在时间线索上的承继流变和在空间层面上的文化生态，并瞥见文学的复杂文化形态和多元书写走向。并且，受益于学校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我读书时常在外语系、高研院、哲学系等各处旁听游走，被各类前沿话题所吸引，由此第一次接触到了汉学研究。多年后，我博士毕业回到了作为海外汉学研究重镇的苏州大学文学院，开启了新的研究生长点。而当代文学评论则是我近年来的关注点，这其中既有对文学经典的再阐释，也有对当下创作的及时跟踪，试图通过对社会文化语境的解读而“回到历史现场”，尽力构拟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内部脉络与文化语境。

记者：我大约能想到你现在的研究方向，和你的海外问学经历有关。后来读到王尧老师写的印象记，他也谈到你在杜克大学访问的经历对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妨说说是哪些方面的影响？这其中或许包括他提到的“在中国与世界互动中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吧。对此，你怎么理解？

臧晴：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读到了周蕾老师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向她请教相关问题、并有幸获得了访学的机会。但到了杜克大学后，我才发现周蕾老师已不再开设性别研究方向的课程，我便入乡随俗，跟着她的研究生们一起精读福柯，还在文学系和东亚文化系旁听了詹明信、罗鹏等老师的课程，可谓经历了二次理论眩晕。在这个过程中，我反观自己的论文选题，开始意识到研究中的视界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将中国女性写作视为受西方思潮“传播—接受—本土化”单向影响的思路是反历史的，而且，仅仅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来展开讨论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整体态势中展开考察，并将二者的关系视为不断更新变化的动态过程，希望能从对这一问题的本质性探讨转向对其的历史化考察，以期在世界性的和互动性的比较视野中呈现更具整合性的文化图景。

记者：如果对照你的评论和所评作品，会发现这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王尧老师也谈到你没有用过多的精力跟踪当下创作，做及时性的批评，你似乎更习惯于在作品沉淀之后再解读。但这类“滞后”的批评，就像他说的那样，既需要通览之前的研究，更需要沉淀之后的历史感、识见和更加开阔的参照系，并且特别考验你能否重新解释作家作品和发现并解读新的问题。以我的阅读，你的文章有自己的新见解，你也谈出了真问题，只是因为有些“滞后”，或许没有引起大的批评效应，也就显得有那么一点吃亏。从这个意义上，想了解你做评论怎么看待和处理快和慢的关系。其实我更偏向于认为，你做的是文学研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评论，虽然不确定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区别。

臧晴：此前我倒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我想这可能与我自己所偏好的研究范式有关。从求学时代开始，我便对问题式的研究更感兴趣，以问题为核心，以问题推动论证。这既来自于求学道路上各位师长的言传身教与耳提面命，也和我们这一代学人执着于打破“影响的焦虑”有关：任何一种整体都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而任何程度的“同一性”概括都是需要研究者予以警惕的。这样的研究似乎让我更倾向于做“重读”、“新解”的工作，这可能也是另一种范式的偏狭吧。

“经典化的首要标准即在于写作者能否在持续变化的‘物’面前，不断寻求到‘词’的积极应对。”

记者：你的文章里，我最早读到的是论毕飞宇小说创作的那篇《先锋的遗产与风格的养成》。读的时候还想，先锋文学热了那么多年，累积了很多精彩的论断，你怎么就不引用几句，那样省事不说，没准还会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但读完后觉得你用自己的话来说是对的，你不只是说出了令我耳目一新的观点，你的论述也落到了实处，避免了诸如泛泛而谈、言不及义之类的通病。我还注意到，你的文章里即使有引用，也是尽可能引用论述对象的原话。你是有意识地避免过多引用吗？是不是在你看来，无论写作还是批评，都应该尽力说自己的话，或是找到个人话语？对于批评家得怎么形成个人话语，你有何见解？

臧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文学首先和最终都是语言的艺术，这是其文学性的出发点和落脚处，也是个人风格的基本载体。但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往往更重视创作者说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言说，而且，我们自己的批评语言也往往是面目不清的，这既包括批评观上的暧昧不清，也包括了语言风格上的过度理论化。你所谈到的过度引用问题，我认为其根源即在于对理论的过分依赖。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是通过对文学的言说来理解社会和人生，从而实现艺术和审美的精神再造。既是以人性和个体生命为最基本的视阈，那么，对文学的研究就不该视其为简单的时代传声筒，也不能将其作为技术操演的证明材料，而是应以独立的精神、审美的眼光来洞察社会与文化的生态和未来，释放人性与人道主义的力量。因此，理论的运用仅仅是学术研究保持学理性的一种工具，更值得重视的是文学研究的价值及审美取向，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显然不是单凭林林总总的理论就能全部阐释的。

记者：我读后印象深刻的另一篇文章是，你分析新世纪的苏童长篇小说创作的《平衡的探索与经典的可能》。这篇文章的核心词汇是“平衡”和“经典”，尤其是谈到，对一个作家能否走向经典化道路的评判，尽管离不开文学撰史背后强势话语的霸权和权力的运作机制，但从本质上看，其终极问题就在于如何在自我突破中实现“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平衡。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但我也想，作家创作固然要讲平衡，但怎样不至于走向平庸？另外，当代文学在经典化上也似乎有一种急迫感，文学史家们、评论家们也都在努力让作品经典化，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在你看来，经典如何可能？

臧晴：一方面，“创新的狗”不但追着创作者，也追着研究者紧咬不放，“如何再突破一点”是悬置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另一方面，是否能够走出舒适区、甚至是冒着暴露短板的危险突破自我，恰恰是衡量一个写作者能否走向“经典化”的重要标准。尽管如今在关于经典化的讨论中，建构性的理论几乎压倒了本质化的评判标准，文学市场、批评家、文学教科书等外部因素的重要性被认为要远远高于内部的美学特质，但具体到写作者个人的艺术探求中， 经典化的首要标准即在于写作者能否在持续变化的“物”面前，不断寻求到“词”的积极应对，这其中既包括写作者对现实生活变化的敏锐捕捉，也包含了对这些变化背后问题的持续思考。

记者：读你的文章，感觉你有很强的文学史意识，你也特别注重作品产生的语境，以及传播的路径。你谈到毕飞宇那些聚焦都市中人的众生相的作品没能在“向现实转”的集体运动中留下印记，甚至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也并不突出，其原因即在于这些作品并没有脱离当时作为文坛大潮的“新写实主义”的框架，而此时的“新写实”已经越过了高峰期，显示出衰颓的迹象，暴露出重大问题。这其中是不是包含了这些作品没能引发关注，多少有时运不济的意思？我们一般认为，时代的风潮总会过去，一部作品最后会被怎么认定，该是主要取决于作品本身写得怎样。但似乎也不尽然如此，你在《个人话语的犹疑与消解——论“重评路遥现象”》一文里，就谈到各种“重评”对路遥的过分拔高是危险的，言下之意是，主流思潮对路遥的高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照这么看，一部作品处在复杂的语义场中，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回到作品本身来评价作品反而是困难的。那么，在你看来，怎样才能给作品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臧晴：我认为，对单个文本或作家的品评离不开具体的阐释语境，而对其群体性价值的估量更应置入历史长河中进行参照比较。我更希望能够将作家作品置于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秩序加以考察：在纵向上追溯其发生、发展的线索，为其所呈现出的种种形态找出历史的源头，在横向上通过比较的眼光来阐释出其中的个性与问题。通过这样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我期望能获得研究的历史纵深感，以避免在讨论中陷入静止思考，力求以史带论、论从史出。我想，唯有通过触摸历史发展内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研究才能触及在时间线索上的承继流变和在空间层面上的生态样貌，以此呈现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多元的书写走向。

“主体性并不是自足的封闭空间，也不只在性别维度中存在，而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并发展。”

记者：我们似乎更期望文学史能对作家作品给出客观的评价，但是否真能如此也不好说，毕竟再客观的文学史都免不了有一定的偏向性。相比而言，《哈佛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不求客观，也不求全面，只是以编年体的形式呈现出多元互动的历史图景，反倒显得敞开。但如果主流文学史写作遵循这种模式，估计也是问题。

臧晴：《哈佛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最具启发性的意义即在于它塑造了一种让不同的文学史知识互动共生的对话模式，而这也正是其最具争议性的部分所在。这部文学史以开放性的姿态给予了读者解读历史的权利，既展现了历史叙述的多种路径、叙述历史的欲望本身，又呈现出了文学与文学史的建构性和复杂性。其所持的“世界中”方法论提醒我们，世界在变，文学在变，中国文学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本质的文学或中国文学，其内涵在现代化的历程中不断发展，也在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对话中不断变迁。但是，对文学史的书写应是否当尽可能地展现多种声音、多个场域以及流动视角，这恰恰是这部史著所产生争议中的焦点，这与文学史书写中长期争论的本土化问题、本质主义问题直接相关。

记者：感觉你近年倒是偏向性别研究。你在专著《当代女性文学个人话语研究》中谈到，学界在女性文学研究上的主要弊病就在于“西学东渐”的研究路径和二元对立思维的预设，并由此带来了对女性主体性的过分突出和对作品反叛意识的过分拔高等问题。这倒是契合我个人的想法。但以我的观察，反观当下女性主义思潮，或者说女性文学热，似乎是更多在反思女性主体性不够突出，反叛意识不够强等等问题。你怎么理解？

臧晴：长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往往只囿于阐述文本的封闭空间而脱离历史语境与文化生态，其根本性的问题即在于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这样的预设也就造成了对女性主体性的过分突出和对作品反叛意识的过分拔高。事实上，主体性本身并不只在性别维度中存在，其本身也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空间，而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并发展。同时，为了支撑这类论题，文本中的反叛意识，包括性、暴力等元素被无限肯定与放大。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在于，论者没有意识到，作为一种解构的表现形式，反叛本身虽然可能是主体性发生的前奏，但也有可能是一种变形的适应，离经叛道并非就一定伴随着独立的主体意识。

记者：你谈到女作家们“我不是女作家”的宣言，我倒是想到去年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也一度厌恶被称为“女小说家”，但近些年她开始承认自己是作家，而且是“女性作家”。她甚至觉得女作家不够多，还应该有更多。她为何有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我没来得及深究，但或许这也会对国内女作家有启发吧。不过，我印象中，倒是没什么人给女性批评家安上“女批评家”的名号，这是不是因为相比而言，性别因素对写作影响更大，所以这个问题也随之被放大。你怎么看？不妨就怎么发挥女性批评的优长，谈谈你的看法。

臧晴：“我不是女作家”的主要根源有两方面：一是有些创作者将女性主义理解为一种基于对抗关系，以反抗男性、甚至是反抗世界为目标的理论，这是激进女性主义在本土理论界大行其道的后果之一；二是女性书写的崛起受益于大众媒体的助推，但其中消费主义的介入导致了其被污名化的结果，比如“美女作家”的风波。其实，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女性都面临着所谓“波伏瓦困境”：要么被所谓“普遍”所剔除，从而束缚在性别之中，要么通过贬低自身来伪装成其类属。事实上，任何一种范式都无法摆脱由话语机制所制造的逻辑观念、审美趣味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和限制，无论批评还是创作，应当避免倾向任何一方，或者说其对任何一方的选择都只是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与话语方式，并不断地在自省中反思和增殖，从而避免某一理论或价值标准的固定化、模式化，保持思考的弹性与开放性。

原标题：《臧晴：我期望获得历史纵深感，以避免陷入静止思考｜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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