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华人在迪拜：在曾经的掘金地急寻转型之路

【编者按】

1966年在迪拜海岸线之外120公里处发现的石油资源，如同在世界地图上点下的魔法棒，这个波斯湾边上的普通小渔村，摇身变成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土地上，石油带来的滚滚黄金并没有被肆意挥霍，而是建立起了一座拥有吸睛元素的繁华城市。在东西方的电影大片中，迪拜纸醉金迷，却又神秘性感。

过去十八年来，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前往这片热土“淘金”。他们多以小商贩起家，将自己的“迪拜梦”与整个阿联酋发展、转型之路交织。

2018年7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阿联酋。值此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将目光对准了在迪拜打拼生活的中国人。

盘绕在金色球状云霄上的铜黄色巨龙微微张口，湛蓝色水池中的一圈小龙戏耍着向其喷吐水柱。这是位于迪拜老城东南15公里沙漠中的一处标志性喷泉，在它背后，一座镶嵌透明玻璃的双层建筑雄伟规整，隐约可见其内部高悬着星星点点的大红灯笼。

在极少崇尚红色装饰的阿拉伯半岛，这座绵延1.2公里、占地50公顷、由红色元素点缀的龙形建筑，已经傲立在海湾重镇迪拜十四年之久。

这里是迪拜龙城（Dragon Mart）。

在阿联酋9年的社会学者汪昱廷在去年的一场讲座中指出，迪拜政府最初认为，“龙”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因而将此处命名为“龙城”并非只是为了吸引中国人，还希望能吸引到韩国人、东南亚人入驻。但世界贸易的分布决定了中国的影响力，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龙城成为了中国商品在阿联酋乃至整个中东非洲地区最大的集销中心，其身旁配套的生活住宅区 “国际城”（International City）也最终变成了“中国城”。

来自上海的杨先生是第一批入驻龙城的商人之一，在迪拜一呆就是十四年。在外打拼的这些年，他经历过生意的起起伏伏，2006年至2009年生意最红火时，他的年贸易额可达2000万迪拉姆（约合3640.2万人民币），而现在却只有彼时的10%。

对于众多千禧年后陆续来到迪拜从事商品贸易的华商来说，迪拜的经商环境或许远不及当年，2015年刚刚扩建成的龙城二期，也无法复制龙城一期当年的成功。尽管如此，不少像杨先生一样的华人仍然选择坚守在这个沿海沙漠中的国际都会。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几年间，数十万中国商人助力迪拜打造成为地区贸易中心，他们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这座在沙漠中拔地而起的繁华都市，同样分享了中国商人拼搏的欢笑与泪水。而今，他们共同谋划着转型。

中国领导人的到访，为重新审视这场转型及参与其中的华人群体提供了新的契机。

中国商人纷至沓来的掘金之地

今年49岁的杨先生2004年作为一家中国外贸公司的驻外员工来到迪拜。一年以后，公司撤销了驻迪拜的办事处，杨先生便辞去工作，同时将爱人接来迪拜，开始在龙城经营一家五金用品外贸商店，目前夫妇二人已经在龙城拥有两家店铺。

“我看到这里有比较大的发展机会。”杨先生在解释自己辞职下海的原因时说，“因为有赚钱的商机，也想图一个让未来比较安定的经济基础。”

杨先生算是较早来迪拜开拓商机的中国人代表，他们大都从事小商品贸易行业。龙城刚开业时情况并不如预期，一两年后生意才逐渐兴隆，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逐步到达巅峰，一时成为中国商人纷至沓来的掘金之地。

美国圣母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职于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国际研究系的汪昱廷教授一直是迪拜华人群体的观察者，不过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她本人似乎是阿联酋华人中的“少数派”。她到阿联酋已经9年，居住在与迪拜一桥之隔的沙迦。不过，人们问她最多的问题还是，“你在龙城是不是有商铺？”

“华人皆商”成了阿联酋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而早期来迪拜的中国人对迪拜这座城也有不少刻板印象。

“我刚过来时候就是觉得这里是一个沙漠里的国家，感觉就像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有阿拉丁神灯的那种。”比杨先生晚来迪拜五年的周倩坦承自己早先的“刻板印象”，她刚到迪拜时，如今的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哈利法塔）还在修建，周边许多地区也是工地一片，尚未呈现出如今繁华都市的样貌。

“迪拜是国际大都市，是伊斯兰的金融中心，又是连接欧洲、非洲、亚洲的终点（枢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舞台。”目前在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担任中东地区执行总监的冯旺2013年才到迪拜，他对澎湃新闻表示，迪拜的魅力并不局限于经济活力，更多的是文化的包容，“这里有大量的国际人才。”

迪拜在整个地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存在：这里经济水平发达，宗教政策宽松，拥有一切阿拉伯元素，却又异于任何阿拉伯半岛城市。

在这里，沙漠与烈日下，可以看到大袍裹身的男人，却极少看到黑纱蒙面的女子。遍布的清真寺内，聚礼祷告的人们践行着伊斯兰功课，而不同信仰的人在这里又彼此尊重。

据《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蓝皮书，阿联酋是中东地区中国移民增长最快的国家。阿联酋华侨华人的数量从2000年的7000人增长至2015年的15万人，截至2014年，总人数已接近30万人，其中逾20万人生活在迪拜，阿联酋中国企业数量达4000家。

“在我看来，我自己的生活好像就是在玫瑰花园里面一样，除了每天工作的一些正常压力之外没有生存的压力。”汪昱廷教授说，她将阿联酋比作中东地区一团美丽的泡沫，而远离喧嚣的沙迦大学城，更像是为她的生活撑开了一把保护伞。

欧美中心史观下的国家认同困局

尽管迪拜这片海湾热土成就了不少华人的淘金梦，但对于大多来迪拜打拼的华人而言，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和当地族群的交融仍是一大问题。

“我们无非就是求财。”杨先生毫不避讳自己来迪拜的初心，第一代迪拜华人扎根于此的原因基本都赚钱谋生，赚足资本，荣归故里。

而对于他们的孩子——第二代迪拜华人来说，这片从小生长的土地，则更多成为了父母为他们搭建的接触西方社会的“跳板”。

杨先生的女儿目前初二，在距离“龙城”不远、有“硅谷绿洲”（Silicon Oasis）之称的迪拜大学城就读一所英制国际学校。

和杨先生一样，汪昱廷的两个女儿也在迪拜出生、长大，在当地的国际学校就读。据她介绍，迪拜还没有华人学校，不像印度人开办的学校已成规模，有条件的华人都会让孩子在迪拜接受办学质量较好的国际学校，其中更有不少会在基础教育阶段结束后送孩子去欧美留学深造。

比起来这里打拼的华人，阿联酋本地人“向西看”的传统更是由来已久。一直以来，“多元”成为了迪拜乃至阿联酋的一张名片，阿联酋国民原本的身份认同反而有瓦解趋势。根据汪昱廷多年观察，阿联酋的通识教育中仍然奉欧美中心史观为圭臬，当地学生甚至对中东地区的历史都了解甚少。

正因如此，阿联酋政府在努力建构国家认同方面面临重重困难。阿联酋的人口结构极为特殊，有超过八成的外来人口，在迪拜长期居住的人口来自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这些人口“大多数”并没有参政的权利，又因为各自生活经历和精神信仰差异而游离于阿联酋本地社区之外，政府并不提供外来人口入籍阿联酋的政策渠道。

“人们没有安定的感觉，没有主人翁的感觉，这也许是这个地方发展的最大障碍。”汪昱廷感叹道。

和迪拜众多的外国人相比，中国人的生活圈子相对固定，除了业务联系，他们与阿联酋当地人以及外籍人士的交集都比较少，更为盛行的是华人社区内部交往的“商会文化”。

据杨先生介绍，迪拜活跃的商会有二三十个，大多以家乡地域为单位自发形成，经常组织各类活动。他本人早年还曾经是“阿联酋华人艺术团”的秘书长，在各个地方商会成立时都曾去助兴捧场。

迪拜华人也创办了多家媒体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2015年，由阿联酋国家媒体委员会颁发牌照的“中阿卫视”开播，这家总部设在迪拜的阿联酋本地媒体也成为22个阿拉伯国家中首个中资控股的卫星电视台。近日，阿联酋首个华文网络电台“迪拜龙之声”也正式上线。

作为海湾地区最早意识到要开启经济多元化进程的迪拜，在很大程度上仍无法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

“与其说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还不如说几年前开始的国际油价下降（对迪拜更具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扎耶德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薛庆国教授对澎湃新闻表示。

受近年国际油价下跌影响，阿联酋经济遭遇冲击，华人生意也越发难做。而迪拜龙城取得成功后，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也开始兴建同类项目，缺乏人口红利的迪拜如何保持对外资以及中国商人的吸引力？

不仅是价格和渠道上优势的减弱，整个地区局势的动荡和阿联酋在世界版图上不断增强的“进取心”，也成为影响因子。“（阿联酋）与伊朗的关系，北约军费开支的增加，特朗普不按常规出牌……这些都会对迪拜产生很大影响。”汪昱廷教授说。

重重新挑战来袭，迪拜不断探索新的转型之路。不久前，阿联酋推出了“2021年区块链战略”，并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主要银行。

“除了区块链，阿联酋对医疗、科学、研究等高科技领域都非常重视。”冯旺说。今年阿联酋颁布了新的内阁法案，将进一步吸引在医疗、科学等研究和技术领域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政府将为这些人才颁发十年期签证。

中国人同样另寻突破：传统的实体经济式微，但来迪拜的华人并未减少，教育领域的创业者开始变多，也开始有媒体、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加入——新一代迪拜华人的职业更加多元化。

据《阿拉伯商业》杂志（Arabian Business）7月18日报道，阿联酋一地产开发商日前宣布，计划在迪拜运河港中心位置兴建一个占地面积约6平方公里的中东地区最大规模唐人街。

“当前， 迪拜在很多方面都在向新加坡学习：一个小国如何在充满大国博弈的区域里立足。”汪昱廷说，在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下，迪拜正走向“新加坡化”，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概念，实现在中东乃至世界版图上的更大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