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⑪｜在被遗忘和被压缩之外，关于汕头的几重叙事

1981-1991：被遗忘的十年?

傅高义先生在1989年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深圳、珠海、厦门在地理上都有对应的、中国希望与其建立经济桥梁的非大陆地区，只有汕头没有这样的地理目标——所以，为什么汕头要成立特区?”

学者都喜欢自问自答。傅先生随即引出199年前汕头在广东仅次于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其实，往前说，从宋人南迁到清末，汕头都是广东数一数二的港口城市；往后说，汕头在改革开放前经济能在全国排上第九名。 [1][2]

同时，作为著名的侨乡，新中国成立之前，潮汕商人已经走出了国界，并在东南亚大有作为。独特的潮汕语言与文化认同，让海外潮商对家乡有着浓烈的情感和忠诚。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逐渐开放时，海外潮商纷纷要求对汕头进一步开发，他们的手已经放在钱袋里，准备回乡投资。[3]

汕头的确是特殊的。1980年——中国的特区元年——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经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会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但1981年广东省委才批准建设汕头特区。另外，比起深圳、珠海创立伊始的大刀阔斧，汕头特区创立时仅限于龙湖区的1.6平方公里。直到1984年，汕头特区的范围才扩展至整个龙湖（22.6平方公里）及广澳（30平方公里）。

汕头的特殊在于，它有较长的繁荣历史，这是深圳和珠海特区所没有的。深圳和珠海特区创立时，几乎全是小镇与农业人口。而汕头是一个成型已久的城市，所以当局对汕头设立特区的考虑，在于全市整体成为特区还是仅创立一小块出口工业区之间摇摆，显然后者在开放初期成为了汕头的规划定位。

从Yeung et al （2009）统计的数据来看，汕头1978年的确拿出了作为老牌城市的GDP，即使人均稍微逊色，那也因为汕头是出了名的人多拥挤（全国1%的人口挤在全国0.1%的土地上）。然而，这种繁荣不出十年就被突飞猛进的深圳无论在体量还是增速上都完全碾压了 （Table 3）。预想中海外潮商的大量投资似乎也没有到来——1981年李嘉诚捐款办了汕头大学，这是值得称颂的巨量捐款，却不是能带动本土的实业经济。[2][3]

简单概括就是：特区太小，离港太远。这两者构成了汕头特区的短板，但仍不足以解释，作为一个老牌港口城市，为何没有搭上改革开放的顺风车？历史进程永远是复杂且多元的。我们根据有限的文献提出一系列多元的叙事。这些叙事，有些已是研究过的结论，有些则仍然有待考证。

叙事一：受历史之累的汕头

比起汕头，深圳像一块白板。这也意味着，大刀阔斧的制度创新（行政体系、贸易法律、科技引进）在深圳可以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汕头却处处受制。Yeung et al (2009)细数了深圳当时进行的制度创新: 合同雇佣、薪资工作、土地招拍挂、股市、商业功能市场化[4]……另一方面，傅高义提出，在1980年代，广东的几个主要地级市（韶关、佛山、汕头、湛江）在传统行政规划下不被认为是独立的行政单位而是广东省的附属，这就导致地方政府的治理自由大受限制。在地级市快速扩张发展，经济活动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上升的情况下，行政上的限制很快成为经济的桎梏。由此，才产生了1983年和1988年的地市改革——海陆丰被分出了汕头，成为新建的汕尾市主要部分，把握着东江的重要港口。地市改革在1980年代对汕头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明确，但仅从此事可看出，汕头是一座在新时代里需要修修补补的祖传老宅，而深圳可以在空地上造出一座新城。这一点也体现在港口之上——直到1980时代中期，汕头才重新改建了几个码头，来适应万吨级别的运船。汕头作为清末的重要港口，在珠三角海外贸易已成常态之时，才重新启动它与世界的贸易。

叙事二：交通不利、远离香港的汕头

交通不利的叙事建立在“位置不佳需要前往别处”的前提之下。而这里的别处，自然是香港——台湾商人直到1987年才被允许与大陆有直接往来，之前只有通过毗邻深圳的香港转口贸易。

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修路造桥是珠三角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后，除了珠三角外的地方船运迅速衰落，尤其是在北江与东江地区——大量从河流引水的浇灌作业和缺乏土壤保持意识的做法，让河流水位下降、淤泥堆积。尽管改革开放伊始，铁路开始扩建，从广州到韶关的南北向铁路1988年才完工，而将广州与中国西南连接的三水-茂名线，也因管辖权和资金的问题，1990年才完工。从梅县到兴宁、龙川的铁路当时确实在通行，却不足以支撑大量人口。这样下来，公路和桥梁成为最快发展的交通基建。除了省道与国道，每一个县的通路情况差异极大，要看县上自己是怎么筹资和建造，而道路的质量也因此参差不齐，可以上70公里/小时的汽车得和慢悠悠的拖拉机、自行车、行人共道。第一个限制车速的高速公路完成于1988年，连接上了珠海、广州和深圳。傅高义提到，由于道路规划上的协调合作并不理想，在汕头和湛江，疾行驰入城市的汽车得生生止住势头，等上几个小时的渡轮。到1986年，登记在册的有10万辆客运车和16.2万辆卡车，大多数是由政府通过外汇购买的日本车，因为国产车需要不停修修补补。在县里，主要的运输工具是拖拉机，不少是在公社解散后，由私人向各个生产大队购买。1980年代初期，由于道路稀少，信息和价格都不流通，驰骋在公路上的司机，可以通过倒买倒卖赚取丰厚的差价。但1980年代后期，这样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

对汕头来说，之前已提到，直到1980年代中期，汕头的港口才修建到可适应万吨船的程度。等候渡轮的故事更是体现出道路不通的尴尬——龙湖特区的1.6平方公里在1981年是一片滩涂。如此说来，可以想见改革开放初期从汕头前往香港的困难：500公里的路要开车开上10个小时，或是坐船坐24个小时。语言上的隔阂又是另一说。

接下来的问题变成——为什么一定要是香港？对于拥有大量海外潮商资源的汕头来说，与香港的联系如此重要吗？也许，诚如一些老潮汕人所说，对商人来说，“商”才是真的，乡情都是假的。而没有快速路网的汕头，改开初期显然不能比肩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包括打听香港生意和国际贸易的情报与动态。超额的人口给予汕头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对身处东南亚的潮商来说，这是一个在当地就可解决的问题。另外，海外潮商从事银行业多于实业，对改开初期的小规模制造业关注不多。汕头虽然收到侨胞捐赠，却没有真正获得多少工业投资。

叙事三：农业科技发达的汕头

傅高义一再强调，汕头盛产名满广东的大米与橘子，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地。不仅如此，汕头出了很多厉害的农业学家，很早就开始建造鱼塘、虾塘，培养鳗鱼，向日本供货，也从很早就开始种植出口的蔬菜，比如西兰花和芦笋。汕头成为了周遭地区农产品的试验地。1980年代末期，汕头开始转向食品加工、罐头制作等行业。

叙事四：复兴传统产业、迈向高新产业的汕头

汕头迟来的工业化主要依赖由传统产业进化而来的轻工业。1983年，通过在香港的关系，汕头复兴了当地传统的缝纫技艺，用传统工艺制作珠饰连衣裙；接着又依靠周边的农业社区，复兴了陶瓷业。汕头政府意识到高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希望远在他处的潮汕人才能返乡建设。从1987年开始，台湾商人允许与大陆直接往来。汕头就曾希望通过台湾引进资本、技术和贸易。事实上，在1980年代末，汕头确实在高科技产业上颇有起色，尤其在超声设备、医疗设备、摄影材料这几个领域。汕头的老牌企业公元摄影化学厂本有机会与柯达成立合资企业，却在全国竞标中输给一家福建公司。广东省政府认为汕头在摄影材料这块值得被扶持，随即出资撮合富士与汕头公元厂合作，与福建公司在全国胶片市场上分庭抗礼。

1991-2000：压缩在惊天大案里的十年？

傅高义先生的《先行一步》，是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对汕头经济有详细描写的学术文献。但关于那十年的风光，究竟是少了当事人的叙述，我们只能通过不同的叙事和提问来还原汕头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血与肉。

第二个十年的汕头，不像上一个十年那样不咸不淡，发生了轰动全国的走私案与骗税案。

根据“十年一案”的叙事逻辑，故事是这样的。

上世纪90年代，广东沿海地区兴起走私热潮，在粤东也极为普遍。走私光环下的粤东地区一片风光，从普宁到陆丰的池尾路上，是整整五十公里的露天集市，卖的都是“进口”铃木摩托车、奔驰、索尼电视和成堆的布料。那个时候，光是一家卖电视的铺头，一天就能有2000元的销售额，商家赚得盆满钵满。

除了走私买卖，由于中央实施了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出口，丰厚的税率优惠让骗税也成为巨大的商机。犯法过程让人惊叹：

“我先是设立大兴公司获得进出口权，接着成立8家供货企业，专门虚开增值税发票。我又找到一个叫许樵理的人买到报关单，再让住在香港的同乡陈钦城汇来外汇，最后向税务机关预缴部分税款取得‘专用税票’。此后，我就可以去领取出口退税的款项。在取得退税款后，将现钞通过地下钱庄购买外汇，支付给陈钦城做下一次的‘出口收汇’，开始另一个循环。”

——黄文龙，汕头最后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骗税分子。[5] 

1998年，中央决定力查走私骗税现象，第一个被查的地方是湛江——由此引出“9898”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9898之后，查完湛江的中纪委专案组，在1999年前往厦门调查远华集团走私案。事毕之后，转战汕头调查走私与骗税，却因当地的保护主义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由于国务院下了不查干净不能离汕的军令状，专案组在汕头常驻至2000年。

2000年7月15日，专案组下榻的迎宾馆发生火灾，专案组的张正亮与周明惨死，火势顺带牵连了前一日入住的顺德官员。

此事一出，2000年的8月7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确定成立打击出口骗税领导小组（“807”工作组）。807小组派出64个小组，多达1200多人，前后检查1142户企业——827户是虚假企业，有虚开增值税和骗税问题的占98%，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涉嫌偷骗税42亿人民币，涉罪团伙150个，查处涉案公职人员328人，19人获判死刑。

世纪税案之后，汕头海关的税收上涨了500%。但往日风光无限的五十里池尾路变得萧条不堪。此事的恶劣程度损害了当地商贾的信誉，让18个地区拒绝再与潮汕地区的企业有任何商业往来，汕头产品也被认为是假冒伪劣产品。

到此，由“汕头火烧钦差案”开启的潮汕惊案结束，潮汕的“批文经济”也由此大白天下。信誉缺失之后，汕头的衰落似乎已是板上钉钉。

然而另一方面，大事件越是触目惊心，越是掩盖了1991年到2000年间的复杂历史。汕头特区的第二个十年，是不能仅被世纪税案概括的。1991年是一个转折点。1991年，特区区域扩大到整个汕头市，面积234平方公里。同年11月，大汕头被拆分成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能找到的论述，有些是赞赏三市分立的初衷和三市在刚分开后的锐意进取，有些惋惜行政分割逐渐造成文化认同上的分裂，有些则扼腕怒骂三市分立政策造成的不必要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接着，历史瞬间就跳到1990年代末和2000年的惊天大案。

但这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94年，一篇刊登在《劳动力市场》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应邀随领导赴汕参加高级技工学校揭牌庆典的故事，并感慨在改革开放中窥见的一个改革新潮——“职业技能开发潮”：

“走下飞机，我们旋即乘坐泰国大慈善家谢慧如先生赠送给汕头高级技校的豪华中巴，沿着崭新的324国道（1993年建成），直奔汕头市区。路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公路中央的绿化带，每隔十几米就有一支圆形铁柱路灯，十字架的顶端两边挂着水银灯...公路两旁高楼林立，电网交错。据说，从机场到市区这10多公里路的两旁，地皮已拍卖完毕。沿途崛起的一座座高楼，如澄海迎宾市场、变电厂、汕头市新技术开发区、南方集团公司和花园式住宅开发区等……尤其是各类学校、培训中心的招牌在市中心随处可见……经过十多年探索，最近汕头市委、市政府终于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战略目标。汕头人不再满足于从事小商小贩活动，小打小闹，而是要以工贸建市、科技兴师，办大项目、大市场、大流通。”

新修的G324，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扩大的特区范围……一切1980年代的“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

参考文献：

[1] 郑升，2013，《粤东沉浮录：潮汕人的没落与复兴》，21世纪网。

[2] 肖义强，2020，《潮汕往事》，搜狐城市

[3] Erza Vogel, 1989,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4] Yue-man Yeung, Joanna Lee, and Gordon Kee. 2009.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t 3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 No.2, pp.222-240. 

[5] 新华网，2001，《汕头地区千亿元洗钱市场，走私案揭地下钱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