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迷失在资本主义中的美好与野蛮（摘自《资本之都》）

我把车停在德里一家新商业医院的停车场，然后朝医院大楼走去。在大楼前，我被吓到了。在大门口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妇女，脸朝下躺在担架上。门被她堵住了，我只能绕过她进去。她身材敦实，是个中年人。我在候诊室坐下，等着见几个人。他们还没来，我透过玻璃看着担架，一直很担心，于是决定出去看看情况。

站在死者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男人—她的儿子。

“她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他们让她出院后，我们就把她带回家了，但她的病情恶化，今天早上过世了。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把她带到这里来了。”

他一直在哭。他摆弄她身上盖着的围巾，帮她把脸遮起来。

“我们要了一个担架把她从车里抬了出来，但我们要把她抬进去的时候他们不让。他们说她已经和医院没关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们两个都为她担心，因为她正躺在早晨炙热的太阳下。

一辆车在入口前停了下来，下来了一个人，是这个男人的兄弟。他下了车，两人一起把母亲从担架上抬起，试着把她放进车子的后座。她块头很大，这辆车却很小。这两个苦恼的男人没办法弯曲她的腿，他们不能硬把她塞进去。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场面。

就在这时，他们家另一个亲戚开车过来了。他匆忙拥抱了这两个男人，然后思考着眼前的场面，感到非常愤怒！他冲进医院，接着和医院的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出来。他们大吵起来，期间医院的代表一再重复：“她不是医院的病人。我们没办法为她负责。”

“他们的母亲刚刚去世了！”那个亲戚大喊着。“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你要他们怎么搬得动她？”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形势变得对医院工作人员很不利，他们只好认输让步。几分钟后，开来了一辆救护车，死去的女人被装了进去，一小群人离开前往火葬场。人群散了，我继续回到候诊室坐着。

房间里人很多，就像全世界很多这样的候诊室一样，这里有精良的设备，但挂着很糟糕的画。入口的地方有一幅标语（每个印度医院都有这条标语），告诉病人“产前胎儿性别检测”是违法的。

尽管并不是完全管用，但这是反对妇女堕胎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这里是一家私立医院，所以房间里还有各种各样有用的企业风格的东西，比如有一个意见箱，还有一个信息咨询台，上面放着一个友好的标志写着“我能为您效劳吗？”，有个显示屏上滚动着能在这里购买的医疗服务。海报上的广告有关于激光矫正视力的，还有各种对疤痕、妊娠纹和皱纹的治疗；海报上的照片里是快乐健康的家庭，就像许许多多当代印度广告那样，是个白人家庭。

像这样的私立医院在印度是一个很显眼的新事物。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医院都由国家运营。印度的医疗普惠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好几家优秀的公立医院，比如德里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这家医院由尼赫鲁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作为国家的旗舰研究机构，在全世界以极高的医疗水平闻名。这些相对较老的机构仍然为大部分人提供医疗服务，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无法提供中产阶级从医疗主题的美剧里所了解和熟悉的尖端医疗仪器。为了获得这种“一流的”医疗服务，富人们转向新的私立医院，这些医院几乎都由那些商界的亿万富翁家庭所有。这些家庭都是权力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在政府有关系，能够获得在城市建造不动产的必要土地。三个这样的医疗大亨住在德里，而且属于同一个旁遮普家庭。这个家庭就像德里大多数最富有的商人家庭一样，因为分治而变成难民来到德里。他们同时拥有金融公司、保险公司、临床研究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和航空公司，还有数以百计的医院，不仅仅是在印度，而是在全世界。在印度，这些私立医院为印度的中产阶级创造了焕然一新的医疗健康体验—时髦、设备齐全，当然价格也很昂贵。不仅如此，这些医院还通过巡诊和远程医疗，成为全球医疗健康市场上的先锋。

候诊室里挤满了人，到处都能看见虚弱的登革热病人，身旁陪着一脸焦急的家人。现在雨季刚刚过去，正是蚊虫高峰期。我对面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他的太太正拿着手机打电话，儿子轻抚着他的手，在耳边安慰他。我旁边是三个澳大利亚妇女，穿着印度服装，脚上的脚环叮当作响。她们在争论应该什么时候到机场。

有个样子很显眼的女人从前门进来，向我招手。她穿着一件纱丽，戴着很大的眼镜。我只在一个派对上见过她一次，她叫阿尔蒂。她带着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大声地为我介绍：

“这是阿米特（Amit），我和你说过的，”她说，“这是他的表妹希巴尼。”

我们互相问好。希巴尼礼貌地微笑，阿米特好像不太自在。我提议一起去医院的咖啡店，于是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我们经过所有等在门诊室外面的人时，阿尔蒂一直在和我聊天。我看到一个穿着长袍的阿拉伯家庭，心想总是在医院里才会让人意识到，这座城市里住着多少外国人。我们去了一间知名的连锁咖啡店，弥漫着和其他分店一样恶心的味道—这是麦芬的味道，他们会用微波炉把它加热到发烫，然后配上刀叉端来。

电视静音了，放着MTV台。每个人都点了卡布奇诺。

“你们都是在这个医院认识的，对吗？”一边问，我们一边坐下。

“我们是在重症监护病房认识的，”阿尔蒂说，“那时候我们天天都在那里，分享彼此的故事。”

我觉得她快六十岁了。她是德里有钱的旁遮普精英，说话声音很大，而且很自信。和她相比，阿米特讲话的声音就和老鼠一样。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再到这里来。”他说。

我问他，他的母亲怎么了，他让表妹来回答。

“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受了很大的打击，”她说，“好几个月不能工作。现在他工作很努力，因为他不想再待在家里了。”

她开始讲述细节。几年前，阿米特四十四岁的母亲开始觉得吞咽困难，他就带她去了德里一家大型私立医院。他们在那里的两个月做了各种检查，还是查不出问题。医生建议带她去看全印医学科学学院的专家，但那里没有病房了，而且专科医生也没有时间，因为一半的专科医生都辞职去一家私立医院了（也就是我们现在坐着的这家）。有一位专科医生让阿米特来这家医院挂他的号，阿米特照做了。医生花了三天时间做各种检查，做出诊断说他母亲得的是多发性肌炎，一种肌肉炎症疾病。

希巴尼和阿米特大约二十四五岁。希巴尼安静严肃，穿着修身的“莎瓦尔克米兹”。阿米特穿着衬衫和牛仔裤。希巴尼说话的时候，他默默地给我看手机上一张他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穿着纱丽，胖胖的，在微笑。

德里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那是她生病之前，”希巴尼继续之前的故事，“医生马上告诉我们他要给她做注射，要花40万卢比。阿米特没那么多钱，所以他给他叔叔打电话，问能不能借钱。医生告诉我们注射这种药物能恢复他母亲的肌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只能同意了。”

他建议的是静脉免疫球蛋白注射，这种注射有助于多发性肌炎的恢复，但医学界对其原理所知不多，而且很少在使用类固醇药物之前就做这种治疗。注射后，医生让阿米特的母亲回家，并告诉阿米特和希巴尼通过鼻胃管喂她蛋白粉。但回到家以后，她的肺里都是唾液，既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他们害怕她会噎死，半夜马上把她送回医院。医生给她戴了氧气面罩，并且诊断是肺炎。第二天，更多化验表明她的肾脏也感染了。她马上被转到重症监护病房。

“那个医生一直很镇定。他说：‘我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免疫球蛋白的所有副作用，你们就不会做了。’”

他给阿米特的母亲做肾脏透析治疗。最后她手臂上一根临时的管子被胸腔一根永久性的管子代替。然后医生开始处理她呼吸系统里的唾液。他又给她注射了一剂免疫球蛋白，增强她肺部的免疫功能，然后切开气管把唾液从气管里吸出来。

“他们说只需要治疗十五天，”希巴尼说，“但是十五天以后，他们说她需要装一根永久性的管子，现在只是临时性的。永久性的还要再出7.5万卢比。

“我们花了很多钱。重症病房每天收费是1.6万卢比，氧气和透析每天4.5万卢比。每天晚上， 阿米特只能去德里所有亲戚家借钱。有亲戚把准备用来结婚的钱都借给我们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当那个抚养你长大的亲人躺在病床上，你会非常激动，没办法思考。他们就是这么得逞的。

“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每天都说，‘你母亲正在好转。’我们就会燃起希望。然后他们又说，‘她没有好转。’”

我们几个很安静。希巴尼的声音很软，我们都围着凑近听她说。阿米特一边看着喝了一半的咖啡一边听，阿尔蒂则注视着外面这个炎热的清晨和修剪过的花园。

“同时她的血小板水平降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唾液还没有控制住，所以她都不能再说话了，更不用说自己吃东西。医生建议用另一种药，要17万卢比，号称能恢复她的身体系统，控制唾液分泌。但结果还是没用。医生说，‘当然没用。所有的药都被透析

冲走了。’

“那里像地狱一样。重症病房里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时时刻刻都很慌乱，没人照顾阿米特的母亲。医生从不去看她，他们和病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不能进去看她，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任何事，只会说‘她需要用更多药’。我们除了付账单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晚上，我们会收到白天的账单，然后用从亲戚那里借来的现金付清。你去会计部的时候，能看到大把大把1000和500卢比的钞票被送去银行。”

阿尔蒂一脸挖苦地大笑起来。 希巴尼继续说，“我们要求带她离开重症病房，那里太贵了，所以他们就把她安排进普通病房，我们总算可以和她在一起。但她的情况非常差，得了褥疮。她一直在哭，说的话只有一句，‘带我走！’

“我们问医生要怎么办。他们说，‘她不吃东西，我们要在她胃上开一个洞，这样就能喂她了。’就在我们和医生讨论的时候，一个护士进来，告诉我们阿米特的妈妈走了。”

希巴尼回忆这段的时候，阿米特泪如泉涌。

她说：“然后你知道那个医生说什么吗？他说，‘也许如果我们把她送回重症病房，给她用呼吸机，她就会活过来。我们可以试试。’然后我说，‘有个条件，我要一直在她旁边看着。’医生说，‘家人是不能进重症病房的。’于是我们说，‘那我们不做了。’医生说，‘没问题，如果你们不希望你们的母亲活过来……我是说她有1%的希望可以活过来。你们是什么人，能决定她不应该活下来？但是如果你们没钱了……’

“但我们不干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这么告诉医生，他就走了。

“我们进去看阿米特的母亲，马上有人来收剩下的治疗费。他们隔着她的尸体对我们说，‘你还有20万卢比没有付，请先付清。’没有表现出一点尊重，他们在她的尸体前就这样说。在印度，我们尊重死者。你知道吗，他们很无礼。”

阿米特插进来说：“火葬我母亲的时候，祭司告诉我们，她的骨头都变成粉末了。”

随着这些回忆的涌现，希巴尼开始变得非常愤怒。

“人们无缘无故地死去，”她说，“至少我们还有点钱。我们遇到过有些人保险金用完了就被赶出医院，医生连刀口都懒得给他们缝上。当然，一点钱都没有的人连一点机会也没有。”

“这些医院完全就是腐败，”阿尔蒂说，“病人只是他们获取利润的工具，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任何诊断不了的病，他们都说是癌症，因为这样就可以给你用最贵的药。人性正在从这个崇尚宗教和灵性的国家消逝。现在这里行善少，作恶多。”

（节选自《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拉纳达斯古普塔著，林盼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