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的温度｜《瓦尔登湖》边上的债务记录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就是世外桃源的同义词。现在，《瓦尔登湖》光在售的中译本，就不下二十种。大家都尝试在《瓦尔登湖》中享受岁月静好，找到诗与远方，梭罗几乎被视为美国版的陶渊明。

《瓦尔登湖》，梭罗 著，仲泽 译，译林出版社2020版

这很可能是一种误读。在梭罗的时代，债务的重压几乎与每个人都如影随形。这一点，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有记录，梭罗的传记作者则揭示更多。转型时代，债务重重，每个人都不容易。

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他小时候家境并不宽裕。在他出生之前，父亲一直在还债。在美国独立革命前，梭罗家族就移民来到波士顿。祖父早逝，梭罗的父亲在14岁那年就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不得不辍学，“一边赚钱应付无休无止的债主，一边希望能复制父亲在商业上的成功。”梭罗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在商业领域屡败屡战，总算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1833年，梭罗考入哈佛。在哈佛期间，梭罗也注意到了高等教育给家庭带来的债务负担。他后来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即便是穷学生也在研习政治经济学课程……最终的结果是，就在他阅读亚当·斯密，阅读李嘉图，阅读萨伊的时候，却将父亲拖入了无可挽回的债务泥淖。”

从哈佛毕业后，梭罗回到康科德，成为小镇文化人。在他追寻文学梦想的过程里，他的精神世界迅速扩张，与爱默生、霍桑等文坛名流来往密切。但在现实的世界里，他始终在为生计发愁，穷困潦倒。

梭罗成长的年代，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固然充满诗意，但债务已然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曾写道，康科德农夫为了得到农田和房产，要么因为抵押而背上债务，要么就拿佣金购买房产，因为债务的暴增，农田本身已经成为巨大的负担。“我询问土地估价员之后大为吃惊，因为镇上到底有多少人没有负债而拥有土地，他们当即也说不出十二个来。”

随着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康科德也一天天喧闹起来。1844年6月，火车开过康科德。康科德火车站附近的农田，也被规划成房地产建设用地出售。房地产的开发，让越来越多的邻居变成债务人。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有段评述：据说绝大部分，超过97%，肯定亏损，对于商人来说，“他们的大部分亏损并非金钱方面的实际亏空，仅仅是因为不便背信爽约，也就是说，真正垮塌的是道德水准”，而剩下的3%，也难以拯救自己的灵魂，“因为与那些实实在在的破产者相比，他们并非破产，而是陷入了堕落。破产和拒付是一方跳板，我们的文明大多借此腾空而起，翻着筋斗，却由野蛮人站在缺乏弹性的木板上挨饿。”

梭罗渴望离开小镇，住在湖畔，成为职业作家。在梭罗看来，抵押贷款已经让许多同乡命悬一线，只有在湖畔离群索居，既有可能摆脱债务的枷锁，也可能为文学作品的诞生提供世外桃源。

1845年4月初，梭罗以4.25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附近爱尔兰工人即将废弃的棚屋，然后拆卸、修建，在春夏交替之际完成了他在瓦尔登湖畔新家的营造。为这套房子，他实际支付的成本是28.125美元。这笔开支还不如他在哈佛大学期间学生宿舍一年的住宿费。较之镇上动辄七八百美元的抵押贷款，显而易见这是一笔非常价廉物美的消费。

瓦尔登湖畔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太久，梭罗就因为负债而进入监狱。他的债权人是税务部门。梭罗从1842年开始就没有纳税。按照当时的法律，每个20岁以上的男性，都要缴纳1.5美元的人头税。出于政治理念，尤其是对奴隶制的深恶痛绝，梭罗不赞成缴纳人头税。

1846年7月23日，梭罗从瓦尔登湖回到镇上办事。他在路上碰到了税务官萨姆·斯特普尔斯，后者正打算跟梭罗清清欠税。斯特普尔斯告诉他两个选择：要么缴税，要么入狱。梭罗选择了入狱，“我现在就可以入狱。”

就这样，梭罗在他29岁那年，因为欠税而成为监狱里的债务人。这段经历，梭罗在他的名作《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中详细讲过。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也指出，“只因为它在参议院议事厅门口像倒卖牲口那样倒卖男人、女人和孩子，只因我不认可这样的权力。”梭罗认为，缴纳人头税已经异化成维护公民权的手段，作为个人不应该助纣为虐。当时的政府在蓄奴问题、印第安人等问题上的政策，都与梭罗的政见不合，他认为他的纳税行为只是怂恿政府去奴役民众、射杀墨西哥人、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

好在梭罗在米德尔塞克斯县的监狱里没有待太久。第二天一早，因为有人替他垫付税款，梭罗就恢复了人身自由。

但梭罗对债务的观感，可谓字字泣血。在《瓦尔登湖》开篇，他就写道，“本书的某些读者，我深知你们无力偿付虽已下咽的果腹之食……此情景我经见既多，自然非常清楚；总是债务迫身，设法拉点生意摆脱债务——债务啊，那由来已久的泥潭，拉丁语称之为aes alienum，亦即‘别人的铜板’；气息奄奄地苟延残喘，最终葬身于别人的铜板；每每承诺还债，‘很快的，就明天’，但今天人都死了还没有偿付……”

梭罗深知没有债务对于身心自由的重要性。在另一篇散文《漫步》中，梭罗讲述了漫步的条件，不仅要有能够欣然告别家人并不再打算谋面的勇气，而且也要清偿债务、立好遗嘱，万事利落，毫无挂怀。

轰鸣的火车汽笛，正在日甚一日地打破康科德的宁谧，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也一天天成为铁路枕木和蒸汽机车的燃料。家里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梭罗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园丁、木工、涂料工，后来受惠于铁路事业的发展，梭罗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土地测量员。另外，除了靠测量维生外，公共演讲逐渐也能为他带来零零散散的收入。

他为了出版处女作《河上一周》，不得不接受出版社苛刻的条件：不要印刷费，但先印1000册，销售额用来支付印刷费；如果书卖不出去，梭罗必须填补所有的花销。这很像是现代社会的一份对赌协议。

1849年5月26日，《河上一周》正式出版。这本书并未迎来文学批评圈子的好评，市场反响也平淡无奇，他只挣了15美元。1853年10月28日，未售出的706册《河上一周》寄到了梭罗家里。梭罗把书拖到阁楼的卧室里，忍不住自嘲：“我现在有900册藏书，其中超过700册是我自己写的。”为此，梭罗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直到1853年11月支付出版社最后一笔290美元的债务，他用了整整4年7个月时间，才还清拖欠出版社的出版补贴。

《瓦尔登湖》在1854年8月出版后，刚开始的销量十分喜人，首印2000册，很快便售出千余册。但两个月后，销量几乎停滞，4年后出版社库房里还有几册。《瓦尔登湖》出版半年后，梭罗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加速走向人生的终点。

1857年的经济危机，对每个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是艰难的时刻，每个人都失败了。整个北方的生意都破产了，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和城市地区暴动，而大萧条也蔓延全球，持续到南北战争之时。

梭罗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他家的石墨生意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越来越差。他们的客户常常没有能力付账，代之以毫无价值的欠条。大萧条正在把他们家的生意一点点榨干。

在1857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梭罗写道：“古往今来可有这样的秋天？可是，商业却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危机。举国上下，商号银行纷纷停业倒闭……我相信，蟋蟀跟我一样，也未曾将运道和幸福系于纽约银行的关停倒闭。它提供的保障薄似萨福克银行的纸张，我们又怎能心存指望？这种银行就是阴沟，寄望于它会血本无归。要我说，还是以简约和知足为本，将它存入这些乡间银行。一枝黄花虽已萎谢，却未像破产的银行那样一蹶不振。”

在1858年的米德尔塞克斯县的年度农业展销会上，梭罗演讲的主题是“1857年的恐慌”。

经济和信心尚未从大萧条中恢复，家事、国事、天下事，却事事揪心。1859年，梭罗的父亲撒手人寰，他成了一家之主。他不能再随心所欲地生活，而是要学会做个商人。他接管了家里的石墨生意，及时提交账单、催讨欠款、支付员工和承包商的工资，管理订单和每一笔款项。为了处理好这些事情，他专门购买了一本《商人的辅助和法律指南》，改进工作流程。随后，美国内战爆发，更是将整个社会拖入战争的深渊。在这种困顿中，1862年5月6日，梭罗在寂寥中撒手人寰，享年45岁。

他只有在讨要稿费时，才是个债权人。沃尔斯在《梭罗传：完整的一生》中，记载过好几段梭罗并不成功的讨要稿费的经历。然而，作为一个刚刚出道的小作家，他的稿费本身不多，而且欠付的稿费大多要不回来。

终其一生，梭罗并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笔下有名作《瓦尔登湖》，但他所闻所见所经历的，多与债务有关。梭罗可能永远也想不到，他生前债台高筑，身后却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名满天下。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