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汉”与“假㺚”：王朝更替下的辗转人生

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概都知道周一良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叫《乞活考》。该文广征博引，详细考察了活跃在两晋之际、黄河南北的武装流民团体“乞活”。根据周先生的研究，西晋永嘉之乱后，各胡人政权割据北方，与东晋形成对峙。以并州（今山西大部、内蒙古一部）为地域联结的汉人难民流徙中原各地，形成团结一致之武装部众“乞活”，虽常为东晋司马氏羁縻，又时或妥协于羯胡石氏，自成一派而叛服无常。并州“乞活”于西晋光熙、永嘉间出现， 直至东晋末仍存于世，百余年间生生不息，为中国流民史上之重要团体。

与“乞活”一样，明清鼎革时期的辽东剃发汉人也在不同势力之间辗转迁移、灵活求生，在周边政权——朝鲜王朝的眼中，成为颇具特色的游移人群。后金政权于1621年相继攻 占沈阳、辽阳以后，在辽河以东强制推行“剃发令”，所到之处，官民俱剃发而降。女真人治下的辽东汉人早于明朝覆灭二十余年就已剃发易服，这给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邻国朝鲜带来强烈的感官冲击，继而令其产生鄙夷心态。“剃汉”“假㺚”这样用以指称辽东剃发汉人的专有名词也开始在明清鼎革时期的朝鲜史料中出现。“剃汉”相对客观地描述了归降辽人的发式特征，而“假㺚”则是基于朝鲜的文化优越意识而产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蔑称，其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剃汉”。朝鲜人不仅鄙视尚未“开化”的女真“㺚子”，连同在发式上与之相同的辽东汉人也被归为异类，需要以“㺚”蔑称之。但另一方面，辽东剃发汉人又非真正的女真人，因此冠之以“假”以与“真㺚”做出区分。这一称呼形象地展现出朝鲜人心目中辽东剃发汉人介于“夷”“汉”之间的灵活特性。也正因如此，这些剃发汉人不得不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生。解读“假㺚”的使用语境，进而了解辽东剃发汉人的生存处境，可为东北亚区域的社会变迁和交流互动提供一个细微而生动的地方视角。

一、剃发而来的辽东难民

朝鲜人使用“假㺚”的语境各有不同，对剃发辽人的发式、行为以及身份的强调互有重合又层层递进，这也恰合明清鼎革之际大量辽人的活动轨迹和心理状态。“假㺚”最常指天启中期以前新附毛文龙之辽东逃民。1621年以后，明将毛文龙在辽东与朝鲜之间的北黄海海域壮大势力，于朝鲜皮岛建立东江军镇，与后金之间为招抚辽人展开激烈争夺。中朝陆路交通也在此时为辽东战事所阻，朝鲜使者不得不经由辽南海岛入明朝贡，正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一过程中辽人的逃亡情况和生存状态。

朝鲜使者赵濈于天启三年（1623）航海入贡，在其《燕行录》中就记载了辽人潜逃途中的暗流涌动。黄昏时分，避乱而来的辽人在辽东南部海岸点火明炬，先入岛中的辽人观之，亦以炬火回应，以为暗号，以便次日从海上派船接应这些难民。为此，毛文龙还遣官专门把守近岸诸岛，“日招夺辽民为事”。一些辽人在逃脱时为避人耳目，甚至不惜抛妻弃子，遭遇令人唏嘘。朝鲜书状官洪翼汉在其《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中就记载了这一情形。天启四年（1624）八月十七日，洪翼汉在广鹿岛停留时，遇到一名新入岛中的“假㺚”，得知努尔哈赤正于三岔河东岸建筑土墙，“役民甚毒”。当地辽人因不堪重役，皆怀逃躲之心。此人“亦割恩忍爱，夜间乘家小睡熟，脱身潜来”，此后每每思之，仍“心肝如裂”。

剃发辽人历经艰辛，从后金治下出逃后转投毛文龙，发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异于明人。朝鲜人以“假㺚”称之，就是对此外貌特点最为直接的蔑视。洪翼汉在广鹿岛时，就提到岛上房屋狭窄简陋，气味令人作呕，这是因为有“假㺚”新从辽东投靠而来，剃发后前额长出的碎发蓬松凌乱，“看来丑状不忍正视”。归国途中，洪翼汉又在石城岛遇到十余户“鸟语夷面”的辽东难民。特别是其中有一“假㺚”，“新从虏中来，头发尽秃，公然一真㺚也”。可见，朝鲜人将拥有女真发式当作“假㺚”的首要特征，甚至根据这一发式的留存情况评估其与“真㺚”的相似程度。

对于未及剃发而逃入海中的辽东儒士，朝鲜使者的态度则截然不同。洪翼汉在广鹿岛上曾借住金州避难士人李嵓家中。李嵓由于家境败落，在岛上以贩酒为生。洪翼汉闻之而慨叹道，“咄！憬彼丑虏，宇宙间何物？乱华穷凶，一至于此，遂令儒士未免逋播落拓，困厄于岛屿瘴海中哉”，在言语中透露出对辽东儒士被迫逃亡海岛的怜惜之情。这和他以“腥膻之气袭人”描述“假㺚”，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是观之，同样是在海上落魄求生的辽东难民，剃发与否成为朝鲜使者评判其是继承儒家文化还是与女真人“同流合污”的重要标志。

1624年洪翼汉一行人所绘之椵岛（皮岛）及蛇浦唐人避乱处（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航海朝天图》局部）

1624年洪翼汉一行人所绘之广鹿、石城等岛（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航海朝天图》局部）

二、奔波辗转的人生际遇

朝鲜人抵触这些新从后金治下逃出的剃发辽人，频以“假㺚”称之，也因不满于他们对朝鲜边境社会的日益侵扰。辽东难民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归顺毛文龙后，生活状况不仅未能得到改善，甚至更为悲惨。他们之中，除精壮者被选练为兵丁外，其余多被安插至各海岛屯种土地。佣力而食、贩卖为生者亦皆有之。由于岛田贫瘠、物资匮乏，兼之时有运输拖延、通商中断或灾歉之年，岛人常年饱受饥馑，在朝鲜边境乞食求生者比比皆是。加之从后金治下逃来的辽东难民逐年增多，东江海岛难以容纳，他们不得不长期盘踞朝鲜边境，对朝鲜当地百姓的扰乱也开始升级，从行乞、索食发展为恐吓、勒索和抢夺。

朝鲜官方史料对这些情况有详细描述。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光海君十三年（即天启元年，1621）九月，距离辽阳城陷落于后金不过短短数月，朝鲜平安道的龙川、义州之间已经遍布“假㺚”，以致朝鲜君臣认为“生变之患，非朝则夕”。到了仁祖二年（即天启四年，1624），岛中辽民的生存状况已十分艰难，甚至到了将至人相食的地步。他们纷纷涌入朝鲜西北沿海，或五十、或百余，成群结队，遍布村野，争食麦芽，屠戮饿殍。朝鲜人目之所见，“剃汉往来如织，前后相望，而率皆徒手觅食之人”。这些饥民“数年前则犹或行乞于民间，而今则恣行攘夺，小不如意，则自裂其衣，自毁其肤，恐吓百端”，对当地百姓的扰乱程度逐渐加深（《启本誊录》，天启四年十月十三日）。《朝鲜仁祖实录》还记载了一则辽东难民抢掠义州当地百姓的案例。有一朝鲜百姓由于家贫无法向辽民供应膳食，于是他们就将一具“假㺚”的尸体弃置朝鲜人家中，诬称为此人所害，借此捆缚一村之人，尽数夺取其家财而去。

天启六年（1626）以后，朝鲜史料中不见剃发辽民新附毛文龙之事例。毛文龙在一封当年闰六月初五日写就的揭帖中提到，由于辽民在东江海岛的生活极端困苦，兼之明廷对东江镇在海上的节制作用有所怀疑，移镇之议纷纷，人心颇为动摇，“于是有逸而复归于奴者，有逃而奔于西者，有逃而被奴贼杀者”。东江镇势力大为削弱，大量剃发辽人归降毛文龙的情景也不再出现。此后，尽管东江岛人侵扰朝鲜边境的情况仍时有之，但朝鲜史料中以“假㺚”泛指这一群体的情况却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唐人”“毛兵”“毛将”等用以指称一般明人或毛文龙官兵的用语。可以想见，由于之前逃往辽南海岛的剃发辽人脱离后金日久，其发式也逐渐改变，外观上与明人已无明显差异。

三、夹缝中展现的灵活身段

明清之际的剃发辽人不仅由于境遇窘迫而辗转各地，为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还奔走于多方势力之间，形成一股游移的中介势力。这些辽人熟知当地环境，因此既为女真人处理边境事务，又可为明朝、朝鲜所灵活利用。这也是朝鲜使用“假㺚”一词最一以贯之的语境，其所指较“剃汉”而言更为狭义，也更有贬义。天启元年（1621）六月，朝鲜书状官安璥航海赴京，此时正值后金势力向辽南海岸渗透。安璥在其《驾海朝天录》中记载了他沿途所见之辽人，既有尚未剃发之“唐人”，又有已剃发之“剃汉”，更有为后金所用，在海边守卫侦探之“假㺚”。这些留着不同发式，有着不同身份，贴着不同标签的辽人杂处同一空间，正是朝代更迭之下辽东普通百姓复杂处境的缩影。有趣的是，安璥对于“假㺚”的评价也充满流动性。在他看来，这些人不是“真㺚”，以言语加以开诱，其立场并非难以动摇，但也同时认为，一些“假㺚”由于投降后金的时日已久，逢人抢掠，作恶更甚于“真㺚”。这样充满矛盾的观感也暗含着这一群体的多重属性。

对于身份多变的剃发辽人，有明朝和朝鲜官员认识到应当充分利用其善于侦查和向导的特性。天启朝官员陈仁锡著有《无梦园初集》，其中有对明末海上局势的过人见解。陈仁锡认为，应当发挥东江镇间谍侦探、招徕降众的作用，“使辽人弃奴降我”。不过，明廷似乎始终未能重视剃发汉人在辽东战事中的间谍作用。相比之下，朝鲜更常接触也更能灵活地使用这一人群。《朝鲜仁祖实录》中记载，仁祖元年（即天启三年，1623）四月十二日，都元帅张晚在与国王商议兵事时提议，“兵家以间谍为上”，应专门招募“假㺚伶俐者，侦探贼中”，甚至寻找本国善讲华语之人，令其剃头伪装为“假㺚”，用以刺探后金军情。朝鲜政府使用“假㺚”提供情报、充当向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亡。朝鲜民间与剃发辽人之间的合作则更为紧密。《光海君日记》记载，光海君十四年（即天启二年，1622）五月十二日，有朝鲜官员捉到一名“假㺚”，“变着我国衣服，通我国言语，而随我国人丁万户称名人而来”，朝鲜政府因之极为惊惶。这则史料不仅说明了“假㺚”易于变换外貌和身份的特征，还展现了他们与朝鲜百姓之间存在着难以被官方察觉和约束的个人联系。

《誊录类抄》中所载1624年“假㺚”侵扰朝鲜平安道居民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不过，由于剃发辽人立场不明，他们也常常招致忌惮和怀疑。光海君政府虽出于“事大”心态不得不接济毛文龙，但也认为其军中收留许多“假㺚”，身份难辨，行为莫测，令人难以信赖。朝鲜人还将毛文龙与“假㺚”的关系喻为“岑彭之变”。岑彭为东汉初将领，在攻蜀时，割据蜀郡的公孙述派遣刺客行刺岑彭。刺客谎称是逃亡之人前来投奔岑彭，乘夜将其杀害。朝鲜政府借此典故形容剃发辽民，担心他们会借投靠之名行叛主之实。光海君甚至一度将剃发辽人视为比后金更大的威胁，认为“假㺚”若与女真人里应外合，将置国家于危亡境地。

这一担忧确实不无道理。剃发辽人的灵活身段曾为朝鲜政府招致祸患。仁祖时期，朝鲜与清朝之间发生了一场外交危机，“假㺚”就在其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义州士人崔孝一、车礼亮长期与皮岛辽民有所往来，互通消息。由于关系紧密，崔孝一与皮岛辽人甚至结为义父子，车礼亮也与皮岛总兵沈世魁麾下将领管贵有生死之谊。朝鲜于1637年“丙子之役”后被迫降清，皮岛也于同年为清鲜联军击败，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断绝。但在义州地方，崔孝一、车礼亮与散居海上或迁居沈阳的皮岛汉人仍有秘密联系，并借机出逃附明。这一消息不久即遭泄露，清朝以崔孝一与剃发辽人的私交为突破口，募得“假㺚”二人，假传孝一书信予其外甥张厚健，称孝一已获明人重用，得授高官，以此骗取厚健回信，得到孝一通明之确切证据。这招致清人对朝鲜上下的强烈不满，引发一场不小的外交震荡。由此可见，辽人虽在情报传递乃至文化认同上与朝鲜人之间存在紧密的私人联络，但这一关系又能轻易为清人所撼动和利用。虽然对于朝鲜政府来说，这样的情形值得警惕和批判，但因时制宜的生存智慧对于处在各势力缝隙中的辽人群体来说却是必备。

明清易代以后，剃发辽人这一活跃一时的群体并未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八旗汉人的主体即是不同时期归附、投降后金/清朝的辽东人丁。辽人早于关内汉人归顺，其心理状态也更为矛盾复杂。虽然他们在发式衣冠上难以与一六四四年清人入关后剃发的中原汉人相区分，后者对辽人却更有蔑视之意。《备边司誊录》中有一则1684年朝鲜方面审问登州漂海汉人的“问情别单”，其中就有漂海汉人对于“假㺚”这一称呼的使用情况。在朝鲜人问及登州衙门之设置时，漂海汉人指出，登州“知府、知县、通判三官，以汉人差定”，而“总兵官则辽东假㺚子李姓人矣”。虽然明清史料中几乎不见以“假㺚”称呼剃发辽人的情形，但这则“问情别单”告诉我们，即便清朝入关数十年后，“假㺚”这样的称呼或许仍一直存在于关内汉人口中，成为明清易代之际辽人身上不可磨灭的鲜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