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捐精难于上哈佛，澳大利亚人转向地下精子库

23个月内捐精693次成为533个孩子的爹……

捐精的入围难度超过上哈佛……

上述两个说法，一个出自2011年的加拿大电影《星爸客》，一个出自美国的捐精广告，透过这两个说法，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了，捐精的潜在问题和难度。

最近几个月，因库存告急，各地人类精子库向全社会发出捐精倡议，辅助生殖不孕不育的治疗和科研。不少人类高质量男性为“升华个人价值、挽救家庭、繁荣民族、和谐社会……”而跃跃欲试。

在这种正规渠道中，完善的供精使用管理体系将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伦理纠纷。

而在澳大利亚，当正规途径的精子捐献变得越来越麻烦时，不少人开始转向不受监控的私人途径，潜在的遗传疾病、伦理问题也随之埋下隐患。

01

精子捐赠“见面会”

塔玛拉·梅和布罗迪·梅和他们孩子的父亲见面了，就在他家附近。他走了出来，把他的捐赠物——他的精子——给了他们，之后两人回家对塔玛拉进行了人工授精，塔玛拉生下了一个男婴。

这对夫妇一开始先是去了一家试管婴儿诊所，去研究他们的怀孕方案。

塔玛拉说：“整个过程有点让人不知所措，因为信息量太大了。我们不得不支付750美元，只是为了看一眼捐赠者名单。我当时想，就仅仅是看一份捐赠者名单，花的钱可真不少。”

“然后我们想，我们还是通过私人途径解决吧。”

图 | 《老友记》

这对夫妇正与播主兼精子捐赠者亚当·胡珀交谈，他即将迎来他的第30个孩子，并计划在本周末到南澳大利亚进行精子捐赠“见面会”。

胡珀运营着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精子捐赠脸书小组之一。当寻找精子捐赠者的官方程序耗时过长或费用过高时，女性们常会求助于该小组或其他类似的组织。

捐赠者和接受者会在该站点上发布介绍。他们可能会描述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年龄，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是否对共同抚养孩子感兴趣。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不孕不育咨询师协会主席丽贝卡·克纳说，不同诊所关于精子捐赠者的等待名单长短各不相同，但最长可达2年。疫情使原先就存在的精子短缺问题更加恶化。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寻找捐赠者的需求可能变得很迫切——于是她们转向了不受监管的在线精子捐赠世界。

图| 哈佛大学公共课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02

不受监管精子的危险性

有大批的生育专家正在警告女性们非正式精子捐赠的健康及法律风险，克纳就是其中之一。

一些社交媒体团体为捐赠者和接受者牵线搭桥，来避免昂贵而复杂的临床过程。已有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人加入了这些团体。

专家说，通过诊所接受捐赠意味着会有严格的测试流程、咨询程序和法律保护。但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精子可能携带传染性或遗传性疾病，或者质量很差。而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捐赠者有可能要求成为孩子的父母，或者在不愿意的情况下被强行要求履行父母的义务。

另一个问题是捐赠者会有无限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与他们未知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发生乱伦关系。有这么多兄弟姐妹，也可能对捐赠者怀有的孩子造成创伤——如果他们发现真相的话。

图 | 《星爸客》

克纳说，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不实之词”的地方，关于她们所做的决定，女性应当“被赋予权利并被充分告知”。

非正式捐赠者能够突破澳大利亚各地为捐赠者兄弟姐妹数量所设的上限（在有上限的地方，出生数量将限制在5或10），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他们之间乱伦的可能性。

“我们所缺少的是适用于现状的法律。”克纳说。

“精子短缺”不太可能归结于一个特定的数字，因为并没有什么中央注册系统，诊所可能从海外精子库、本地捐赠者和接受者认识的捐赠者那里获取精子。

克纳说，虽然她听说过等待时间可能会长达两年，但具体情况还是各不相同的。

在全国各地都设有诊所的“城市生育集团”说，“捐赠的、注册的和经过基因测试的精子”不存在短缺。

首席执行官阿德南·卡塔科维奇说，捐赠是免费的，但需要支付大约1000美元，以支付测试、注册、储存、运输、咨询和其他费用。其他诊所列出的费用为2000美元或更多。

“健康无价”（该公司在各州也有诊所）说，对于“供不应求”的精子捐赠者档案来说，每个捐赠者对应着三个接受者。但因为去年的捐赠者增加了30%，该诊所希望能缩短今年的等待名单。

有一些诊所说他们没有设等待名单，尽管测试和咨询总会延迟一段时间。

03

“显然有些地方有待改进”

网上不受监管的捐赠网站提供的不仅仅是与捐赠者见面的机会，还有人工授精包、维生素和营养补充剂，甚至还有住宿预订。

维多利亚州辅助生殖治疗管理局首席执行官安娜·麦克劳德说，受监管的试管婴儿诊所会保护受援者、捐赠者和孩子。

她说：“通过诊所捐献精子的人要接受艾滋病毒等传染病的筛查，这些传染病可能会传给妇女和她的孩子。”

“他们还要完成遗传健康问卷，这可能会给妇女和她的孩子进一步提供有用的信息。”

“另一个风险是，那些通过非正式安排捐献精子的人可能会声称自己是孩子的父母，这可能会引发探视或共同监护权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个风险是，捐赠者可能不会提供他们的真实细节。”

澳大利亚受助怀孕者中心（DCA）说，在线行业缺乏监管，“这增加了父母和孩子的风险”。

“他们没有经过同样严格的遗传和心理筛查。”DCA说。

胡珀说，他决定“不去数”自己有多少个孩子，但他指出去年有报道说他有25个孩子。

他说：“目前正有一对夫妻在来找我的路上。上周有两个我的孩子出生。”

胡珀的澳大利亚精子捐赠网站有16,000多名会员。

他说，总的来说，自2015年以来，他的网站已经促成了多达4000个孩子的出生，尽管真实数字很难确定。他说，他会对参与者进行审查，但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其中所有的危险。

图 | 纪录片《我们的父亲》

胡珀说，诊所横加指责只是因为“急于寻找捐赠者”，而且他对于不应该在他的网站上出现的人是有“感应”的。

据胡珀说，通过他网站联系的人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但用户应该权衡风险。

“难道我们应该取缔约会应用程序吗？人们会死在路上——那我们应该禁止驾驶吗？”

“归根结底，你要意识到危险。作为成年人，你应当可以做一些你能够接受的事。如果你觉得不适，就不要做。”

克纳说，辅助生殖诊所应该改善途径，为人们找到“更容易、更低成本的选择”。

“在我们的线下世界里，显然有些地方没做到位，才会使人们想去网上做这件事。”她说。

编译/姜柠檬 排版/阿桃 监制/April

原标题：《当捐精难于上哈佛，澳大利亚人转向地下精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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