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会影响经济效率吗？

“关系”，作为一个词汇，是如此富有中国特色，诸如relation、relationship、connection、ties之类，都难以曲尽其妙。以至于在英文世界里，也只能特别发明一个单词“Guanxi”来和它对应——实际上这个词早已登堂入室，进入牛津英语大词典了。

和“腐败”一样，“关系”对很多人来说有点儿像长沙火宫殿的名小吃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在正式场合，“关系”这个词并不讨喜，尤其是前面再加上一个字：“搞”。当人们说起某人热衷于“搞关系”、某个单位“搞关系”成风之类，大概都会伴之以鄙夷的神情。不过一旦自己身临其境，不少人的第一反应还是：能不能托点儿关系？

翻开现在高中生必读的四大名著，毫不夸张地说，每一部讲述的都是以血缘或者准血缘为基础的“关系”世界里的故事：打草鞋的要起事，先得强调自己是“刘皇叔”，这是和大汉朝廷攀关系；桃园三结义，这是关系的升级，从非血缘的朋友升级为准血缘的拜把子兄弟；梁山泊聚义厅的结拜，孙悟空在各路神仙处的面子，刘姥姥托周瑞家的进荣国府……也处处都是关系。

关系和稀缺资源的配置息息相关。如果不是曹腾的养子，曹嵩就没法继承曹腾的侯爵，曹操也未必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中国的中古史就得改写。如果没有众多关系加持，宋江就不可能大摇大摆地到“浔阳楼”喝酒题反诗，而只能老老实实在江州的监狱里服刑。如果不是贾母的外孙女，林妹妹根本没机会进贾府，更不可能和宝哥哥演绎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反过来，但凡有老鼠精、玉兔精一半的关系，白骨精就不会死在孙猴子的金箍棒下。

时至今日，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当中，关系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照样不容忽视。在美国的人才市场上，熟悉情况的导师或者同行专家的推荐信，对于博士生就业仍然至关重要。墨西哥籍的劳动者在美国劳动市场找工作，同乡等熟人网络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一书中的意见，人们之间的联系可以分为两种：“弱纽带”与“强纽带”。所谓弱纽带，他界定为一年见面一次的联系，这近似于人们常说的“泛泛之交”。而强纽带则意味着更加紧密的互动，比如父母兄弟姐妹等家庭或家族纽带，导师和学生之间紧密的师生关系，交往频繁的朋友、同乡关系等等。

《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马克·格兰诺维特 著，张文宏 译，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版

格兰诺维特的研究表明，对于个人而言，弱纽带的经济价值要高于强联系。他的解释是，强纽带构成的网络虽然信息传递性更强，但也更加封闭，即强纽带的个体之间共享着高度重合的信息，因此可以通过交往所获得的新知识是很有限的，而弱纽带则是虽然更松散、信息传递性更差，但同时也更开放的网络，个体之间则可以通过面对面沟通，获得更多完全不同的新知识来源，从而发现更多的经济机会。

显而易见，本文所讨论的“关系”，更接近的不是格兰诺维特研究中的弱联系，而是强联系。

这种强联系的特点，一是成员之间相互熟悉程度比较高，二是联系人规模比较小，三是交往频率比较高，四是稳定、可持续。与这些特点相适应，人们之间的强联系通常建立在血缘、地缘、共同的价值观、长期的合作等的基础之上。

上述特点意味着，“关系”作为稀缺资源的配置机制，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它是基于“身份”的，或者说，是高度“人格化”的。

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由“关系”决定，也就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取决于他在“关系”网络中的身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谁，他爸爸是谁，妈妈是谁，爷爷奶奶是谁，外公外婆是谁，和谁结婚，做谁的学生，和谁交朋友，如此等等。

理论上，这种基于“身份”的关系，对应的很可能是一种低效率的均衡状态。

原因很简单：以身份为基础的强关系网络，意味着每个成员能够深度参与的合作网络不可能太大，基本上就是他所熟悉的人构成的强纽带网络。虽然强纽带网络成员内部的信息交流成本低，成员之间信任程度高，但不同的强纽带网络之间的信息交流成本却非常高，相互信任程度也很低。

于是，整个社会就被分割成一个个封闭的小“圈子”，也就形成一道道无形的壁垒。这些壁垒阻碍着不同圈子之间的交易，从而形成并不断强化着对交易范围扩张和社会分工深化的桎梏。

这种低效率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裙带关系”盛行和要素流动受阻。

首先，强纽带网络内部不可避免地形成各种裙带关系。这是因为，熟人之间因为交往密切而有着更强的亲近感，加上现实世界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社会，而熟人之间因为“知根知底”有着更高的信任感，所以人们倾向于将经济机会留给“圈子”内的“自己人”，而不是能力更强或者资源使用效率更高的“外人”。

其次，强纽带网络必然阻碍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或者跨行业的流动。在“圈子”文化盛行的环境下，个体离开原有“圈子”就意味着失去“圈子”所带来的各种机会和安全感，而又很难再进入新的“圈子”。换言之，人们很容易被禁锢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或者行业领域之内。

人类为什么能够从低效率的“马尔萨斯陷阱”中逃离出来，进入持续内生增长的现代文明？一个常见的解释是：工业革命。

经济史学家克拉克（Clark）说，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其他事件可能也有趣，但都不关键。

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呢？很多人归因于瓦特改良蒸汽机等一系列技术发明。但实际上这一系列技术发明本身只是工业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追根溯源，工业革命的发生，离不开制度的深刻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制度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契约和法制社会的兴起。产权制度变革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人们的权利，或者说人们的行动空间，从基于“人格”或者说“身份”，转向了基于“物”或者说“财产”。

现在民法典里关于财产权利的法律，就叫做“物权法”。

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摆脱了以身份为基础的强纽带网络的束缚，可以和同样拥有以“物”为基础的权利的陌生人，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易。这样一来，分工和合作网络就突破了熟人社会的小圈子，扩展到更加广阔的空间。

现在我们日常消费的商品，无论手机还是咖啡，可以说都是全球化的产物，即全球范围内陌生人相互合作的成果——尽管这些合作者不仅相互一无所知，而且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甚至可能相互仇视！

这个转换也就是市场经济成功的秘密。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所以梅因在《古代法》里的那句名言才广为传诵：“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于是，我们几乎可以马上得出结论：基于身份的“关系”网络，对于提升经济效率而言，是不利的；一个社会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基于身份的“关系”必然逐步消退，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在过去四十余年，在市场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以“强纽带”为基础、以人格化交易为基本特征的“关系”网络，却仍然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对经济运行的绩效产生着复杂而重要的影响。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