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序

《现代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段德敏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版，432页，88.00元

段德敏教授新著《现代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时刻》，邀我作序。收到书稿后，我以十分愉悦的心情读完全书，不仅为书中精彩的理论分析所吸引，也为那种环环相扣、层层相接的书写方式所打动。

这部著作讲了三个故事。

一是马基雅维利的故事。马基雅维利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的关键人物，历来是治西方政治思想史者必读的大家。一个马基雅维利，一个霍布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学派都必须攻克这两座高峰，对二者做出自己独特的解释。施特劳斯学派如此，剑桥学派也是如此。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十分繁荣，专著、专论迭出，观点纷呈。段德敏的著作全然不同于通常的马基雅维利研究。他是围绕一个主题来重新解读马基雅维利。这个主题就是冲突与共和的关系，而这也是我们今天分析世界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的重要视角。围绕这一主题，段德敏重新解读了《君主论》《论李维》《佛罗伦萨史》这三部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

在解读马基雅维利的文本时，作者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对马基雅维利文本的娴熟程度令人赞叹，他能够从卷帙浩繁的文本中挖掘出可以展现主题的关键概念或话语，并以一种颇为细腻的方式对其进行解读，从而揭示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意图。他还将马基雅维利的一些核心观念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古典思想家比较，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他公民人文主义者比较，与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如伊拉斯谟比较，在比较中展示马基雅维利学说的独特性，揭示马基雅维利理论的内涵。他也十分熟悉当代马基雅维利研究的各派著作，旁征博引，而且每每都以批判的眼光提出自己的独特观点。无论是引证古典思想家的观点，还是当代的研究著作，作者都以一种看似随手拈来却又十分严谨的方式处理所引证的文字。

通过如此抽丝剥茧的分析，作者展示了一个颇具革命性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希望有一个“新君主”，依靠人民而非贵族，构建新的强大国家。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他钟情共和制。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他不同于古典共和主义以及之后的共和主义思想家，强调冲突而非和谐乃是古罗马共和制繁荣的原因。当然，在分析佛罗伦萨历史时，他也对可能造成动乱、颠覆共和国之船的冲突忧心忡忡。如此一幅马基雅维利的画像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第二个故事是马基雅维利对近代以来思想界的影响。从以哈林顿为代表的英格兰共和主义到卢梭，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激发了近代早期的激进共和主义思想。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关于当代左翼激进主义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和利用。段德敏教授曾专门研究过法国左翼思想家勒弗，对当代左翼思想界的人物和著作有深入了解。

在左翼思想界的脉络中，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的解释至关重要。按照葛兰西的解读，马基雅维利关注的重点在一个“新”上，即新的秩序（nuovi ordini; new order）如何产生、如何维系。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新君主所要完成之事，跟现代工人运动倡导下层民众起来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本质上是一样的。

葛兰西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解释影响了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当代政治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墨菲（Chantal Mouffe）、拉克劳（Ernesto Laclau）等都受到马基雅维利和葛兰西的启发。现代思想史中最具批判性的一脉都对马基雅维利颇有好感，更愿意从他那里吸取思想灵感，希望借助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概念思考现代社会的变革与革命问题。

经过如此一番梳理，马基雅维利的形象蓦地高大起来。马基雅维利不仅是西方从古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现代革命家的先驱。尽管马基雅维利从未用过“革命”一词，其著作中却处处透露出革命精神。从葛兰西到当代左翼思想家都能够在马基雅维利那里获得巨大启发和精神支持，希望看到一种新的革命力量，即葛兰西所谓的“现代君主”，在历史中担当行动的主体，将自己认识到的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

第三个故事严格说来不是故事，而是从以上两个故事导出的政治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冲突与共和的关系。实在说，如果接受马基雅维利的逻辑，人性本恶，那么人总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除非出于必要，人从来不做任何好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在所难免。在君主制下，公开的冲突被严格禁止。其结果是，如果出现好的君主，“他会看到世界繁荣昌盛，君主有充分的荣耀，人民有爱心和安全”。但好君主乃可遇不可求之物，如果出现坏的君主，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他会看到他们由于战争而残暴，因叛乱而不和，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都是残酷的；如此多的君主被刀剑杀死，如此多的内战，如此多的外战”。

在共和制度下，冲突也会是政治的常态。按照段德敏的分析，马基雅维利与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分道扬镳，不再将公民之间的和谐视作共和政体之必要条件，而将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冲突视作刺激共和制活力、防止共和制走向腐败的重要机制。譬如，马基雅维利认为“冲突”“不和”甚至“骚动”在罗马共和政治中扮演了非常积极正面的角色，使罗马越来越“自由”，从而也越来越具有扩张的能力。当然，冲突完全有可能变成政治共同体的噩梦，在马基雅维利晚年的政治著作中，尤其是在《佛罗伦萨史》中，他描述了一个与罗马共和国的正面例子完全相反的景象，在那里，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剧烈冲突和斗争造成如此重大的负面后果，以至于“佛罗伦萨变得越来越孱弱，越来越卑鄙无耻”。

马基雅维利这种冲突理论颇受当代左翼思想家的青睐。以墨菲为例，她借鉴马基雅维利，更借鉴卡尔·施密特，强调回归政治。墨菲嘲讽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追求一致性，追求和谐，全然不理解冲突乃政治之实质。这种批评看似有理，但实际上不仅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推向极端，而且也不符合政治的常识。实际上，无论构建何种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某种共识是必须的。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来说，构成一个社会的要素既要有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即社会分工，又必须有共享的价值观等。

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式冲突的担忧值得深深挖掘。段德敏用“政治状态”和“法律状态”两个概念阐释了马基雅维利的冲突观。冲突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其实是一种法律或制度之前的“政治”状态。没有哪一种法律或制度能保证一个共和国得以长久维系，时间和命运会带来不确定性。新的环境、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都会对共和国提出新的要求。冲突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非法”性质，但它又不是不正当的，它主要是一种“非常”状态，是一种共和国内部的动力机制，它可能产生好的、更加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法律和制度是这一状态的结果，而非相反。马基雅维利的深刻之处正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一前法律的“政治”状态比法律本身重要得多，这才是罗马良好的法律制度及其强大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像罗马这样的共和国中，也需要有一些制度或法律的设置，使得冲突不至于成为内部剧烈的你死我活的对抗。马基雅维利认为罗马正是有着这样的法律设置，它们本身并不是本源性的，但其存在却构成了一种保护机制，使得人们更好地开展争执，使争执主要指向公共利益，而非完全由私利主导。

应该说卡尔·施密特的“政治”（the political）概念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颇为近似，且更为展开。如果我们接受德国法学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大法官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弗尔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的解释的话，施密特“政治”概念的核心是敌友之区分，这一概念可以视作对政治现实的概括。但国家构建之后，国家凭借对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垄断将国内的敌友冲突纳入一个和平的秩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便转化为法律，敌友冲突不再是国内政治的主要内涵。

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的鼓吹者强调理性共识的理论，希望不同群体从多元的立场出发，通过理性对话寻找人们都能够接受的共识，并以此共识作为制度、法律与政策的基础。这些说法其实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并不矛盾，其目的也是将冲突限定在特定范围内，避免国内不同群体的冲突滑向施密特所谓的“政治”状态。当然，在认同政治大行其道的今天，类似美国式的“极化政治”会将美国引向罗马还是佛罗伦萨，我们将拭目以待。

段德敏讲述这三个故事的方式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思想史不只是单纯勾勒、描述、分析历史上思想家的理论与行为。这种分析尽管十分有价值，但对于政治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能够从思想史的研究中萃取政治理论，而这些理论对于思考当代政治问题有所启迪。段德敏关于冲突与共和的理论分析显然具有这方面的意义。我们不仅可以借鉴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分析当代西方民主的运行，尤其是美国民主的运行，观察不同种族、阶级的冲突将会造就更伟大的共和国还是导致类似佛罗伦萨的乱局。而且，我们也可以同时从理论上思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何种政体、何种方式可以较好地处理冲突与秩序的关系。

段德敏的著作还有一点颇令人欣赏。他在著作中引证了大量的文献，特别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研究文献。但他并不是简单陈述研究者的观点，而是以批判的眼光，既汲取他人研究的智慧，又指出其研究的缺憾，并进而展示自己的解释。当然，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需要对马基雅维利以及相关经典文本十分深入的理解，需要对相关研究文献的细致把握。但这正是一部优秀的思想史研究著作应该具备的特征。

基于上述贡献，我觉得，段德敏的这一著作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它将激发更多的研究者做出有分量的研究，开创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