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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食物背后的恐惧：进食障碍群体调查

2018-07-19 10: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身体是每个人的神殿，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美丽和清洁。”

——村上春树

2018年5月7日，陈楠如往常一样刷微博时，一条“洗胃管催吐减肥”的热搜话题突然映入眼帘。此话题下网友们震惊、不解、批评的言论令她感到十分不悦。退出微博，她打开了贴吧，在已经待了3年的“相识于兔吧”发出了一条帖子：“都上热搜了，有些兔子，安安静静做自己不好吗？非要这么招摇处处被别人骂吗？”

陈楠是贪食症患者。在患病的5年里，她长期催吐，以此抵消暴食之后的罪恶感。

在医学上，贪食症是进食障碍的一种。进食障碍以进食行为异常，对食物、体重和体型的过度关注为主要临床特征，包括厌食症、贪食症、非典型性进食障碍等。厌食症患者表现为有意严格控制限制进食，体重明显下降并低于正常水平；而贪食症患者则通常无法控制自己的进食，存在反复的暴食以及暴食后不恰当的抵消行为，如诱吐、滥用利尿剂或泻药、节食或过度运动等。厌食症有50%-70%左右的概率会转化为贪食症。

“兔子一族”

"Rabbits" (People suffering with the gluttony vomiting)

陈楠在“相识于兔吧”的吧龄已有3年。大二那年，她偶然在一个微博博主的页面上，看到了一群叫“兔子”的人，“就像打开新世界一般，发现自己也有同类”。

患有贪食症的病人通常自称为“兔子”。“兔”是“吐”的谐音，寓意柔弱和胆小。“兔子”们极度怕胖，其自我评价体系常常建立在身材和体重变化上。每每暴食过后，他们会在“罪恶感”的驱使下，试图利用利尿剂、泻药、呕吐等方式清除吃掉的食物。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贪食症的诊断标准包括：不可抗拒的食欲和暴食、存在代偿行为、病理性怕胖和过分关注体重等。根据暴食及不适当代偿行为发生的频率，贪食症被进一步划分为轻、中、重、极重四个等级，3个月内平均每周1-3次为轻度，4-7次为中度，8-13次为重度，超过14次则为极重度患病，即每天平均暴食及不适当代偿超过2次。该病症发病年龄集中于13-25岁，女性患病率约为男性的10倍。

数据来源：《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十四次全国学术会议（CSP2016）资料、《中国进食障碍防治指南》

“相识于兔吧”（以下简称为“兔吧”）以“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为口号，吧友们彼此互称“家人”。截至2018年5月31日，贴吧发帖量已超过9.9万，“家人”数超过4千人。相较于“兔吧”的“小而美”，相关主题下的其他贴吧则更为直观地勾勒着“兔子”一族的群像，“暴食吧”发帖量超过403万，关注用户超过4万，“催吐吧”发帖量超过555万，关注用户“兔er”超过4.7万。“兔子”群体的数量远比想象中的要庞大。

2003-2013年，北京、上海、湖南、浙江、江西、山东地区的卫生部门对女学生（11-25岁之间的不同阶段）采用进食障碍问卷进行调查，统计得出进食障碍患病率约为1.47%-4.62%。2015年，我国从事进食障碍临床和研究工作的专家共同撰写了《中国进食障碍防治指南》，其中引证的研究表明，进食障碍的终生患病率约为5%。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是我国最早从事进食障碍诊疗的精神专科医院，设有进食障碍诊疗中心。中心负责人张大荣主任医师是国内进食障碍治疗领域第一人，已从事进食障碍治疗30多年，她组织成立的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病房是国内最早收治进食障碍患者的专科病房。张大荣说，进食障碍的患病率在我国有着逐年上升的趋势。以住院患者为例，1988-2000年间，北大六院收治进食障碍患者51 例，平均每年收治患者3.9 例；2001-2005年间，收治进食障碍住院患者总数达104 例；之后进食障碍住院患者逐年增加，由每年几十例增加到百例左右，目前北大六院每年住院患者超过200例。

但并非所有的患者都会主动寻求医疗机构的帮助，百度贴吧、微博、QQ群等社交平台为他们提供了得以“栖息”的聚集地。在“催吐吧”中，用户自称为“兔er”，讨论主要围绕着“吃”进行。他们以“瘦到85斤”“目标42kg”为昵称，换上“不瘦十斤、不换头像”一类的头像，在每天饭点前后分享暴食和催吐的经历。

注：通过对在“催吐吧”抓取的5554295条帖子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发帖内容主要围绕“兔子”关于催吐的经历和感受，包含催吐的原因、方式、影响等。词云图中越大的文字表明其出现的频率越高。

当然，“兔子”们在私密的小空间里也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话语体系，例如暴食被称为“撸”，吃完之后吐出来的过程则是“生”；暴食的顺序也很重要，有经验的会先吃些易嚼碎的面包或汤、粥“打底”；暴饮暴食或催吐的过程顺畅、没有过多的不适感便会“高潮”；若有一天是正常进食，则自诩为有“节操”。有的一天要“生”4、5次，贴吧活跃的时间段也多与“撸”和“生”的时间段吻合。

在“兔吧”“催吐吧”等部落待久了，“兔子”的催吐方式也让陈楠大为惊叹，在此之前她只尝试过用手指抠吐，没想到“还可以在电商平台购买胃管，从口腔一直插到胃部，让食物倒流出来”。在电商平台上，以“催吐管”“管党”“兔子、管”等为关键词搜索，便能看到大量专门销售此类催吐管的商家，商品单价不超过200元，销售量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并以“削好翻好”“包教包会”“拉你入群”等作为关键词招徕买家。确认收货后，商家会发来注意事项——“管子不需要热水消毒，使用后胃酸的腐蚀会使管子变硬，因此半个月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随附的还有一段真人用实物演示的小视频。

这也就是陈楠在看到“胃管”上“热搜”时，显得十分愤怒的原因。催吐次数的增多，导致喉咙的敏感性也在下降。起初用1根手指就能抠出的食物，到后面要用2根、3根，最后，她也开始借用胃管。“这下好了，我爸爸很快就会发现家里的g是什么了。”在“兔子”的“隐语”系统中，英文缩写也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g”是催吐管的代称，“l”则指撸，“sd”指手动，“zr”指自然吐，“ct”指催吐，“A4”是将A4纸或本子卷成管状、裹上保鲜膜来催吐。

注：我们统计了贴吧里“兔子”相互交流过程中，富有群体特色的高频用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撸l”“生”“g”“sd”“zr”，括号中的词语为实际意义。这样的常用语如同形成了一张“保护网”，为看似不堪的暴食、呕吐经历提供着言辞上的“庇护”。

阿雅是一个“催吐群”的群主。最初，她只是想建一个小群可以供大家倾诉，半年之后，群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她说，每次有人来加群，她都觉得特别失落——这个世界上又有一个人陷入了暴食和催吐的死循环中，“整个过程真的太痛苦了”。

被食物"绑架”的生活

Life Tripped by Food

贴吧是“兔子”们自我揭露，互诉衷肠的一隅。“这个蛋糕好好吃”“自助吃得太多，好怕被猜到”“很多事跟身边的人根本无法开口”“有了你们我的困扰和负罪感都少了”。不同的情绪共同交织在这个网络空间里，每种情绪背后都藏着难以言说的故事，比起食物带来的短暂满足，更多的则是心理上的恐惧和生理上的不适。

注：通过对“催吐吧”情绪词的词频分析，分别选取正负情绪中出现次数最多的6个词。橘黄色柱条代表积极情绪，蓝色柱条代表消极情绪，柱条长度代表出现频次。

“胃溃疡，继发性闭经，食道逆反流，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毛病，或许有一天，这个被我折磨的身体就会像老化的机器再也不运转了……”，一个女孩曾经在“暴食吧”里这样写道。女孩在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里，考研和国考接连失败，只得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控制体型上，最后因过度减肥死亡。

麋鹿是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的一名17岁女生，也在4万人关注的“暴食吧”里一点点更新着自己的故事。“高中时期是我人生最悲哀的阶段，因为又黑又胖被取外号‘非洲黑胖子’和‘肥黑猪’。”“直到现在我都不愿意记起那个学期是怎么无助地度过。只知道最后期末考试那几天终于忍不住和她们大打出手，哭着逃离了那个地方。”后来，每天坚持运动3个小时，做200个仰卧起坐，严格控制饮食的麋鹿从120斤瘦到90斤。

已经康复的何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会把喜欢的男生不喜欢我归因于我太胖了，而忽略了男女同时看对眼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会把参加工作之后没有很快得到提拔也归结为我外形不好，而不去思考其他原因。”何一分析说，“暴食、催吐这些行为就在无意识下成为帮助我逃避生活中痛苦的工具，因为要面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实在太难了，‘变瘦’就成了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任务”。

除了普通人，在横画幅拉宽人脸的影像世界里，明星的体形也被数字死死捆绑。

香港艺人郑秀文就曾陷入暴食的深渊。出道时微胖的她在媒体报道中受尽嘲讽，这让她对自己的饮食控制更为苛刻，“7年里没有吃过一顿饱饭”。2005年，被寄予厚望的电影《长恨歌》惨遭滑铁卢，心理防线的崩溃加之哮喘病、湿疹发作，深深的无力感裹挟了她的生活，她描述自己“像只失控的饥饿的狮子般暴饮暴食”。在郑的《值得》一书中把“一直不停追求卓越”的要强个性作为自己患病的主要原因，“人们如何看我似乎比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来得重要，这实在本末倒置。我从来就没有善待过自己的身体（饮食）和（心灵）需要。在我心底，我老觉得自己不够好”。

“兔子”们也会互相聊起为什么要暴食和催吐：“对什么都不满意，身材、工作，还好有食物寄托”，“说到底还是人际关系，身材外貌的双重不满”，“后来满意了，改不掉了”。

注：通过对“催吐吧”帖子的分析，我们发现，患上“进食障碍”的原因虽因人而异，但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上五种原因。其中，“减肥、节食”是“兔子”们分享经历时提到最多的原因。

有关进食障碍的患病原因，北大六院进食障碍诊疗中心副主任孔庆梅表示，进食障碍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因素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遗传基础、家庭环境、传统的孝文化、耻感文化、宣扬‘以瘦为美’的商业文化、个人既往的经历，以及其他应激事件都可能触发进食紊乱行为。”孔庆梅补充道，“进食障碍与人格特质也有一定关系，这些患者一般表现出负情绪性和完美主义，如果有易冲动的性格就更易发生暴食和补偿行为”。

北大六院进食障碍诊疗中心主治医师陈超介绍，厌食症发病年龄普遍低于贪食症，这可能与厌食症的遗传度相对较高有关，而且这部分患者受家庭的影响更明显，贪食症患者则受到后天环境作用更大。“无论厌食症还是贪食症，都是通过控制体重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二者本质上都是自尊心低的表现”，陈超说。

然而，横亘在正常人和进食障碍患者之间的鸿沟却呈现出对于患病之“责”的互相推诿。“兔子”们认为“社会”中暗藏的体形偏爱与歧视对他们的进食行为有很大影响；但很多人视“兔子”过分追求瘦和美，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自我控制力，不值得同情。

知乎上有个话题：“如何看待网络上出现名为‘兔子’的催吐减肥群体？”。该话题有2323人关注，超过416万次浏览量。话题下的423个答案中，超过2/3的网友表示心疼，想要帮助他们克服进食障碍。

注：根据对知乎该话题下赞同量超过200的答案的统计分析，发现网友对“兔子”主要持三种态度：78.2%的网友表示“心疼”，并鼓励他们走出暴食的恶性循环；18.3%的网友对该行为表示“不能理解”，甚至发问“管住自己就那么难吗”；3.5%的网友不了解这一群体，感到非常“吃惊”。

“兔子”们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别人对待自己不是同情就是厌恶”“厌恶的多一点”。在这种互不理解的情境下，疾病的进一步解决陷入了困境。“兔子”们自成一派，拥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和线上聚集地。他们不想被媒体曝光、怕被家人发现这种“羞耻”的行为，但同时他们又渴望着被理解、被正视、被治愈。

最后一道防线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说起死亡，大家都觉得内科、重症监护室最容易发生，但自从进食障碍进了精神科，再也不敢说死亡与我们无关了。”张大荣说，在所有精神类疾病中，进食障碍死亡率最高，其中厌食症死亡率高达5%-15%。

有些 “兔子”认为，住院治疗就是“摧残精神”“被迫隔离”，所以拒绝这种治疗方法。实际上进食障碍以门诊治疗为主，尤其是贪食症。根据DSM-5，当患者的BMI小于15.99kg/m2时即为重度进食障碍，达到了住院标准，医生将通过临床评估确定躯体和精神的受损程度，进而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从营养治疗、行为管理、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等多个方面帮助患者摆脱病症的困扰。

6月16日，北大六院科研楼三楼会议厅，每月一次的进食障碍康复俱乐部联谊会在此召开，今年是联谊会的第12个年头。参会的多为患者家长，一到休息时间，他们就涌到医生周围询问如何解决孩子的问题。一位家长既对淘宝上售卖的催吐管表示愤怒，又为孩子这种催吐行为感到焦急与担忧，而医生们回答最多的就是：学会理解孩子。

提供照料者指导和家庭治疗，是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科引进的基于家庭的治疗方法FBT（Family-Based Treatment），旨在强调父母的“病因不可知论”，即不必知道进食障碍病因，避免相互指责，而应利用并优化家庭资源帮助青少年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难以启齿”是年轻患者在自尊心和隐私心笼罩下的常态，也是科学医疗手段难以撬开病痛大门的原因。而家长和子女形成同盟，尝试去彼此理解和共同面对，这对治疗起着关键的作用。

专业的进食障碍治疗团队需要精神科医生、咨询师、护士、护工、康复师等，而短时间内各种资源的集中调度，以及体系的形成很难实现。由于国内临床医生大多对进食障碍了解不足，问诊时很难认识到这是精神性的疾病，很多都会被转到消化科、内科、妇科等进行治疗。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的数据，中国每10万人仅拥有17.1张精神病床位和1.49名精神科医师。目前，国内只有北大六院和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设有特色病房，专门给进食障碍患者提供封闭性治疗，而其他省份的医院只是笼统地将其划到精神科，对患者的疾病诊断没有明确的界定。

注：根据“好大夫网”数据，截至2018年5月31日，全国进食障碍病房分布及数量

《柳叶刀》杂志2016年8月的文章《Top 10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eating disorders》中提到，根据最近的一次调查，欧盟有2000万人患有进食障碍，每年约有1万亿欧元（约合7.5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支出。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自1948年建立之初，就规定除牙科手术、视力检查和配镜以外，全体英国国民的其余一切医疗由国家免费提供，病人只需要付处方费。德国施行的法人医疗制度采用“社会共济”原则，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医疗保障费用。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称，精神疾病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为7%，已经超过心脏病和癌症，成为中国医疗体系的最大负担。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3.2％—7.2％，如今已经上升到17.5％。2012年，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问世。精神疾病约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20%，但精神卫生领域的支出不到1％，当前我国的卫生支出依然偏向躯体性疾病。

进食障碍患者家属王先生透露，每次带女儿来门诊就诊需要500元，住院一个月花费约3-4万元，进食障碍患者从治疗到痊愈可能需要数十万元。康复的过程反复又漫长，这对进食障碍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不只是治疗，还有预防

Prevention & Treatment

相比于进食障碍引起的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国内外都更加倾向于关注肥胖等明显的躯体症状，因为很多精神性疾病的诊断比较困难。很多患者不愿意将自己的病情告知他人，也不承认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正因为这样，进食障碍群体以“兔子”为名建立线上、线下的交流组织，以寻求各种摆脱现状的方法。但比起医学治疗，这种交流仅仅搭建了绵薄的归属感，治疗效果甚微，甚至反而会加深对于医疗手段的误解和不信任。

国内一些自发组织一直以来也在关注进食障碍群体的状况，例如公众号“一滴”搭建了一个分享康复故事和引导治疗的平台。如果患者为在校学生，在有需求并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号组织者会通过社会工作者联合患者所在学校的辅导员，调动社区资源等来提供帮助。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心身病房主任陈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相比于治疗，早期的干预和预防也很重要。有人不理解靠自控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还需要进医院治疗，但是进食障碍如同各种瘾症一样，一旦“启动”就会“失控”，外界各种无形的力量都会触发进食障碍的“开关”。

2008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宣扬“以瘦为美”的观念。2010年，英国政府开展了“形体自信运动”，鼓励孩子们对他们在媒体上看见的图像进行批判性思考。此外，英国广告标准局出台了关于模特电子修图方面的指导原则，明令禁止对人引起误导的、极端瘦削的形象出现在广告中。2012年，以色列通过法案，禁止BMI低于18.5 kg/m2的模特出现在广告和时装秀中。

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行动寥寥。2005年，媒体第一次报道“进食障碍”，标题为《过度减肥易导致进食障碍》。此后，媒体对于“进食障碍”的报道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数量水平。2008年，《鲁豫有约》栏目以“走出进食障碍·勇敢的心”为主题，邀请了一位曾有5年进食障碍病史的21岁女生参与访谈，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国内关于进食障碍患者的电视节目之一。2014年，美国流行女歌手Ke$ha因患有进食障碍而进入康复中心接受治疗的新闻，使这一疾病在国内也得到了关注，但随后又湮没在了公众视野。最近3年中，每年都有几篇关注进食障碍群体的特稿作品出现，但更多的讨论、研究和指导却仍旧停留在健康网站、豆瓣、知乎和贴吧等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