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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就是在丧礼上表演哭泣
李思林,小名三平,56岁。山西平遥南政乡东刘村人,民间艺人,职业哭丧客。
2015年。这一年,哭丧客三平的一个同行死了。
那位同行47岁,是一位平遥大戏堂的戏匠,三平形容他是一个「吹唢呐的胖子,上过星光大道」。和三平一样,胖子每天的工作就是哭唱。那年6月的一天,胖子正在街上哭唱,哭着哭着,有辆汽车正好经过,一下子把他撞得老远。
「做白事哭唱的这些人死了的也很多,像我们平遥就死了好几个。」三平说,他们这些人就是白事唱多了,「鬼上身了」。
尽管那位同行的去世在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但三平对自己的未来却没有任何担忧:「死人我不怕,我见的死人太多了。我活在世上,就爱看死人。」
晋中盆地,南北狭长,被汾河一分为二。在平遥这座古城里,充裕的煤炭资源早已成为过去;小说和电视剧里的「乔家大院」成为了这座县城的唯一的标签。三平就是在这座日渐旅游化的城市中,从事着「职业哭丧」的工作。
和大多数哭丧人一样,三平并不是「科班」出身。
三平一共上过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在三平读书的60年代末,义务制教学一共就7年)。但三平好学杂技,喜欢跟着秧歌剧团到处走穴,给人干杂活。「像我们受苦人,农民,什么事儿都干。」但那时秧歌剧团也不是很景气,大多数时候跟了两天就没活儿干了。很多时候,他不得不又跑回地里边干活去了,处理生计,他种过有十来亩玉米地,根本挣不到钱。「自己爱唱也是免费唱,一分钱也不赚。爱唱也没人用你。」
当时晋中有个秧歌叫《小寡妇上坟》,是专门的悲伤歌曲曲调,有家里办丧事的都会让人唱这个曲,所以他就唱上了。「我也不知道唱了多少年,估计有二三十年了。以前就不挣钱,属于会唱,但是他们(别人)没有我唱的动感情,后来唱着唱着人们就开始给小费了。」
三平说,让自己真正想要成为一名职业哭丧人的,是因为电视剧《马大帅》里的赵本山表演的一段哭丧。这个片段里,赵本山居然把一个死人哭活了。因为这个片段,三平把赵本山叫作老师。
2010年,算是三平正式以哭丧为职业的第一个年头,因为给人做哭丧表演,既能让他唱自己喜欢得秧歌,又能挣钱,让他很是喜欢。
但这个工作没有固定工资,全靠打赏过活。「今天说不定出去能挣150。明天可能就只挣100。你像我跑文水,一天挣110块;然后今天去了太原,像我那样干,人家给了200。」
「对,200,像我那样表演,还没有香烟。」他补充道。
三平回答不上来一个月要接多少活。因为白事是没有办法挑的。
最多的时候二十来天全是丧礼的活儿。他偶尔也接喜事,但因为一般红事是有计划的:比如定终生,就会提前挑好日子,一般的规矩是定在初九,所以活并不多。但白事就没法知道人哪天死,死了才能开始推日子。
「像平遥的话,就是九天起排,初一死了,初九开始安排。像汾阳就是三天起排,初一死了,初三安排。文水交城是五天,初一死了初五安排。」
为此,三平专门买了一辆红色的125摩托车,来应对紧密的日程。「离得近的就还行,不然根本赶不过来。比如平遥有白事、文水也有白事,根本赶不过来。一场还累得不行了。」
而且「(得)有中间人,直接去的话自己就不行。咱一个人。咱就不知道。比如今天太原有事。咱就能知道吗?总得有介绍人打电话。就跟明星大腕有经济人一样。像我们这样,没有介绍人,你根本去不了。」
因为要接活。李思林有两个手机,手不离身的是那个砖头一样的老人机,手机用了很多年,胶布缠了好几圈。还有一个是大家都有的智能手机,但因为认识的汉字少,也不会用拼音,所以他基本不怎么用。
「‘家住在太谷城哎哎哎…’这就是白事上唱的,喜庆的,喜事就不一样了,‘楞得儿登楞得儿登楞得儿登得得得得得…哎嗨呦,呀目呀呼嘿…’,你看,脸上就带着这个喜庆了,白事就不一样了,白事唱的时候我就把脸往下(拉)。」
三平对自己的专业性感到自豪,他认为自己不是单纯的哭丧,而是在表演晋中秧歌这门艺术。「我的嗓门大,哭上7天也没问题。我这个嗓门吊好了,这儿哭不出来从这儿哭,变调地哭,F调不行变成G调,G调不行变成D调。」
「就是务必得唱出感情来,动了心。因为小寡妇上坟,她的丈夫去世了,她领上她的三岁娃娃去地里边上坟去了。‘今天是三月里清明节,家家户户都上坟。人家上坟一群群,俺娘儿们两个人’,你说「人家上坟一群群」,她们就娘儿两个人,你不(得)伤感了?」
「有的人就瞎唱,他不知道里面的故事情节。就跟唱戏一样,里面都是有故事情节的。唱不出里面的感情的话,那你的脸上就没有表情。」「虽然我没有学过,但是我懂这种喜怒哀乐的状态。」
除了在白事上声泪俱下,三平还会在舞台上即兴表演杂技。而这一切几乎都是三平自学的。「我是看光盘学的。以前不是光盘嘛,人家有表演的就卖那种光盘,我就是看光盘学的。」
「打鼓顶缸这些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年轻的小孩儿就不会学,人家学的都是流行歌曲。」三平对哭丧的嗓子会有严格的要求,因此跟他学艺的学生很少能够有学成的。但三平不认为自己就是老师了,他想去音乐学院深造,也想去「星光大道」,在他看来那才是艺术。
三平哭泣的节奏基本是一天一哭。一年要工作三百多天,顶多只休息四五天。
他也有自己的避讳,在拍摄的一场丧礼上,有人要给他穿上代表孝道的白衣。他执意不肯,因为他觉得这不吉利。
有时候,不过去不行,他不想过去,中介还会拉着他过去。「没办法,骑虎难下,已经干了这行了。本身我是唱的,我是练杂技的,现在成了哭丧的人了。」
以前,三平会买村里的DVD在家自学秧歌,在家院子里揣摩各种杂技、气功。只要家里人一回来,他就会关掉,他不想给家人看到。三平的儿子对他说,他上初中的时候,他爸爸给人哭丧,同学们就笑话他,他也觉得丢人,回到家也埋怨他爸爸。
但三平已经无法离开这份职业了。「像我这种50多岁的人了,钱也挣不来,出外面去打工人家也不要。就得干这个。就这也干不了几年。像我今天的这种表演,年轻人能干得了我这样的活?干不了几年,干个一两年就差不多,太累了。」
「因为咱就是干这一行的,所以你就务必得唱。(但现在)我就根本不想唱,因为唱一次,投入进去,伤我的身体了。唱喜庆的,欢快的,心情激动地唱,唱悲伤的是心里边心痛地唱。因为唱得投入进去了,里面的剧情也把你带入进去了。所以我也不想唱那个,根本不想唱。我也难受了,得扯着嗓门唱了,用那种哭音唱。唱完不行,有时候唱得胸还会痛。」
有人问,他是否会想象过自己的丧礼,三平表示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想死我。嘿嘿嘿,我还想多活几年了。」
2018年4月,清明节前夕,三平又到了他熟悉的舞台前。他从红色摩托车里拿出一袭麻衣,穿上。人群里面已经出现了零星的哭声,唢呐声循环着。三平吊了吊嗓子,在空旷的灵台前,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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