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江山︱地景与乡土：集体认知中的基础设施

建筑设计群展“基建江山：共同体话语的空间根基”于6月30日至9月9日在OCAT上海馆展出。澎湃新闻市政厅将刊发多篇展览主题相关的论坛实录。本文节选自开幕对谈，由建筑师、研究者、建筑评论者与参展人共话基础设施与城市景观空间。

《基建江山》开幕对谈。左起：张佳晶、田宝江、谭峥、冯路、王翊加。本文图片均由OCAT上海馆提供

谭峥（青年建筑评论家，城市研究者，同济大学助理教授）：基础设施相关的城市形态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领域。那么，基础设施这个词大众能听得懂吗？我想，说得多了，大家就都能明白，更何况这个概念本来就存在，只不过不一定在我们的日常语境里面；一个展览本身具有公众教育的功能，也有一点点实验的功能，因此提出一个概念未尝不可。

冯路老师在这里策划过一个展览叫《格物》，建筑学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穷尽事物的事理，我们这个展览延续冯路老师提出的任务，但格的不是一个物了，而是一个系统、一个网络。

韦氏字典是这么解释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是分配公共资源的系统，是使一个区域、城市或国家正常运作的、最基本的系统。系统有什么特征呢？系统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比如说城市发展中留下了很多习惯，很多技术性、社会性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跟空间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软性的基础设施，它可能在局部有一些表现，会表征出来，但是它不会有形状。

那么我们怎么把握住它呢？有几种方式：或观察它的局部，或用图解描绘它，或介入它的日常运作。我策划这个展就是尝试做一种将无形显形的空间研究。展览具体分为两个馆（区域），我主要负责A馆，基建景观。基建往往会构成一种奇观，它（尺度）非常庞大，只有这种奇观跟我们身体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它；当我们去触摸它、体验它、行走它、“蹂躏”它的时候，就能理解它了。除此以外我们很难构建关于基础设施的日常知识，如果我要把这种东西表现出来，往往会形成一种奇观。

王翊加老师负责的B馆更多是落在人类学、社会学的遗产等方面，关于乡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空间问题。前现代的基础设施可能不像当代的，比如说我们有水管网络、互联网、交通网络，前现代没有这种东西。在那个年代，仪式、习俗、制度、体现在哪些层面，这也是一种基础设施，以各种各样有形或者无形的、文化上、符号上的形式表达。

我就简单地开题一下，接下来先请田老师说两句。

田宝江（同济大学副教授）：很高兴来到现场，前段时间我参与了谭老师的一个研究生课程，他们去调研指标对城市形态的影响，被我骂得挺厉害，我说你们这帮人研究指标，指标提都没提啊，要把它变成一个基础、根基性的东西，（才能）保证城市能够运转。包括你们说的习俗，人的各种关系、习惯，也是一种基础。

对我们规划师来讲，基础设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事，但是我们对基础设施的理解通常是市政，给水排水、电力电线、道路桥梁，我们叫市政基础设施。后来我们发现谭老师他们把这个内涵都拓展了，把它变成一个根基性的东西，保证这个城市能够运转的东西。我想想有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的定位，跟他所处的网络关系是密切相关的。

我发现展览里面让我隐约感兴趣地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基础设施跟我们所谓的地理环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可能先去研究规范，研究各个管道的距离、安全距离、隔离距离，等等，这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基础设施必须要遵从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我们会看到很多变电站、变电箱很丑陋地矗立在那里，然后景观师、建筑师就想办法了，包一个什么外壳把它给掩藏起来。这说明其实基础设施跟景观、跟我们的生活可能是一体的，是我们的专业划分把它人为割裂开了。

最近大家也在聊城市设计到底应该干什么，它其实应该起到一个整合的作用。我认为我们的专业划分是有问题的，凭什么这个是建筑学的事，这个是规划的事，这个是景观的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我们专业给它分为建筑、规划、景观；我们的城市设计或者是基础性的景观可不可以起到一个整合的作用？就是一开始先不要分专业，先要分这件事应该要干什么、为谁服务、提供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大家来说规划先干什么、建筑怎么配、景观怎么配，它应该是一个整合的机制。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展览，我觉得很兴奋的一点就是它模糊了专业的界限。

谭老师跟王老师通过这个展把很多不同专业的人给揉在一起，大家共同来看这一件事情，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新的视角。我们对基础设计的理解要更广泛，它不是一个市政的概念，可能是一个最根基的概念，它跟人、环境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展览把专业的壁垒给打破，也把我们各个专业的优势给发挥出来，使得我们的生活除了那个硬梆梆的管道设施以外，还有景观，还有文化、思想、艺术。

就像罗马几千年前的输水道，你说它是一个市政设施吗？肯定是的：输水的；但是它又是最伟大的一个建筑设计或者景观工程。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了，我们现在反而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了。今天这个展览我觉得是一个契机，帮助我们把这些东西找回来。

张佳晶（上海高目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主持设计师）：刚刚田老师讲的专业划分的事情，确实在我们各个高校里都是一个问题，原来是为了方便，比如说本来都是盖房子，分成了建筑学，分出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然后再到公建、土建，专业细分是为了让研究学科更方便。但是划分了之后其实就代表了新的壁垒，到了现在，我们这样的建筑师在外面做的事情和大学里教的，其实已经基本上没有关系了。

我觉得在当下社会，我在实践中已经分不清楚建筑、规划、景观和市政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上海黄浦滨江贯通。政府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是保守的代名词，结果反倒先让上海最一线的、你们耳熟能详的建筑师做市政桥梁设计，桥梁做完之后非常成功。这个时候甲方、政府、开发商已经开始模糊这个边界了，但我们的大学教育可能还在固守着学科的边界。建筑学和规划学看同一件事情，可能视角不一样，然后再看否能跨界，能否牵扯到其他专业领域。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个夏令营就是跟社会学合作，其实也就是用不同的视角看一个整体。

建筑学要跳出一个新的高度，然后重新审视本来就在一块的、唯一的那个事物，这样建筑学才可能深刻地或者是永久地发展下去。学院派确实要向实践建筑师学习，我倒不是说学院建筑不对，但是实践跟学院的差距真的是非常大的。所以每次回学校教课我都感触很深。我现在理解的基础设施是一种系统，这个系统里面的核心是算法，城市的建筑师可能在做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商业综合体，这些东西登不了建筑学的大雅之堂，但是它背后承载着这个城市里复杂的算法，而支撑这个算法的可能和基础设施有关，算法主导的时代已经来临。

冯路（无样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现在建筑其实很火热，到处都是各种展览。展览一定要有一个学术性的诉求或者一个思考的框架，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谭老师跟王老师的展览“基建江山”。说前沿吧，它确实是挺新的，脱离了传统建筑学的那种框架；但是你说它很新吧，真的很新吗？它其实也并不新，仍属于建筑学也好、城市规划也好，一直在讨论的范畴。

关于这个展览的主题，我会说三组关健词，第一组关键词就是它是固定和流动的两种东西的比较。基础设施，我会想到建筑的基础设施，像建筑的地基；森佩尔说的建筑四元素，其中有一个就是土基工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到现在依然存在——所有的房子都是有基础的。那么它是一种固定的的东西，是为了获得一种永恒性：我们盖个房子是为了使用50年、100年以上的。到后面就开始向流动性转向，这是一种现代性的结果。

基础设施开始是给排水管道、电线这些东西，它的载体——管道——是固定的，但它的内容是流动的：水要流动，电也要流动，然后建筑师都知道有一个词叫隐蔽工程，这些（基础设施）通常都被称为隐蔽工程，因为传统上它是属于建筑形式之外的事情，要被遮起来，就是说它没有表达这个事情的权力。水电基础设施这些东西，其实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在人文的时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很Low（低）的东西，纯技术性的；到现代以后，科技变得非常powerful（强大），人文反而变得无足轻重。

所以我们发现城市里基础设施主要是以流动性为主的，就像谭老师说的，真正意义上的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是一种系统，系统重要的是关联，要关联就一定不是一个固化的东西。但是2000年之后，它重新又向固定的东西转向。比如张佳晶老师做了很多桥，为什么要建筑师去做一个桥呢，肯定不是要建筑师去设计那个流动性，而是要设计一个桥本身，就是桥的模样，这时交通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只有它长什么样子很重要，这是有趣的一个转向。

接下来，它是从不可见的状态变成可见的状态。通常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也好，隐蔽工程也好，通常是被隐藏的，被排除在通常的城市空间经验之外。现在变得可见，是因为它力量太强大了，不是技术本身带来的力量，而是技术跟资本已经被强力地绑在一起了。比如说在城市里面，道路越来越主导你对这个城市的理解。今天我们开车可以选择不拥堵的道路，因为你看得到堵车的道路，你可以提前选好。从不可见到变成可见，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最后一个转向，显然是从物质到空间的转变。比如说电，它还是物质的，电子的传递你看不见，但它还是物质。到了当代，空间变得最重要，这个空间不仅仅是形式的东西——它那个样子；还有一个空间直接的生产。比如说地铁站周边的地产开发，它跟交通设施关系紧密，它直接带来空间的价值。从物质性的东西上升到空间性的东西，这个对于建筑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知道有一部分参展的作品是关于乡村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现在乡建是一个热点。建筑师进入到乡村，必然会带来一些所谓现代的基础设施的模式。原先农村的排水都靠自然，你一进去要组织什么乱七八糟的基础设施，其实这是一种所谓现代科学的、理性的技术进入到乡村，进入到一个自然系统，这个事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我简单说到这儿，我想把话筒交给另外一个策展人，讲讲乡村的情况。

王翊加为观众做现场导览

王翊加（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专员）：B馆的主要内容跟乡村有关，展览上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观察到的前现代的一些东西，然后它和现代碰撞之后发生了些什么。如果用张佳晶老师说的算法来解释，我们整个世界是由算法组成的，但是有很多套不同算法，两套算法碰到一起的时候谁说了算？一套算法占上风了，但是另一套的算法跟绝大多数人不一样，怎么处理？就妥协吗？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展的内容，说得更具像一点，就是在乡村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他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城市化形成的空间，其实是不能融洽相处的，他们是怎么来协调这些矛盾的。

另外一种情境就是，两种算法在两组不同的人身上发生，他们怎么PK；如果两种算法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可能就分裂了，或者是拧巴了，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怎么来协调这件事？所以我们的展览里面还有一个内容，关于建造者本身，两种不同建造的逻辑落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怎么自己来做调和？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接受新的东西，然后把新东西内化，也是我们主要展示的一个内容。

这就涉及到了刚才冯路老师说的乡建的问题。我们做一个介入者和当地的那些人，比如传统的工匠，跟他们合作了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情况。如果观察到那些人对这种新知识的接纳，这个双方互相影响的过程，其实是特别有趣的。比如孙久强老师他们的项目，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展示，让大家来观察一下，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去组织展览的内容吧。

谭峥为观众做现场导览

谭峥：再来说地景与乡土，为什么会取这个标题，其实就像王翊加老师说的，两套做法、两个系统碰撞，最显著的两个场景，一个是地景，一个是乡土。为什么在前现代不会有这种矛盾？因为历史非常漫长的发展已经把这些矛盾都消解了，或者说达到一种和谐了。

为什么在古代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日常景观没有那么多冲突？为什么我们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城市里面突然看见一个变电站说“哎呀真丑”？ “野渡无人舟自横”，野渡就是一个基础设施，我不会觉得野渡很难看，野渡很美。为什么？因为它在我们的话语和认知里面都已经被调和了。在现代化里这种调和没有那么快地发生，我们还不适应，一个飞机场建造在一个城市里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可能一个浦东机场的跑道，飞机滑动到停下的这段距离就已经超过了老城厢地区。这种不和谐与冲突，我们还没有适应。

我们的初衷，一个是张佳晶老师提到的学科整合的问题，规划、景观，甚至其他跟工程、空间相关的学科都应该整合。第二个，在我们的文化结构、我们的日常认知里面，这种不和谐是怎么造成的。由于历史的不同步，我们很多的认知还停留在前现代，但时代已经进步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程度，不和谐还是会继续发生下去。我们作为空间的干预者应该对此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在座的还有很多参展人，也请他们来说一说。

潘律、王博、周昕，天路，2016，录像装置截帧

王博：我自己是艺术家，主要做一些影像方面的工作。大概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谭峥老师跟我联系，我之前做过一些跟基础设施、跟社会学、基础设施美学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见面聊了一下，发现我们的兴趣有非常多重叠的地方。我之前的实践又是跟景观的制造有关系的，慢慢地我的兴趣就转到景观跟社会、空间的关系上来，然后就误入建筑圈了。我觉得很好玩儿的一点，基础设施是一个可见与不可见的概念，它作为一个景观是假设被看到的，还是一种我们应该假设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基础设施的这种可视性或者与不可视性，有一种很暧昧的关系。

王卓尔，舟游上海，2018 ，视频及装置展场概念图

王卓尔：我对于基础设施这个话题的关注大概从四年前回国开始。那个时候刚刚从荷兰这样一个国家回到上海，一下子感觉到特别大的落差。在荷兰这样的国家，它的基础设施基本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各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很相似）；但是在上海，不同地区的设施的质量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于是我在大概在四年前开始做一个新的研究，其中在上海做了三年，之后想把那一套思维放到一个关于河道的研究里面，就是“舟游上海”，也是因为这个课题，谭峥老师邀请我参加这个展览。

谭老师在基础设施这一方面拓得比较宽，不单单局限于我们通常意义上认识的基础设施，还拓展到其他意义上。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用来调剂整个社会公平，进行合理资源分配的一种手段。所以我认为这个展览的话题本身非常有意义。尤其在过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大家很少讨论设施这个问题，讨论更多的，或者说建筑师关注更多的，是造更多的房子、如何快速地扩张一个城市，等等。但是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大家会发现这样一个快速扩张的时代不见了。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可能是未来我们一直要研究的话题。

韩涛+中央美院图解研究小组，长安街计划-禁区1，选自《大长安街计划：一个超尺度基建图解的空间政治、技术治理、与心理投射》，2016-2017

韩涛：中国以前是存在基础设施的，我们可以粗线条地把儒家这套思想理解为社会组织蓝图，然后这个规范变成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大概雏形。我们看到中国每一个城市或者乡村，大概是用道家宇宙论思想或者五行观念来完成跟自然对接的基础设施，而且是以利用为主。

基础设施本来是接在一个可循环的自然系统中的，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发生了主动变成被动的转换。原来我们是主动去营造一种关系，到了19世纪之后，民族国家成了一种主流的力量，开始自上而下地去塑造一种大逻辑；在这种大逻辑下，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跟地方生活没有关系了，它变成一个自上而下的顶层策略。由于把西方的现代性技术裹挟了进来，我们的基础设施系统就脱离了跟自然循环有关的状态，进入到了跟西方很接近的（人文与自然）断裂状态。

再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研究。我比较自然地关心长安街，但是直到最近两三年，我突然发现长安街最早的形态就是一个广场，没有长安街这件事，我头脑中长期的一些概念，原来是被塑造的。长安街在明清的时候就是一个内院式的、广场式的空间，到了民国和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中国现代性转型时期，它才开始变成一个街道。到了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长安街一步步地扩散，很多四合院都被一个宽大的马路所取代。我在梳理这段历史的时候突然发现，北京最早建城的自然地理系统，实际是建构了长安街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地理原因。它向东的一个延伸，就是今天的山海关。如果我们通过空间政治的历史角度去理解，就从一条街道的历史看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断代史，然后在这个大背景中看到建筑学在其中性质的转变、类型的转变，我的课题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低技术工作室+中国乡建院，狼⽛⼭穹顶建造，2017

孙久强：我来自北京的中国乡建院，我想说两个事，一个是我对基础设施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概念有一个相对的关系，比如对建筑师来说，可能结构的改变就是基础设施，要把它藏起来；而对于使用建筑的人来说，可能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基础设施。我们觉得某个房子或者场地做得好，只是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基础设施；我们觉得这个建筑做得有点突兀，可能是它忽视了自己作为基础设施的属性。

再说一下我对乡建的理解，我在村里干活比较多，我反而觉得可能乡村和城市在我心目中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作为所谓的专业从业者，我们的工作逻辑是收集需求、分析现状，然后提出问题、给出策略。

我们做的三个小案例，其实是我们在主体业务之中找到一些小的机会来做的一些尝试，有的是回应开发商的需求，也有回应政府的需求，回应村民的需求。刚才王老师也说了，今天我们把这三个东西作为一个靶子立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多多提意见，谢谢大家。

谢竟思，城市化、社区激活与边界更新，2018，设计图

谢竟思：我的这个作品是跟北京的一个大数据的研究团队合作的，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对城市的一些社区、一些街道的数据研究，在此过程中，得出了很多跟城市有关的结论。我的作品集中于两个区域，一个是深圳的城中村，叫做赤尾村；还有北京的一个社区，叫鸭子桥。在研究这两个区的时候，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包括比如一些城市的老人的习惯空间；在城市更新中，因为一些基础设施和规划，导致居民的生活不便利。我用动画把这些数据反馈出来。

我对基础设施的理解是这样的，在以前的意义上，基础设施其实是对城市的生活空间和人的行为的一种构建。现在，对一个社区或小群体来说，基础设施其实会引导周围的生活氛围，他们的文化内涵和他们的行为和组织方式。我觉得未来的城市和城市规划更多地需要从一种人文主义的角度去考虑和思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