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我与王仲荦先生的一面之缘

王仲荦先生（1913-1986）

《中国历史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自1982年上海的分卷主编会议做出具体出版部署以来，进展不小。尤其是1983年底，第一个分卷《史学史》的问世，给其他分卷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大辞典》的《魏晋南北朝史》（以下简称《魏晋卷》）的两位主编是胡守为与杨廷福。胡守为生于1929年，毕业于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历史系，五十年代受中山大学校方委派，担任史学泰斗陈寅恪的学术助手，八十年代初，接受《大辞典》编纂处之聘，出任《魏晋卷》的主编时，年方五十一岁，职称还是副教授。而杨廷福生于1920年，比胡守为年长九岁。杨廷福曾入学著名的无锡国立专科学校，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年“丁酉之灾”时，被划为“右派”，长期为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的编外之氓。但他不甘沉沦，反而加倍砥砺向学。粉碎“四人帮”之后，终于颖脱而出，一鸣惊人地发表了一系列唐律与唐代社会文化史的论文，名动海内外，因而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

在胡守为、杨廷福两位主编的主持下，《魏晋卷》于1982年及1983年在上海与黄山召开了两次编委会议，切磋了样稿，交流了运用辞书体例撰稿的体会，于是便有了在青岛召开第三次编委会议的动议。但此时传来了杨廷福患肺癌在沪不幸去世的凶信，这是《魏晋卷》的一大损失，千斤重担将由胡守为统率的编委们承担起来了。

选择青岛作为《魏晋卷》第三次编委会定稿之地是有深意的。青岛濒临黄海，四季气候宜人，更重要的是治本段历史的“亚圣”王仲荦仍在山东大学绛帐授徒。胡守为通过本卷编委、在山大执教的郑佩鑫请王仲老拨冗审读了部分稿子，请他前来发表高见，用胡守为的话来说就是“为我们壮胆”！

王仲荦当时年已七十一岁，“矍铄哉是翁也”，他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当他知道我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马上说：“罗竹风同志那里来的。”罗竹风建国初是山东大学的军代表，五十年代调任上海出版局局长。后来因为一篇议论编辑应是杂家的文章而罹祸。此事在上海出版界流传甚广。王仲老的一语就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话题就多了起来。

那天晚上，王仲荦谈兴甚浓，一口余姚乡音夹带上海腔的蓝青官话，滔滔不绝，妙趣横生。我是上海人，听来觉得悦耳亲切，毫无理解窒碍。同座的粤人胡守为、林亚杰，赣人万绳楠似乎亦无不解之处，真是曲尽其妙。

话题是从唐史学会开始的。唐史学会成立于1980年，众望所归，大家一致推举唐长孺为会长，王仲荦、史念海等为副会长。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万众瞩目。学会成立时就认定以唐这面大旗纵贯古今，号召四方。然而学会成员各有术业专攻，有的本身就专注于唐史，乃得其所哉，如陈寅恪的传人汪篯，他的弟子胡㦸，被众人推举为学会的秘书长，名实相符。也有兼治魏晋与隋唐史者，如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学者朱雷、陈国灿等，他们是“两门抱”，上下衔接沟通，当然也相安无事，愿意接受唐史的涵盖统帅。甚至新兴的交叉学科的敦煌学者也主动要求挂靠于唐史学会门下。然而有些学者只搞魏晋，至多上溯秦汉，但不再入唐史领域，如田余庆、高敏等，以“唐史”涵盖就有些勉强了。所以这些学者酝酿成立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王仲荦并不赞成别树一帜之举，他对胡守为说：魏晋和隋唐，“在寅恪先生那里是不分的”。即两段历史本为中古史的延续，当时闻此语的胡守为颔首赞同。王仲老接着说，现在你们要成立魏晋史学会，“唐先生不当会长，我也不当会长。你们一定要有领头人，可以去找缪钺先生，德高望重”。缪钺是四川大学前辈学者，兼通文史，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读史存稿》，对魏晋文史诸节多有精妙的阐述。王仲老不支持另立山头，但也不反对合理的多元化补台举措，因为事实也证明唐史学会不能包揽一切。如1983年，学会准备出版会员论文集刊，何兹全递交了《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何先生是魏晋封建论的健将，此文是他对所坚持的分期说的长篇申论，却被集刊编辑以不在唐史论题范围内而退了稿。何先生遂将论文另寄《历史研究》，很快就在1984年的第一期上刊出了。所以王仲老感慨地说：“兹全同志的文章你不要，你要谁的文章？”言词之中蕴含了对编辑机械处置的批评。

话题又转到去年王仲荦应邀去日本讲学一事上。日方给应邀的学者以讲学报酬。王仲荦说起在日本的免税商店，“我倾囊所有买了一台空调”。因为济南不比青岛，地处内陆，夏天很热，持续日子又长。王仲老为自己的一掷千金而有些自得，他很想藉此加快自己“名山事业”的进度！但是当夜聊天结束，告别王仲老出得门来时，胡守为却正色地告诉我：“这个空调耗电量很大，电费很高，当着他（指王仲老）的面不好说破，扫了他的兴。”青岛会议时的1984年，距今不过四十年光景，王仲荦是山大的二级教授，当时月薪三百二十元，又时有稿酬，但胡守为居然为王仲荦能否承受空调高电费而担忧，这里更多的是中国百姓“富起来”前后的心态上的巨大改变。

次日早餐，听王仲老说，昨夜聊天后，因为已过十一时，酒店停供热水，他便洗了个凉水澡，我们都钦佩他的健硕。他又说，万绳楠带来的六安瓜片茶叶很好，香酽醇口，但喝了夜里睡不踏实。究竟是茶叶之故，还是面晤友人兴奋呢，大家也没在意。

上午的会议由胡守为主持。他首先怀念了刚去世不久的杨廷福先生，勉励诸君奋发努力，早日完成全书的出版，以告慰杨先生泉下英灵。接着是《大辞典》副总编吴泽讲话。吴泽很善于辞令，能居高临下抓住听者的心理预期。何况现在他与杨翼骧主编的《史学史》已经以《大辞典》的第一部分卷出版了，这使他说话更有底气。他不无得意地介绍起《史学史》选目、撰稿、三审、读样过程中的甘苦得失，绘声绘影，生动感人。多年后，同来的胡守为的助手林亚杰还能回忆起吴泽讲话的表情神态与语言风格，可见印象之深。但正当此时，隔座的王仲荦却发出了轻微而有节奏的鼾声，显然因为昨夜没睡好所致。这时一室中最为局促不安的是郑佩鑫，然而又不能众目睽睽之下越座去推醒他。幸而一分多钟后王仲老自己醒了，而吴泽还在意犹未尽地继续他的讲话，并未觉察。

接着便是王仲荦谈他读了本卷稿子后的感言。王老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总体质量不错，大家应该有信心在此基础上搞下去。本卷历史因朝代政权频繁更迭，官制、兵制及其他典章制度多有变化，难免收词增多，这是有益于读者祛疑释难需求的，我们作者不必动摇。王仲老的一番话尤其使与会的贵州大学作者王新邦备受鼓舞。王新邦曾受学校派遣，往山东大学进修一年有余，朝夕请益于王仲老门下。这次撰写北朝典制条目，尤受益于王仲老新著《北周六典》的助力。会议气氛很好，互相切磋推敲，也有严肃的指名批评，大家均有收获不小，不虚此行之感。

下午的议程临时有了改变，因为特邀的摄影师有便为大家在海边栈桥等景点摄影留念。当代表们漫步到海边时，王仲老已先到了，他招揽了一个冷饮摊点，给每位代表人手一份青岛特色的大雪糕。这在八十年代前期，也是不小的手笔了，算是王仲老这位长者对大家辛勤工作的一种慰勉吧。

摄影结束归来时，王仲老乘暇专门对我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我听了忙说：“不敢当！请王先生吩咐。”原来他的断代史专著《魏晋南北朝史》于1980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后，大得学界同仁好评，被誉为断代史著中的精品。王仲老对责任编辑林烨卿的种种处理手段，包括史料的征引、版式的变化、正文与注释互相照应等等均非常满意，曾亲笔写信向林烨卿致谢。林烨卿是上海出版界历史编辑中的优秀代表。他生于1921年，小王仲荦八岁，长期编辑历史读物。除了王仲老的《魏晋南北朝史》，还有杨宽的《战国史》以及后来的《西周史》等，均经他之手推向海内外，获得很高的声誉。此时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已经杀青交稿，与前书《魏晋南朝史》类似，仍要求直排繁体。他听说林烨卿已过“六十而耳顺”之年，可能退休，由年轻的女编辑张美娣接手。王老知道，人生到花甲之年，能够享受荣休是一大幸事，应该向林烨卿表示祝贺。他更知道分寸，没有权利干预出版社的业务安排，他跟新任责编张美娣没有接触，谈不上有任何不信任的理由。他只是希望自己珍视《隋唐五代史》的心情能为社领导知晓理解。

我从青岛返沪后即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林烨卿先生不在社，接电话的正是张美娣，言谈中我感觉到这是个爽快麻利的女性。我向她介绍了王仲老的关切和期待，她答应即向社领导汇报。仅过两天，张女士便来电告诉我，社领导已同意特事特办，请林烨卿与她两人共同担任《隋唐五代史》的责任编辑。我遂向王仲老连发两封信，禀告事情经过。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说：“迭奉二信，至感廑注。”表示放心了。最后他还十分客气地署上“弟王仲荦”。我知道这个“弟”字是旧式书信中的自谦之称，但终究使我这个后生小子有不安之感。

在青岛和王仲老一别之后，我本来以为相见机会很多。尤其是1984年下半年，中山大学的谭世保以同等学力考取了王仲荦的博士研究生，每年寒暑假期，均须路过上海去济南，见面容易，信息畅通。王仲老的其他博士生袁刚、齐勇锋、齐涛、傅克辉等我也很熟悉，时有往还，王仲老的举动常听他们说起。然而世事毕竟难以逆料，1986年上半年，突然传来王仲老因心脏病发作而遽然谢世的噩耗，令人难以置信！后来听谭世保面告，事发当日并无征兆，一室博士弟子环侍左右，王老兴致盎然地讲述历史掌故，心脏之疾骤然发作，急送医院而抢救无效。正是天妒贤才，不与寿数，顷刻之间，竟成永诀！

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陈寅恪“以启山林”之后，贤者辈出。但群雄皆奉唐长孺为祭酒盟主而马首是瞻。五十年代始，王仲荦头角崭露，成果渐多，尤其是八十年代两种断代史专著的出版（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是《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的前身），魏晋学界遂有“唐一王二”的美称。“文革”中期，中华书局奉命筹组学者点校“二十四史”。唐长孺负责“北朝四史”，王仲荦负责“南朝五史”，中华书局的同仁因而戏称“南王北唐”。这本是一句戏语，王仲荦闻后却大为不安。他说：“唐先生的学问胜荦百倍！”意为王不敢僭居唐之前也。虽然王仲荦之语亦有自谦的成分，但他尊唐崇唐的心情是真诚的，为学界众人所知。

八十年代，王仲荦招收的五六位博士生入学后，有人觉得似乎“唐一王二”的趋势可能会改变。尤其是彼时唐先生双目已几近失明，每天只能靠学生“读书”给他听，供他分辨排比思索，如晚年的陈寅恪倚仗助手黄萱那样。而王仲荦壮硕如初，敏捷如故，勤奋如昨，每日成稿均在二三千字之数。假以时日，此滞彼长，水滴石穿，“唐一王二”难道不会起变化么？

从表面看，若仅仅计算两人著作的种类与字数等，王仲荦是不亚于唐长孺的。尤其是两部断代史以及八十年代《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的出版，字数已远超唐长孺了。这次青岛会议时，我听郑佩鑫说，京派的一些“大佬”对王氏的断代史是不入法眼的，以为这是铺叙史事，犹如吕思勉昔日旧著。直到两部北周之书出来，王氏才算“站住了”。但是郑佩鑫不知，即使两部北周之书出版，那些人仍不以为意，认为不见分析功力之深邃。

五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了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与《续编》，唐氏寄书给陈寅恪请求指教，陈先生复函云：“寅恪于时贤之文多不敢苟同，然独诵尊作辄为心折。”除了对当时学者的批评外，对唐长孺的论文是不一般的奖掖，无怪唐氏在史学界享有如此高的盛誉。以后唐长孺还出版了《拾遗》《山居存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论著，大多均在陈寅恪谢世之后，但行文风格与水平则一以贯之地保持着，所以唐氏是无愧于陈寅恪之后，本段历史研究的执牛耳之人物。唐长孺（1911-1994）比王仲荦（1913-1986）早生两年，又晚逝八年，阳寿前后共多了十年。只是学问思虑的深度未必与生命的长度等同，即使王氏没有早逝的意外，恐怕也无力改变“唐一王二”的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