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百年土耳其与帝国遗产①：泛奥斯曼主义的困扰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图

100年前的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作为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土耳其为实现现代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土耳其模式也曾经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成为独树一帜的现代化模式。在这浴火重生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土耳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摆脱帝国和宗教认同的困扰，塑造土耳其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

在凯末尔时期疾风暴雨式的现代化改革中，土耳其确定了世俗化、西方化的发展道路，并在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世人也一度认为土耳其已经摆脱了传统身份的困扰。但是，伴随二战后多党制进程的启动、20世纪60-80年代的政治混乱，困扰土耳其的传统身份及相关的政治思潮不断复兴，并在冷战后特别是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

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也恰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所言：

“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身份的过程。它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历史表明，土耳其远没有摆脱作为帝国遗产的身份政治困境。

从历史来看，土耳其的身份政治矛盾发轫于奥斯曼帝国末期，当时相互交织的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土耳其主义等政治思潮，反映了帝国晚期帝国认同、宗教认同、种族认同、民族认同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尽管土耳其民族主义确立的民族认同成为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基础，但始终受到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超国家认同的掣肘和羁绊。

伴随奥斯曼帝国覆灭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特别是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的废除，世俗化、西方化的共和国成为土耳其现代化的追求，但却始终存在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的深刻矛盾，并制约和影响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

土耳其格雷梅热气球

伴随土耳其以国家民族主义打造同质化、单一化的国家认同，否定少数族裔和教派群体的多元身份，又造成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的矛盾，导致以库尔德民族运动为代表的族裔身份政治兴起，并呈现出激进暴力政治和非暴力民主政治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对土耳其的国家认同、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多层次的身份政治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面临深刻的身份困境，并作用于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政策。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将分别围绕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以及西方化与伊斯兰化的矛盾、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的矛盾，分析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

土耳其面临的主要身份政治困境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当代世界政治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目前学界尚未围绕身份政治的概念及内涵形成充分的共识，它在广义上是指把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政治化的行动或做法。简单地说，现代意义上的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承认、权利和利益构成了身份政治的主要目标。

在中东地区，基于身份政治的困境既影响民族国家构建，同时又由于民族、宗教、教派的身份认同具有跨国性，使其不断外溢以致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甚至酿成国际冲突。在中东国家中，土耳其存在的身份政治问题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现代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领导下建立起世俗的共和国体制，抛弃了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传统身份认同，建构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认同，走上“脱亚入欧”的西方化、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土耳其国家身份中蛰伏的帝国、宗教、种族、族裔等多重认同逐渐从复苏、兴起到勃兴，进而到20世纪80年代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执政时期趋于活跃，并在21世纪以来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治下展现出强大张力。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选择都凸显了身份政治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对内推行伊斯兰化政策来修正立国之本的世俗主义，如对内增加宗教教育内容、全面废除禁止戴头巾的法令、把圣索菲亚博物馆改作清真寺等；同时，正发党以国家民族主义和反恐话语向库尔德人等少数族裔施压，加剧了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对立。另一方面，正发党逐步调整近代以来土耳其西方化的定位，日趋奉行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杂糅的激进外交政策，以“向东看”政策积极介入中东、高加索、中亚地区事务，导致土耳其与西方矛盾分歧不断。

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在2021年宣布将土耳其的国际公认名称从“Turkey”改为“Türkiye”，并于2022年6月得到联合国的同意和确认。更改国名表面上反映了土耳其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诉求，背后则体现出土耳其国家身份的重塑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再定位。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民众在贝西克塔斯区Ortakoy广场的清真寺附近消磨时间。

从宏观方面看，土耳其身份政治困境中存在超国家层次、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上的数对矛盾。

其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即泛宗教、泛种族认同以及帝国认同与土耳其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矛盾。它突出表现为土耳其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内外政策选择的过程中，始终受泛宗教、泛种族、泛民族思潮的影响，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甚至陷入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如追求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建立突厥语国家组织并谋求其组织领导权等。

其二，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东方与西方的矛盾，即世俗化、西方化与伊斯兰化、东方化的矛盾。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尽管长期以世俗民族主义压制伊斯兰主义，以世俗化否定和超越伊斯兰化，并通过脱亚入欧和加入欧盟追求西方化，但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始终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并在政党政治中成为政治动员手段，同时渗透于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如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导致其与沙特、阿联酋、埃及（中东的反穆兄会力量）的矛盾。而土耳其的西方化也在入盟屡屡受挫后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并因民主、人权等问题与欧美龃龉不断，导致其回归东方（中东、伊斯兰、中亚）倾向的强化，进而使其摇摆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表现出严重的身份迷失与困顿。

其三，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的矛盾，其核心矛盾是土耳其国家认同与库尔德等少数群体族裔认同的矛盾，以及国家统一与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的矛盾。从凯末尔开始，土耳其不断以国家民族主义打造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但在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方面，始终存在否定和漠视少数族群特别是库尔德民族身份和权利的做法，进而引起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和政治抗争，并出现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恐怖主义等扭曲的民族主义形态。土耳其也曾努力寻求民族和解，但由于库尔德问题异常复杂和跨越多国，以致始终未能实现和解，并与人权、入盟、反恐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深刻影响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利用“多元身份”在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北约、欧盟之间纵横捭阖的外交表现令外界刮目相看。诚然，通过斡旋俄乌和谈，促成恢复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黑海粮食倡议”，土耳其提升了国际地位，其谨慎平衡的外交策略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其国家利益。

不过，“多元身份”给土耳其带来的困境与挑战也不容忽视。俄乌冲突一方面加剧了土耳其对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依赖，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土耳其维护与俄罗斯的利益关系，其实质上仍是在东西方之间进行平衡的张力。同时，土耳其以芬兰、瑞典支持库尔德“恐怖组织”为由制衡这两国加入北约，并以此要挟北约和美国满足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的要求，也足见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影响至深，其根源仍在于土耳其与西方围绕库尔德问题在民族身份、人权、反恐问题上的分歧，而本质则是双方围绕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歧。

表面看来，冷战结束、“阿拉伯之春”等重大历史变革也貌似曾为土耳其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提供历史机遇，但事实证明，土耳其基于身份政治的内外政策并不顺利，甚至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和重大挫折。从这种意义上说，俄乌冲突在近期对于土耳其更多意味着机遇，但从长远角度看则更多意味着挑战和压力，这是迎来建国百年的土耳其应该铭记的历史警示。

当地时间2017年3月1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集会。

土耳其历史进程中的泛奥斯曼主义

泛奥斯曼主义是将帝国认同置于宗教、种族和部落认同之上，以共同臣民身份为政治认同基础，通过建构所谓“奥斯曼民族”来维护帝国统一的泛民族主义思想。简而言之，就是只承认统一的大奥斯曼民族，而奥斯曼帝国的其余各民族都必须奥斯曼土耳其化。由于具有极强的民族沙文主义色彩，泛奥斯曼主义自问世以来即遭到帝国内信仰基督教各民族的抵制，而且也面临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的反抗，因而难以挽救帝国的衰亡。

土耳其共和国新政权放弃历史悠久的旧都伊斯坦布尔，选择地处安纳托利亚的内陆城市安卡拉为新首都，代表着它与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决裂。总之，基于现实主义考量，凯末尔将土耳其的政治活动空间严格限定在现有民族国家疆界之内（东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其目的在于切断与奥斯曼帝国相关的一切政治、文化、制度和历史联系，抛弃泛奥斯曼主义帝国认同的幻想，进而通过土耳其民族主义来确立政权合法性。实质上，凯末尔主义者及其继任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否定只是权宜之计，当政权得以巩固后便又对其做出新的阐释。例如，1953年，土耳其举行全国性的“征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500周年”纪念活动，这无疑是泛奥斯曼主义复苏的表现。

厄扎尔主政时期（1983-1989年任总理，1989-1993年任总统），内外因素共同推动了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的产生。“新奥斯曼主义”的概念由戴维德·巴查德（David Barchard）在1985年提出，最初主要指厄扎尔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外交理念，后来也指重新恢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的关注以及在该区域范围内重建同质身份认同的理念和政策，是泛奥斯曼主义的延续和新表现。

在国内政治层面，厄扎尔试图用“新奥斯曼主义”解决社会不同群体多元认同的紧张关系；在对外关系方面则以“新奥斯曼主义”为工具，在巩固与西方关系的同时，积极增强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亚突厥语族国家中独特的影响力，追求土耳其的大国地位。新奥斯曼主义对土耳其的民族国家身份构成了挑战，改变了土耳其不介入周边事务的传统，但随着1993年厄扎尔的逝世而陷入沉寂。

正发党政府总体上延续了厄扎尔时期的新奥斯曼主义策略，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规划项目中再现奥斯曼的文化符号，这主要集中在清真寺、宫殿和公共建筑（政府机关、市政基础设施、学校）等方面。

其二，政府支持和资助制作以奥斯曼帝国辉煌历史为核心主题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唤起民众对奥斯曼帝国辉煌的自豪感，其中纪念奥斯曼帝国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电影《征服1453》曾刷新土耳其电影票房纪录。

其三，教育部门颁布法令，规定将奥斯曼土耳其语课程纳入全国高中课程，试图以奥斯曼语言带动奥斯曼文化的复兴（编注：奥斯曼土耳其语是奥斯曼帝国的官方语言，其中存在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流行于贵族及上层社会，其书写系统是经过修改的阿拉伯字母。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被废除）。此外，在印刷出版、美术、音乐、餐饮等社会诸多领域都融入了奥斯曼历史和文化元素，甚至埃尔多安以及政府官员经常将自己描述为“奥斯曼帝国的子孙”，这些举措共同促进了奥斯曼元素在土耳其人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流行，从中也可窥见土耳其通过操控历史记忆逐步修正凯末尔世俗主义版本土耳其国家身份认同的倾向。因此，帝国怀旧是正发党塑造政治话语的手段、维持保守主义国家身份叙事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引导民众对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历史的崇拜和肯定，借此重塑土耳其国内保守主义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并为内政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

正发党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以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的“战略纵深”理论为基础，强调继承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地理遗产，同时吸纳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成分。根据这一理论，土耳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政策。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利比亚危机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同时通过“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与“土耳其-卡塔尔”组合互动，撬动中东格局的演变。

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土耳其以推动突厥语国家联盟为抓手，斡旋调解地区冲突，提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不断增强与巴尔干国家特别是穆斯林群体的联系，改善与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关系，通过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途径施加政治影响。

有分析指出，正发党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主要涵盖三个目标：首先，在原有的奥斯曼帝国领地范围内输出土耳其软实力；其次，重申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的自信；最后，维持与西方的合作，但不赋予后者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土耳其利益的权力。换言之，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旨在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性，追求关键的地区和全球大国地位，是正发党外交服务于内政思路的一贯体现。

当地时间2023年7月11日，立陶宛维尔纽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北约峰会。

泛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国家认同的矛盾

总的来说，在土耳其国家身份认同塑造的过程中，泛奥斯曼主义认同经历了从被放逐到复归的过程。尽管凯末尔主义者试图割裂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联系，然而却始终难以真正摆脱帝国历史的困扰，在身份认同塑造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奥斯曼遗产的持久影响。尽管泛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身份政治实践中广泛应用，但它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矛盾：

第一，超国家层次的帝国认同与土耳其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时空错位，二者在效忠对象、联结纽带、地域范围等多方面具有本质性差异。当前，泛奥斯曼主义所指涉的空间远远超出土耳其的领土范围，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过度渲染超国家的泛民族认同无异于空中楼阁，甚至会导致土耳其内外政策激进化并遭遇挫折，这也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对外政策屡屡陷入困境的意识形态根源之一。

第二，即使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无法割断的历史记忆，但是在泛奥斯曼主义失去政治合法性的现实状况下，过度强调奥斯曼元素会侵蚀和威胁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叙事。奥斯曼帝国认同的多样性特征（奥斯曼、伊斯兰、突厥）与国家认同的单一性（民族主义、世俗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2013年5月28日，土耳其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即“塔克西姆盖齐公园事件”，该事件又称“土耳其之春”或“占领盖齐运动”，事件缘起是土耳其政府试图将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盖齐公园”改造为购物中心，并重建前奥斯曼军营遗迹，由此引发全国性抗议事件。抗议最初以环保为口号，逐渐演变为民主与威权、世俗与宗教的较量，其背后则折射出泛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

第三，土耳其积极介入传统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中东、巴尔干、高加索等地区事务，不仅超出其国家力量的负荷，而且导致地区国家不满，唤起这些地区内各民族有关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负面集体记忆，并产生对土耳其的负面认知、抵触情绪直至防范和排斥心理。此外，泛奥斯曼主义帝国认同困扰下的土耳其将进一步引发西方国家关于文明冲突的担忧，使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疏远、恶化，令其入盟之路更加困难。

（本文第二作者曾卓，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本文根据论文《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的部分内容改写，论文原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1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