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佛教语文学专题研习营关注黑水城出土文献与汉藏密教研究

作为一次佛教语文学学术方法的具体实践，首届“汉藏佛教语文学专题研习营”不久前在昆明宝华寺举办。研习营由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Kirill Solonin教授担任学术导师，宝华寺方丈崇化大和尚担任佛学督导，从黑水城出土汉文、西夏文和藏文佛教文献中精选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解读难度较大、具有汉藏或者汉、西夏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多语种文本的藏传密教文本，对它们进行集体的整理和研读。

首届“汉藏佛教语文学专题研习营”围绕黑水城出土文献

6月30日，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汉藏佛教语文学专题研习营——以研读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在昆明宝华寺落下帷幕。此次研习营于6月18日开班，历时13天，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汉堡大学、伦敦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4名青年学者参加了这次研习活动。研习营由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Kirill Solonin教授担任学术导师，宝华寺方丈崇化大和尚担任佛学督导，从黑水城出土汉文、西夏文和藏文佛教文献中精选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解读难度较大、具有汉藏或者汉、西夏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多语种文本的藏传密教文本，对它们进行集体的整理和研读，取得了令人可喜的创新性成果。同时，本次研习营的举办是一次佛教语文学学术方法的具体实践，对所有参加研习营的青年学者而言，不仅是一次令人难忘和成功的学术训练，它所产生的具体学术成果不但对黑水城出土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深入研究，也对汉藏佛教研究这一学科的建构和发展具有十分令人鼓舞的开创性意义。

众所周知，黑水城文献是由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于20世纪初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那发现。作为可与敦煌遗书媲美的多语种文献宝库，它是研究十一至十五世纪西域和丝路之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不但为现代西夏学研究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西域其他民族的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黑水城文献目前分有俄藏、英藏和中国藏三大部分，其中俄藏共有8000余件编号文本，汉文文献500多件，是其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百余年来，国际学界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虽远不如对敦煌文献研究那样兴盛，但也不断有新成果涌现。特别是自上个世纪末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影印出版，可供中国学者利用以来，中国的西夏学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短时期内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绩。其中，对黑水城佛教文献，特别是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也在十余年前由本次研习营的学术导师沈卫荣教授等率先开始。然而，解读黑水城文献中藏传密教文献仍然存在相当难度，不仅在搜寻对应的藏文原本上，甚至读懂这些汉文文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仅要求读者熟练掌握包括古代汉文、藏文、西夏文和梵文等多种佛教语文，也需要读者对佛教、佛教文献、佛教历史和密乘佛教修习等都有很深刻的了解，同时还要对西夏、蒙古时代的历史、语言和宗教文化有全面的把握。可以说，迄今为止学界对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尚未充分地展开，这个深不见底的宝库还有待开发。因此，此次“汉藏佛教语文学专题研习营”主办者旨在能够以研习营的方式，集结这个领域内的优秀青年人才，发挥大家不同的学术特长，借助相应的藏文、西夏文文本，试图通过集体的努力，仔细地解读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仅凭个人之力难以攻克的汉文藏传密教文献。

研习营中的文献读法

研习营首先阅读的是一部或可拟名为“欲护神求修”的密教仪轨（俄藏TK321.1）。该文本的题记显示“西天得大手印成就班麻蕯钵瓦造”，也就是说，它是藏传密教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大师（Padmasambhava）所传的一个密教文本。 这或许是迄今所发现的首个、也是唯一的莲花生大师所传密教法本的古代汉译本。这部长篇欲护神求修仪轨，一共包括三十八种不同的修法，其结构和内容看似与宁玛派的伏藏文献类同，可迄今无法找到与其相应的藏文文本。文本中所描述的修法十分独特，有些甚至与汉地民间流行的厌胜之法类似，如“冤人哩俄行”等，故很容易被人怀疑它是否有可能是后人伪托为莲花生所造的一部疑伪经。然而，随着对这个文本之解读的展开，营员们对它的内容的理解不断地更新和深入，以致对它的真实性有了进一步确认。特别是通过尝试对文本中出现的那些难解的特殊词汇之藏文或者梵文源头词汇的构拟，还原了诸多外来翻译词汇的本来意义，为准确解读这个文本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文本中出现的“哩俄”一词的音韵学的构拟最终确认为是梵文liṅga（译言“人偶”）一词的音译，这为整体理解这个类似天书的文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其次，为了读懂这个文本，营员们集思广益，寻找每一个有可能帮助更好地理解该文本所述内容的线索：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在这部“欲护神求修仪轨”中出现的这些奇特的修法内容，有些竟然也出现在北宋著名译师天息灾翻译的《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中。换言之，这个发现不但可以说明这部“欲护神求修仪轨”之真实性，而且也可以用来证明常被后人诟病为藏人伪造的宁玛派所传秘法确有其印度来源。宋初传入汉传佛教的密教内容事实上与同时代或者稍后于藏地所传的藏传密教修习有很多类似之处；而这可以说是一个至今不为人知、但值得深究且有可能改变汉藏密教史写作的重要学术课题。

其次，研习营将阅读目标锁定为一部前人已做过一定研究的、同时具有汉文和西夏文的密教文本《四字空行母记文》（俄藏TK329）。这是一部对金刚亥母求修仪轨的释论，文中对其由印度传之西番和西夏的传承有明确的记载，其西夏文本较汉文本齐全，可略补汉文本的不足。迄今为止，学界尚未能找到与这部《四字空行母记文》对应的藏文文本，所以要读懂这个密教性质的文本并非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特别是要确定每一个句子的准确句读、领会每一个读来觉得冷僻的词汇的微言大义，都颇费思量。反观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则发现正是因为作者缺乏对密教本身的了解，故不理解文本中所传的密教甚深意，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句读错误。而研习班的学员们中不少专注于藏传密教的研究，他们对这类文本所传达的密教胜义的理解则远胜于仅仅研究文字和文献的学者，再通过对汉文、西夏文两种文字的文本进行逐字逐句比对、推敲，研习营基本正确地确定该文本的句读，并梳通理解了这个文本的意义。而通过对同一文本的双语对读，学员们不但可以更准确地重构和理解西夏文本，也可以根据西夏文本补足汉文本中所缺失的部分，也对这个文本的翻译年代、版本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一密教文本之内容和传习历史的理解，甚至对西夏佛教的性质也有了不同的思考和理解。其中，《四字空行母记文》之汉、西夏文本的比较研究得到了一个重大发现，即汉文本中掺入了一些不见于西夏文本中的纯粹属于汉文化因素的内容。例如，将在梵文和藏文中本来不可分开的语词“金刚”（vajra, rdo rje）按照汉文的注疏习惯解释为：“言金剛者，金即不壞，堅固為義，剛即能摧眾魔，息除煩惱，快利為義。”或将“亥母”（vārāhī, phag mo） 之“亥”字，按照汉族以天干地支为时间之分野的概念，解释为“又言亥者，表斷陰陽之見，非屬晝夜、離二邊也。”这些内容不见于西夏文本中，显然是汉译者为了使它更容易为汉人信众接受而有意加入的。由此看来，西夏佛教从本质上可以说是探索和研究汉藏佛教的最好代表。

除了对某个单个的文本进行研读外，研习营对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同一题材的多种密教文本进行了集合式的研读，选择了其中有关金刚亥母修习的多部仪轨进行分头录入、整理，然后集体研读、讨论。众所周知，金刚亥母和大黑天是西夏时代流传最广的两种护法，与此相应在黑水城文献中出现了大量修习金刚亥母和大黑天的仪轨。其中有关金刚亥母修习的就有《金刚亥母集轮供养次第录》（俄藏TK.A14）、《金刚亥母自摄受要门》（俄藏ИHB.274.2）、《本尊禅定》（俄藏TK.A9.4）等许多文本，有的完整，有的残缺，且次序混乱。而集合式的阅读，不仅纠正了部分文本错误的排列顺序，还发现了大量证据、攻破了未知的异体字难题，为汉字古文字（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为了准确理解这些汉文的金刚亥母修习仪轨，研习营首先集体研读了一部源出于同时代的藏文金刚亥母修习仪轨——《吉祥金刚瑜伽母集轮供养显明之灯》（Dpal rdo rje rnal ’byor ma’i tshogs mchod gsal bar byed pa’i sgron ma），并将它与其西夏文译本《集轮供养次第显释要门》（俄藏ИHB.821）对读，从中掌握这一修习仪轨的甚深密意和修习次第，从而为正确解读这些翻译质量并不高的汉文金刚亥母修习仪轨奠定了基础。研读这些文本时，学员们有的从宗教实践经验出发，有的从藏传佛教图像学的角度出发，都为正确理解这些文本中对修习仪轨的具体描述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这一阅读过程充分体现了多语种、全方位、慢功夫和高标准的语文学实践的精髓。

《大黑求修并做法》（俄藏TK.B59）是一部篇幅较长、内容丰富的修习大黑天仪轨集成。与前面阅读的几部仪轨不同，它不是西夏时代的作品，而是源自元代的一个写本，翻译之文字质量不高，很可能是民间修习大黑天时所用的文本。然后这个文本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于它是迄今所见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一部修习大黑天仪轨。大黑天崇拜是藏传佛教于蒙元时代广泛传播的一大标志，而在云南地区大黑天崇拜的流行甚至开始于元代以前，而且也是其后流行的阿阇黎教之修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修法十分独特。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见到一部完整和权威的大黑天修习仪轨，这使熟习云南佛教实践的佛学督导崇化大和尚对这个文本的存在感到十分振奋。其次，《大黑求修并做法》中描述的具体修法与前述《欲护神求修仪轨》中所传的修法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对理解藏传密教之护法求修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其中内容展现出不管是修习哪位护法，其修法和功用、验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共通的；而在西夏、元朝所传的藏传密教不只是如“欲乐定”（即俗称之“双修法”）一类的属于密教无上瑜伽部的修法，而更多的应该是如“欲护神求修”和“大黑求修”一类的属于密教事部和行部的修法。由于《大黑求修并做法》的文字质量不高，抄写水准也低，且有残缺，故阅读和整理这个文本的过程相当困难和繁琐，需要极大的耐心，整个团队为了顺利完成整理任务甚至常常加班至凌晨。在第一步的文本电子录入过程中，研习营的学员一般两两为伴，进行初步的识别，包括汉文异体字的识认与句读。复次，研习营全体师生将录入的文本与原稿进行逐字逐句的对读，发现和纠正录入版本的各种问题，然后分析和讨论文本中之文字的宗教涵义，寻求文本中所包含的宗教史信息。在这个极为困难的解读过程中，学员们还陆续在藏文宁玛派伏藏文本、苯教仪轨和汉文《大正藏》中所收录唐译佛经中，发现了一些与此内容相似的文本；在此基础上，学员们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对密教仪轨的格局、密教在印、藏、夏、汉传播的路径和历史、甚至密教的定义等都产生了新的理解和想法，为今后各自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文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西夏佛教所传的“大手印”法是近年来国际佛教学界引人注目的一个关注点，参加研习营的多位学员都对这一汉藏佛学交流史上的重要课题有极大的兴趣。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未能找到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这一系列汉文、西夏文大手印法文本完全对应的藏文文本，故学界对于它们的来历所知甚少，很难进行深入的历史性或宗教性的研究。令人欣喜的是，研习营学员、陕西师范大学讲师曾汉辰博士同定了与西夏文文本《祥师造究竟道要门》（俄藏ИHB.4806）相对应的藏文原本《大手印究竟甚深道·祥师口诀》（Phyag rgya chen po lam zab mthar thug zhang gi man ngag），可望成为西夏时代所传大手印法研究的一个突破口。学员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杨杰博士的带领下，阅读了藏文本《大手印究竟甚深道·祥师口诀》这部长篇释论中的第一品，对藏文大手印法文本的类型和十二世纪西藏所传大手印法的内容有了初步的认识。接着，为了进一步理解和揭露表现出汉藏交融特性的西夏时代所传大手印法教法特征和传承历史，研习营的最后选择了见于另一汉藏佛学文献宝库《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篇题为《新译大手印不共义配教要门》的文本，进行重点研读。《新译大手印不共义配教要门》虽然署名为“大巴弥怛铭得哩斡师集”，但从其内容和行文方式来看，似乎更可能是后人根据铭得哩斡上师所传法编集而成的。其中，不但目前在现存铭得哩斡上师的藏文著述中找不到与这一文本一致，甚至类似的文本，而且在其文本内却见到了对铭得哩斡师之教言的直接引用。可以说，该文本更像是当时修习大手印法的汉人弟子根据当时代可资利用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编集而成的一部为密教，特别是大手印法正名的判教类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汉族信众对藏传大手印法的理解。

除了读书，还有学术报告

除了读书活动，研习营活动期间，来自哈佛大学的印藏学博士生孙鹏浩、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张凌晖和汉堡大学印藏学系博士候选人李梦妍分别为大家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杰博士和陕西师范大学的曾汉辰博士也多次给大家分享了他们研究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文献的心得。

孙鹏浩同学近来的学术关注涉及西藏历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安多佛教史为何缺失11到14世纪的部分？二是藏文佛教史的“主流”是如何成为主流的？还有哪些别样的叙事（alternative narrative）可能？他认为这二者其实是互相联系的，而对这二个问题的思考和解答都可以汇集到我们对黑水城佛教文献的解读上。从目前的研究看来，黑水城出土佛教文献不但可以对藏传佛教史中的“部派史”和“前后弘传史”的偏见进行调试理解，其价值和意义还可以辐射到我们对唐宋汉译密教，以及四川、云南的地方佛教的研究上。重新评价这些文本背后的宗教源流，以及在更广语境下理解佛教史上的重要问题，如显密融合、供施关系等，黑水城出土多语种佛教文献所能引发的意义还有很多值得学界去挖掘和探索。孙鹏浩认为印-藏-夏-汉密教研究的黑水城篇已经开启，而我们今日的努力将会产生长远的学术影响力。最后，他还就建立黑水城佛教文献研究数据库等今后的学术规划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设想。

张凌晖同学的讲座围绕他对西夏所传大手印法的研究展开，并总结了对密教和密教研究的整体看法和对佛教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他认为目前学界对密教的定义实际上来自传统的自我表达与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辨证性互动关系，但他主张在佛教研究中应该将作为一个宗教实体的密教在不同历史阶段与文化中的发展理路为考察对象，为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时空坐标，而不是生硬地套用某个带有普遍性的定义标准。至于佛学研究的方法，应该立足于语文学的基本方法，兼顾佛学思想的实在性与义理表达的建构性两个维度的考量，并在科学书写范式的主导下对宗教思想中的超验性与体验性部分保持开放的态度。语文学于佛教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对不同时段的文本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出思想内涵本身的历史维度，使我们不至于惯性地将晚近形成的观点与诠释方式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回溯式地投射到对早期思想的理解中去。

李梦妍同学则介绍了自己刚完成的博士论文《普巴金刚教法史在西藏的起源与传承：以索多巴（1552–1624）所作<普巴金刚教法源流>为主要研究对象》。（Origination,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Phur-pa Cycle: A Study of the rDo-rje-phur-pa Cycle of Tantric Teachings in Tibe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g-bzlog-pa Blo-gros-rgyal-mtshan’s (1552-1624) Phur pa’i lo rgyus）她从其研究的选题、资料和学术方法等角度进行了分享，介绍了普巴金刚教法在西藏被接受与传承的历史。她通过自身的实例研究而介绍的德国佛教学、藏学研究传统，给诸位研习营成员以很大的启发，大家就藏传佛教各部派中的特殊的宗教见地与其跨宗派流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杰博士在分享中提出，处理汉译藏传密教文本时，研究者首先需要具备良好的梵、藏、汉语文功底，要对相关的历史背景有清晰的认识，同时还要对藏传密教各大传规的修习理趣及道次第框架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只有如此方能有望还原这些文本的流传历史、判定其内容的性质与层次、正确释读其中大量艰深的名相与义理，乃至基于合理的藏文词句的重构而找出部分文本所依据的藏文底本。

青年教师代表陕西师范大学曾汉辰博士以她多年研究西夏黑水城文献的心得，认为研究黑水城文献与11至14世纪汉藏佛学传播史一是要打破传统被建构的宗派概念，对于特定教法的传承的探索不应局限于在某一教派或祖师的著作；二是需要扩大日常藏文古文献阅读的范围，培养广泛阅读与快速浏览的习惯与能力。只有在大量阅读了解的前提下，才能发现抓住零星的历史线索，再将之整理串联，从而才有可能解密这一段尘封的西夏历史、西藏历史，为汉藏佛学的历史研究夯实基础。

语文学是佛教研究的金钥匙

历时近半个月的研习营一晃而过，在最后一天的总结中，学员们纷纷发表自己的心得。如前所述，参加这次研习营的二十多位青年学者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专业学术背景，每人至少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有的偏重于历史研究，有的专心于佛教义理和哲学，有的则偏爱语言文字，对语法、文字训诂、审音勘同、汉字书法等有特殊的爱好和能力，有的则受过佛教图像和艺术研究的专业训练。此次佛教语文学的实践活动能把这些青年人才集中在一起，集思广益，并慢慢地、精细地解读和研究一篇篇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献实属奢侈。

然而，此次“汉藏佛教语文学研习营”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语文学是佛教研究的一把金钥匙。语文学从来注重文本的发现、编辑、整理、翻译和解释，是一门金匠式的手艺。曾经担任过古典语文学教授的尼采将语文学的实践总结为“慢慢读”，这大概是尼采从他自己的悲剧性的语文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金玉良言。但长期以来，人们视其为过了气的徐娘（aging lady），与当下学界讲究和推崇的宏大叙事、理论范式等无法搭调。而此次研习营的成功举办说明，语文学仍然是研究宗教、历史等人文学科的不二法门，是现代人文学术的源头和根基。在现代人文学术的语境之下，任何不遵循语文学原则，经不住语文学检验的研究，均背离了现代学术的科学精神。此外，当今佛教学界不但将印藏佛学研究和汉传佛学研究划分为两个很少有关联的学术领域，认为印藏佛学研究属于语文学，而汉传佛学研究推崇的是思想史、哲学史式的研究，所以二者之间难以对话和沟通。但对西夏时代的佛教和历史研究而言，似乎很难一开始依靠某一种理论的指导，相反只有采用语文学的方法，认真踏实地对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西夏文佛教文献进行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抽丝剥茧，揭露出西夏佛教之融合汉藏佛教的真实面貌。

同时，本次“汉藏佛教语文学研习营”的实践还表明，解读像黑水城出土汉文、西夏文等藏传密教文献需要各个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学术背景的人通力合作；而语文学更是一个集体的学术实践，是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open philology）。只有将具有共同学术兴趣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集中一起，慢慢地阅读、整理和研究黑水城出土多语种佛教文献，我们才能够揭示这些文本的思想和历史价值，将黑水城文书研究和汉、夏、印、藏佛学研究整合成为一个具有相同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水准的，可以进行有效对话和沟通的学术整体。为了能够建立起汉藏佛教语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期待这样的研习营能够一届又一届地举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