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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霞·邓洛普：成都情缘，花椒尝鲜（连载3）

2018-07-16 21:0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我很快成为“竹园”的常客，就是学校附近一家馆子。那里菜的滋味丰富，店里气氛也很亲切。简简单单的一个地方，一个有点儿摇摇晃晃的小木屋。但菜实在太好吃了，我怎么也吃不厌。每天晚上六点，这里已经喧嚣吵嚷、食客满堂了。客人们围着方木桌，坐在矮矮的竹凳子上，埋头在香喷喷的炒菜和热气腾腾的汤之间大快朵颐。服务员都是农村来的年轻女孩儿，晚上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上面小阁楼矮矮的天花板下面睡觉。饭店里的她们都特别忙，拿着一瓶瓶啤酒在桌凳之间穿梭。店主的妈，大家都叫她“婆婆”，站在门口的柜台后面，手里摸着把算盘，掌控全局。

往下走几家店，街对面是家所谓的“意大利”餐厅，其实根本不卖意大利菜。这家店以前有群意大利学生常来，所以用“意大利”命名，但那群学生早不知天涯何方了。这家店还是做四川家常菜的，并且成为我们吃大餐和庆祝生日最爱的去处。比较重大的场合，我们会订下两间包厢之一，点上满满一桌子的菜敞开吃一顿；还会喝很多很多的烈酒，喝得喉咙冒火、宿醉不醒。我们边吃喝边听同学杰伊，一位加拿大英语老师，发表他的演讲：他总是会故意语气浮夸，随意夹杂几个中文词汇，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特别是喝了几轮当地的白酒之后。

天气比较热的夜晚，我们沿着校外的河岸闲逛。河边的梧桐树下，一个个“坝坝馆子”争先恐后地冒出来。灯泡挂在树上，灯光忽明忽暗；蜡烛插在啤酒瓶里，烛影摇曳闪烁。我们会在梧桐树下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大口喝啤酒，小口啃猪耳朵，咬一口脆生生的藕片，把新鲜的煮毛豆从豆荚里“噗”地挤出来。我们周围全是人，懒洋洋地躺在竹椅中，大声笑闹，用四川话摆龙门阵；有的还划拳（风靡一时的类似“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兴奋地叫喊着。头顶的树梢上蝉子不停聒噪着。那个年月，我们去的馆子连冰箱也没有，啤酒放在一桶水里保持冰爽。肉和菜都是每天去菜市场买的。要是你想吃馆子里没有的食材，店主可能就派个服务员跑一趟现买回来。鱼和黄鳝都养在厨房的水缸里。除了文火慢熬的汤和炖菜，别的全都是现点现做的。卤的内脏就放在没有制冷功能的柜子里。木筷子是反复使用的，洗碗筷的设备也相当简陋。卫生检查员看到这一切肯定会脸色发白吧，但我们几乎从没“病从口入”过。

坐在竹园里，看着大盘大盘的鱼和神秘的砂锅被端到邻桌，阵阵香味钻进我的鼻孔，心情真是郁闷。在伦敦上了两年的夜校学中文，跑去台北又学了两个月，我居然连点菜这种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好。这几个星期在川大看的课本真是无聊到极点，而且特别不实用。没有教我们“炒”、“烧”、“竹笋”、“鹌鹑”这些有用的东西，而是要我们死记硬背一长串根本用不上的汉字：比如三国时期群雄与奸人的名字，古代战车、兵器或者乐器的名称。

学汉字怎么着都是个很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成年人，差不多要搞得你崩溃。他们说，要想读中文报纸，至少得认识两千到三千个汉字，而这不过是所有汉字中很少的一点点。你把这些字死记硬背塞进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写，有时候在画了一排排田字格的本子上，有时候写在小卡片上、粘在墙上，吃早餐时反复诵读。然而，不管你多么努力去记，它们还是会偷偷溜走，跟筛面粉似的，仿佛一切都是徒劳，吃力不讨好，而且特别令人沮丧。所以有很多学中文的外国人，最后说得倒挺流利，但基本上一到读写就成了文盲。我一点也不喜欢花大量的时间去记背那些古典作品里的字词，所以我再也没去上过语言课和民族历史课。我上了几节中文私教课，剩下的时间就跑去菜市场和餐馆，要么就泡茶馆，一边翻字典，一边研究复印来的当地菜单。

从小我就喜欢做饭。每年一家人去欧洲某个地方旅行之后，我都会努力去重现特别让我兴奋的异国菜。大学时代一个漫长的暑假，我整日都沉浸在土耳其烹调之中。当时是家里一个朋友叫我去跟他玩两个月。他是土耳其瓷器界的显赫人物，住在安纳托利亚中部。我这么个年轻未婚女子借住在穆斯林家庭里，几乎无法自由地去探索他老派的家乡或者周围的地区，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和他那一大家子人待在家里。我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厨房里，每天的日记里写满了各种菜谱，什么酿菜啊、烤肉饼啊、马齿苋沙拉啊。我妈在餐馆吃饭的时候，爱猜测各种菜里的食材调料以及烹饪方法，去寻找草药和香料的蛛丝马迹，像法医分析一样去拆解盘中餐。我也继承了她这个习惯。十一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做个大厨的理想。但后来我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在这条标准传送带上离美食这一行越来越远。

没人会鼓励在学校考高分的好学生另辟蹊径，去餐馆当伙夫。我记得中学时把这个理想告诉一位老师，他难以置信，还笑我。所以我继续认真考试、好好学习，按照别人的期望来过我的人生。只有到了中国，离故土千里万里，而且几乎完全和过去了断，我才能够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终于，我能够对自己承认，我是做不了什么社会经济分析师的，甚至也当不了一名真正的记者。我就是一个厨子。只有在厨房里切菜、揉面或者给汤调味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完整的自我。我在牛津长大、在剑桥上学、在伦敦工作，一直以来都像牵线木偶一样，被各种学术和职业上的标准控制着，用别人的眼光来定义自己。但是在中国，那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只是一群老外中的一员，犯了乡愁，又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想要在这个我们研究甚多但事实上却知之甚少的国家找到立足之地。我花了一点时间来接受这个现实，最终，这成为我一生中最棒的际遇。

在天生对美食无比好奇的人眼中，九十年代中期的成都称得上是天堂了。一切都在那里，你动动鼻子就能找到。小街小巷的人们在屋门口架起煤炭炉子，为一家人做晚饭。温暖的秋夜，空气中绵延不绝地流动着豆瓣酱、花椒和茉莉花茶的香味。那些最最简陋的“苍蝇馆子”端出来的中餐，也比在伦敦能找到的任何一家要好吃。好像几乎所有四川人都喜欢聊聊做饭和吃饭。那些最最沉闷或粗暴的出租车司机跟我说起他们最喜欢的菜谱，也是饱含深情、饶有兴致、极尽详细。“哧溜哧溜”吸着面条当午饭的中年夫妻，会怀旧地说起过去那些做豆腐菜做得特别地道的大厨。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广播，一位年轻的女主持如数家珍地说着成都很多餐馆里的特色菜，听那语气就像在流口水，充满了愉悦与贪婪。她絮絮叨叨地报了一大串菜名，带着喜爱之情描述着味道和口感（“嚯哟，那个毛肚哦，爽脆得很！”）她不时地发出感叹的气声，充满欣赏与激动。她很显然是控制不住自己了。这种人我在四川见得太多了。就像一个厨师朋友跟我说的，成都人个个都有一张“好吃嘴”。

到成都几个星期后，我就开始记录对食物的印象。我在四川使用的第一本笔记本，最早的日期是一九九四年九月。就连那本子上的最开始几页，也都列满了市场里卖的蔬菜瓜果，还记录着关于食物的对话。卸下学术任务的重担之后，休闲随意的食物调查就成了生活的主题。我就是忍不住啊。每天都有美食上新的发现：也许是街上某个小贩，专门卖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零食；或者农民扛着竹扁担急急地赶路，扁担两头晃荡的筐子里有什么不一般的水果或花草茶。每次有机会进四川的朋友或熟人家的餐厅，我都跳着脚就去了。周钰和陶萍，一开始本来就是这对夫妇的热情好客吸引我来到成都，而现在，我们的友谊又加深了。我经常去他们位于音乐学院附近的小公寓吃饭。陶萍九十岁高龄的奶奶每天还要从十二楼爬上爬下，提着附近市场买来的菜给我们做饭吃。什么干煸四季豆啊、魔芋烧鸭啊，简直不在话下。我的一对一中文老师，余老师，时不时地邀请我去她家吃顿讲究的晚饭。她不止耐心地教我中文，也教会了我很多厨艺。

四川人的热情和随性是出了名的。他们和自己沉默内敛的北方同胞相比，就像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的区别。我偶遇陌生人就被邀请去吃晚饭的次数真是数也数不清。一个难忘的下午，在岷山饭店的后街，我跟一个卖烤鸭的人闲聊着。他用饴糖和醋给鸭子擦了身，然后放进一个拱形的砖土炉子里烘烤。鸭子一边烤着，咱俩一边聊天，不一会儿他就邀请我去他投了资的一家餐馆吃饭。之后的多年（直到开发商把他的烤鸭店给拆了），只要我骑着车经过，他就要跑出来跟我聊一会儿，往我手里塞一罐专门给我留的咸菜或者豆腐乳。

一个公众假期，周钰和陶萍邀请我跟他们出城去，和几个朋友吃顿家常的火锅。到了地方，我们先去当地的市场买食材，然后回到那些朋友的公寓，在厨房的煤气灶上架起一锅油辣辣的汤底。我们在小凳子上围坐一圈，自己煮菜当午饭。下的菜有一捆捆的金针菇、一张张的豆腐皮、一团团的红薯粉和一片片的脆毛肚。吃得越久，就越能明显感觉到大家情绪的变化。一开始我们热情高涨、兴奋活泼。但渐渐地，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慵懒中，变得迷迷糊糊的，随便找个扶手椅啊、沙发啊，躺下来就睡着了。到了后面，睡了一个香甜长觉的我醒过来，恢复清醒，才注意到锅里“咕噜咕噜”冒着好些罂粟壳。

其实在四川，要释放天性和放松情绪，完全不需要罂粟壳。这里的空气、方言都能让你有那种感觉，当然作用最大的还是食物：那种温暖和慵懒能融化任何英国式的刻板僵硬，如同阳光下的黄油。初到成都的时候，我的心还如同一个紧攥的拳头。除了通过食物，我几乎无法和当地人交流。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悠闲而过，我感到自己慢慢放松了。小半辈子了，我还是第一次卸下所有的责任与期待，生活变成了一块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