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晞︱穿白袍的武士：日本西洋医学形成的核心灵魂

1894年香港鼠疫：北里柴三郎的滑铁卢之疫

1894年2月，广州爆发了热病。5月9日，香港中央医院主管医师詹姆斯·劳森（James A. Lowson）发现，医院出现了一名疑似病例，香港东华医院已有二十人患上疫病。5月15日，代理香港总督据卫生条例，宣布香港为鼠疫疫区，紧急颁布防疫条例，但未能控制疫病的迅速蔓延，5月到6月高峰时，每天新病症达八十宗，死亡人数最多每天超过一百人。5月15日情况失控，至6月14日，死亡人数多达一千七百零八人。香港总督不得不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

世纪末的西方医学界已经基本告别“瘴气致病说”，转向“微生物致病说”，进入细菌学的黄金时代，病菌研究正成为西方各大医学实验室追逐的热点。香港爆发的疫情，为在全世界寻找疾病菌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验证细菌学的绝佳机会。6月12日，日本内务省派出六人调查团抵港，团长为大日本私立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北里柴三郎。

调查团甫一抵港，便受到港府热烈欢迎，劳森医师允诺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6月13日，北里等人随即视察医院与患者，14日从一具死亡十一小时的尸体血液标本中，采集到可疑细菌，调查研究人员将该血液注入一只鼠体，得到鼠疫发作的血液反应。6月15日，劳森将此发现电传伦敦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6月23日《柳叶刀》刊出“香港鼠疫”一文，据“最新获得的电报信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前柏林科赫实验室研究助理北里柴三郎已经成功地发现了鼠疫杆菌”。

此时的北里柴三郎，是日本医学界风头最劲的细菌学家，亦是国际医学界最有名望的日本科学家。他出身于日本下层武士家庭，188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1885年考取公费赴德国留学，在世界著名细菌学家科赫（Robert Koch）的实验室学习细菌学，并与之建立深厚的师生感情。其间北里发表了数篇在细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1889年发明用厌气法培养破伤风杆菌，1890年与科赫的学生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共同发表了破伤风和白喉免疫的论文，开拓了血清学的新领域，北里一举获得国际盛誉，贝林则在若干年后因血清学的研究成为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第一位获得者。

1892年北里柴三郎回到日本后，受福泽谕吉的邀请，出任他组织的私立大日本卫生会之私立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一职。踌躇满志的北里柴三郎挟西风凯旋，在他带领下的传染病研究所成为日本乃至国际首屈一指的细菌学研究中心，吸引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奔赴他的门下。北里门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世界级的细菌学家，比如志贺菌的发现者志贺洁、开发梅毒特效药606的秦佐八郎等。

然而，1894年的香港之行却成了北里柴三郎学术事业的滑铁卢，导致其职业生涯在达到巅峰之际突然坠落。原因在于，他发现香港鼠疫菌的研究方式与科学判断受到了同行的质疑。

1894年6月的《柳叶刀》杂志虽及时报道了北里的科学发现，但编辑并未明确认可北里的结论，而是持观望态度，“无论疫情如何发展，我们现在还没去做判断的方式，而现在就确定鼠疫杆菌是这场可怕疫情的罪魁祸首，未免有些仓促”。调查团中的另一位代表——代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讲师青山胤通则在归国后，立即公开演说，批评北里细菌采样过程不严谨，认为北里菌实为遭污染的杂菌。

而真正发现鼠疫杆菌的，是同在香港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叶尔辛（Alexander Enile John Yersin）。1897年台湾鼠疫爆发，东京帝大派遣绪方正规博士率团赴台调查，调查结果确认台湾鼠疫是叶尔辛菌。绪方正规将此发现以德文刊发于西方的细菌学杂志，他的研究结论得到德国细菌学家科恩（Kӧlle）的认可。经过对比研究，科恩正式提出对北里菌是污染后的标本的怀疑。这场原本是日本医学界内部的争论，转而成为国际细菌学界的焦点。

1899年北里柴三郎默认失败。此时已成为东京帝大医学部学部长的青山胤通趁胜追击，主张将私立传染病研究所收归国有，于是北里所主持的传染病研究所由内务省接管，1914年移入东京帝大医学部。香港鼠疫菌一役的挫败，最终使北里丧失研究与战斗的大本营，传染病研究所被迫转入宿敌东京帝大医学部的管辖之下。

同行的落井下石令北里倍感屈辱，赋诗言志：“奏功一世岂无时，由来奋斗吾所期，休说人间穷达事，苦辛克耐是男儿”，并愤而提出辞职。由北里亲手训练成长的门生悲愤异常：“今北里先生以不虑之灾为由而离开研究所，诸先生闻后即欲相殉……悲愤慷慨，……师父既受辱在上，弟子只有一途可走，就是一同递辞呈。” 所谓“明师之恩，诚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1913年10月20日，研究所弟子集体总辞，随北里转入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

日本医界学术之争，会以如此悲壮惨烈的方式收场，在科学界实属罕见。刘士永的《武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从东亚儒学与日本现代医学源流的角度对此次战役作出了新的解释，刘士永认为北里柴三郎与东京帝大医学部间的学术相争，除了医学理论的争辩，还受到新医学门阀和等级观念的影响因素在内：“在日本，同窗相争的坚持，师徒互挺的义气，有时甚至凌驾于学术上的争辩。象牙塔里的争执隐约有着武士持剑争斗的杀气。”

白袍武士：日本西洋医学的灵魂

《武士刀与柳叶刀》一书聚焦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日本西方医学形成的这段历史。自十六世纪日本社会接触西洋医学之后，日本医生逐渐向西方医学知识体系与科学标准靠拢，至十九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全面转型，完成传统知识体系向现代科学的递嬗。

早在1947年，日本医学史家古贺十二郎所著《西洋医术传入史》就已全面梳理过这段历史。按医师到来的顺序，他将进入日本的西方医术分为四个阶段：耶稣会士带来的南蛮医术、荷兰医生演示的红夷外科、因习荷兰医术而形成的日本兰医流派，以及英国医生。作者虽然立足于从西方传入的视野考察日本西洋医学建立的历程，但是书中介绍、描述的主体人群却是日本医生，换而言之，所谓西洋医学传入史，受容者是日本社会、医生和民众，担当传播者的还是日本医师。这便揭示出一个基本史实，日本西洋医学体系创建者是日本医生，而不是西来的传教士或医生，这与中国西医学初建工作由传教士开创，并由教会医学奠定基本结构的历史截然不同。

问题是，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又持相同的医学理论，且在同一时间遭遇西方医学，为何两个国家对西洋医学的反应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习以为常的理解是，明治维新促使日本迅速地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事实上，这样的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明治维新的结果是消灭幕府、结束武士封建统治。但刘士永的研究指出，既存的医学世家肩负了学习西洋流外科技术的重责。

所谓医学世家，按日本封建身份制度的规范，武士家族注重子嗣教育，以承世职或家学，医学世家往往是幕府侍医。在明治维新的洗礼下，日本医学世家经历了两组医疗文化的交融与身份重叠的改组，由他们主导创建日本近代医学，“沿袭自幕府时代武士社会特征，在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医学上刻下许多历史的烙痕”。

自十九世纪西洋医学传入东亚，东亚主要国家的医学界均呈现汉、洋二分天下的局面，传统医学史书写习惯于将传统之汉方与现代科学之西医分而述之，在日本也不例外。《武士刀与柳叶刀》一书独辟蹊径，试图由传统价值和道德规范层面探究日本现代医学转型的动力，剖析日本西洋医学的内在结构。为此，刘士永虚构了一个武士刀与柳叶刀交锋与转化的历史场景：“武士刀将具有身份与文化上的意义，代表的是一群出身于幕府社会里，具有传统士族身份的医家；柳叶刀则象征西洋外科技艺，背后所隐含的近代西洋医学的基础”，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呈现的，是“既不同于传统医学技艺的景象，又有别于西方医学的行为准则与文化价值观”，“执刀者——幕末侍医的风格与价值并不因西风东渐而消失，……日本现代西洋医学中不免飘散着些许东洋风味，而著白袍者也潜藏不住那股传自侍医的气息”。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溯源与流变”，分述幕府医家的“儒、医并侍”的医学模式和武士医道的价值观，武士刀的演化史和柳叶刀之于西方外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文化隐喻。不过作者似乎没有找到从武士刀跨到柳叶刀的桥梁。

第二章“交锋与转化”，作者在此章梳理了西洋医学传入日本三百年的简史，描绘了各时期的不同学术特征，指出日本现代医学的发展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从十六世纪耶稣会士、荷兰医生分别带来南蛮医术、红夷外科，到十八世纪兰医传入，日本的兰医学派自成体系，直至十九世纪日本人长与专斋引入“卫生”概念和欧洲卫生管理模式。1874年日本《医制》的颁布，则昭示日本现代医学结构基本成型。其间，幕府的士族家风、民间的町医传统，甚至与西洋医学对立的汉方医学——后世方派、古方派都曾“意外地扮演了催生日本现代医学的角色”。

西方有学者认为，日本社会在此时期对西洋科学的接纳，与儒学的普及有相当的关系。刘士永在梳理这段历史时，侧重于分析幕府医家如何在新知识、新医学技艺中找到与儒学的接榫之处，所谓“儒志医业，两不相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朱子的“穷理”与兰学“客观的自然研究”相互参会，朱子所言“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被幕末大儒引为西洋科学实证精神的儒学注脚。二、坚守儒家教仪的士族家规与家学密技的伦理规范，逐渐转化为特定的医学派阀门风与伦理。作者指出，执刀的外科医学是从武士阶层自下而上渗透、由“技艺”向“学问”演进的，在医学知识的系统化过程中，幕府的武士风格与价值观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部分地转化、保存下来，成为日本现代医学“西洋”医学中隐约的“东洋风味”，表现出儒学与洋学在“理”上的延续性。

第三章“名门与正宗”和第四章“瑜亮之争”两部分以人物和事件为核心，论证“封建以来阶级分明的武士社会结构与行动特征，依然反映在新生代的日本医学界”。典型的事例是，名医绪方洪庵创建的“适塾”与佐藤泰然办的“顺天塾”。此类私塾仿儒学而设，对外以兰学教育自居，对内则坚守儒学教养，“师生同椽、弟子同爨”，塾内立有《医箴》或《医戒》，以“仁”为重要守则。塾内规定读书有三：“一资读汉土方书，一资译西书，一资信用易以弘道。”

这是作者最用力的两个篇章，足以展现作者对日本近现代医学史料的掌控能力、日文文献的解读能力以及别具一格的学术洞察力。作者从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和矛盾的陈述中，清晰地梳理了日本医学界的学术谱系，将之分为两大群体：以幕府侍医转型的东京帝大系，以及町医世家上升的非帝大系。明治初期的军医校是新式医学校，专为前武士阶级出身的侍医修习西洋医学而设，侍医不仅没有随着西洋医学成为日本医学的主流而消退，反而逐渐成为主宰日本现代医学的群体——前文提到的绪方正规，即出身于侍医绪方家族，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核心。庶民出身的町医则通过新式教育、被士族收养或与士族联姻的方式改变身份与地位，进入医学主流阶层。这两组人群借明治维新之势、趁西学东渐之风转换身份，依托德国实验室医学的学术体系，占据日本大学与实验室的位置，成为引领日本现代医学风骚的精英，居于日本医学和医学教育的金字塔顶端。作者指出，在日本现代医学发展的轨道上，潜藏着日本传统士族的社会基盘，封建社会的武士家风格与行为模式，仍然被具体地保留下来，这就为世纪末的北里柴三郎与东京帝大的“瑜亮之争”埋下伏笔。此外，还有一组人群，即通过医学专科培训，在短期内走上临床的专科医生，他们处在医学界的第二层。

第五章“流转与离乡”，作者由日本明治医界内的师承系谱和门阀之争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叙述了在门阀之争失势后，日本医家出走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在朝鲜和中国台湾、中国东北开展的医学活动及其影响。

“弦尽音未竟”：医学史书写的几点思考

终章中，作者以“弦尽音未竟”之题，继续探究推动日本现代医学进程的传统因素和武士道力量。而作为读者，合上《武士刀和柳叶刀》一书时，却意犹未尽地想到另外一些问题。

首先，如何从中国的角度理解日本近现代医学形成的这段历史？

1911年，北里柴三郎受邀来华参加“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中国政府主办的首届国际学术会议。外务部任右丞施肇基致电会议组织者伍连德说：“有12个国家与会，一流专家可能来自俄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细菌学家北里先生可能莅临。勿吝开支。”（《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1页）而此时的北里柴三郎正因香港鼠疫菌事件受挫，在国内医学界声望骤降，实验室也面临着被收归国有的窘境。但在中国政府的介绍中，北里柴三郎“在与会的科学家之中最负盛名。1894年香港流行鼠疫时，是他首先描述由他发现的鼠疫杆菌”（同上，第59页）。

北里柴三郎1894年和1911年的两次中国之行，使之成为中国医学史家最熟悉的日本医学家，并被尊为“日本细菌学之父”。1931年北里柴三郎去世，《中华医学杂志》发表纪念文章，特别指明：“一八九三年（误，实为1894年）鼠疫流行于香港，其势甚烈。经氏研究结果，遂于次年发表鼠疫杆菌为鼠疫之病源，因之斐声世界。”在中国，北里柴三郎作为日本先进医学代表的形象，丝毫未受国内事件的影响。

《武士刀与柳叶刀》所描绘的北里柴三郎形象，与中国既往的史学叙事不同，刘士永将北里柴三郎在日本的失败归因于医学界封建门阀之争，认为他是武士刀利刃下的牺牲品。假如历史记载中呈现出矛盾的陈述，这就提醒我们有必要反思以往的经验和认知。

十九世纪末，日本医学界是东亚文化圈中最早走出传统、实现医学科学化的国家，成为亚洲各国仿效的楷模。晚清新政引日本医学教习入京，派留学生东渡日本学医，采日本医学模式创设国家医药卫生管理体制。至民国初期，留日医学生大批归国，他们译书倡导“解剖”与“卫生”概念，高举柳叶刀刺向传统中医，要求国家仿日本废汉医制废除中医。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西洋医学体系所延续的传统因素和坚守的武士道价值观，当时留学生是未曾意识到呢，还是故意忽略了呢？

事实上，日本社会对自己的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北里柴三郎同时代的著名美术家冈仓天心，1904年在美国用英文撰写《觉醒之书》(The Awakening of Japan，中译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黄英译），向西方人解释日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崛起成为亚洲强国的动力，“外国人似乎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印象，即西方人用魔杖一点就把我们从长达数世纪的沉睡中唤醒了。但是我们觉醒的真正原因其实来自国内”。他说，“对于西方我们满怀感激，因为它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同时我们还必须认清的一点是亚洲才是我们的理想的真正源泉。她将我们融入她古老的文化中并播下了重生的种子”。日本医学之所以能走在东亚前列，在于我们“习惯于接受新事物而不损害旧事物，我们采纳西方模式，但并没像一般人猜想的那样对我们的国民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折衷主义选择了佛教作为精神，儒教的作为道德的指导方针，同时选择了现代科学作为物质进步的指明灯”。冈仓天心告诉西方人，“我们的个性没有淹没在西方思想的洪流中，也正是这一民族特质让我们能够在一波又一波的外来思想洪流中保持我们的本性”。

我们误读日本医学现代化这段历史，与急功近利的民国留日医学生有关，他们急切地想要改造中国医学和社会现状，便截取了他们所想要展示的“东洋风味”，带回国内，并按他们的理解，塑造出一个没有灵魂的日本西洋医学模式。按《武士刀与柳叶刀》的逻辑，出身下层的町医或穷困家庭的后代，即使出洋留学，在国际医学期刊发表有影响力的论文，想要被由侍医转型的精英阶层接受，依然困难重重。比如，曾在北里柴三郎研究所担任助理的野口英世，在北里推荐下，去美国宾大开展蛇毒研究，后又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任职，1911年8月发表研究成果“梅毒螺旋菌纯粹培养成功”，轰动国际医学界，1914年和1915年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1915年他载誉而归，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各处演讲受访应接不暇。

然而，出生于农民家庭的野口英世，即使获得世界的荣誉和日本社会大众的关注，却终究无法逾越医学界残余的封建等级观念，回国期间，竟然没有一家医学科研机构请野口英世作学术报告，他最终未被武士精英把持的日本医学界接纳。野口英世失望离去，再也没有回过日本。刘士永称之为“野口英世的悲愿”。对比之下，当年留日医学生多数集中在金泽、仙台等培养专科医生的医专学习，只有几个学生进入东京帝大医学部——以德国实验医学体系主裁的精英领域，几乎没有可能接触日本医界主流——身着白袍的武士。他们如何能够把握日本西洋医学的精神内核和这段演变的历史，带回国内的又有多少是真正的“东洋医学”？刘士永的研究虽不能完全颠覆我们对日本医学界接受西医、对待汉医态度的认知，至少让我们看清日本近代医学发展的道路，并不是民国时期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那套几乎全盘西化的模式。

其次，关于医学史的书写。

最近，一位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大教授批评中国医学史界的研究趋向，就是比较喜欢与国际接轨，论题多仿效福柯讨论社会医疗化（medicalization）和所谓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的问题，有点像北方话讲的拿医疗“说事儿”，不怎么涉及中医、西医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以为从认识论看问题，认识论不同，则对研究对象、方法、证据、风格等的理解都不同，导致对什么是知识、知识产生的过程也非常不同。老教授的批评，可谓一言击中目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软肋。医学史研究如何能做到一针见血，如何能看到近代中国医学知识体系发生的本质变化，参透近代东亚医学在转型过程中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传统与现代究竟在何处接榫？这些问题值得医学史研究者认真思考。

比如，从技术层面考察汉医汉药知识，对日本现代医学体系的建构究竟有无直接影响？明治初年日本江户的汉医世家就有意调和中西用药的差别，儒医世家的大井玄同曾留学德国，在十九世纪末以临床实验的手法，鉴别复方汉药的疗效，提出汉药与西药凡能“治同症者，根本必相近，所异惟名耳”。之后的日本医生利用现代化分析和萃取等方法，针对传统生药材作化学与药理分析，开启日本本土制药之风。

刘士永认为，由于一群幕末侍医家庭的后裔，日本传统的汉药知识不仅没有淹没于明治维新后的洋医风潮中，甚且化身为西洋医学定义下的生药学而绵延迄今。若从医学知识产生的过程考察，屠呦呦“菁嵩素”研究的思路可以直接上溯到这一知识系统，否则我们如何从药理与治方上解释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的贯通呢？但日本研究发展汉药的实验和由此制定的药材管理政策，在民国时期被留学生贴上“废医存药”标签引入国内，作为从政治上挤压中医生存空间的政策依据，这段历史被中医界反复提及，成为医疗社会史和政治史书写的经典，却根本忽略了日本生药技术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学术基础。

最后，怎么写？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说：“在史学家能够表现和解释历史领域的概念工具运用于历史领域中的材料之前，他必须先预构历史领域，即将它构想成一个精神感知客体。这种诗意行为与语言行为不可区分。后者准备将历史领域解释成一个特殊类型的领域。”历史学家是从预设、从先决条件出发，将其情节形式化的。但是有预设的历史写作，正如怀特所指出的，既涉及作者对世界的看法，也关乎解释所偏好的模式和情节类型。《武士刀与柳叶刀》以“流转与离乡”为题阐释日本医学在东亚的扩散和影响，将日本医学界门阀之争的故事延展至其周边国家，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牵强，或许在朝鲜、在中国台湾，日本医家的活动会牵涉到国内门阀斗争和学术派系。但是谈日本医学在东亚的扩散，不能不谈中国，谈中国不能只谈东北，但若是从晚清日本教习来华谈起，就越出作者设计的情节了。

《武士刀与柳叶刀》是我们理解和印证怀特元史学思想的极好素材。在作者预设的场景中，幕末武士侍医为我们演示了他们如何穿上白袍，放下杀人利器，由战场转向实验室和医院，提起柳叶刀应对细菌的挑战。这为我们观察日本近现代医学崛起之路提供了更为立体的视角，呈现了一段生动鲜活、有故事、有人物、有动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