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伯霍瓦拉评《奥斯曼帝国的末日》︱从多民族帝国到民族国家

The Last Days of the Ottoman Empire, by Ryan Gingeras, Allen Lane, January 2023, 368pp

在四年日渐残酷的战争之后，1918年底，革命浪潮在整个欧洲涌动。王座被撼动，君主被打倒。几个月之内，众多历经数百年的王朝，例如罗曼诺夫家族、哈布斯堡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纷纷被推翻。

欧洲大陆的东部边缘，是奥斯曼帝国历代苏丹自十四世纪以来建立的庞大而古老的国家。在其鼎盛时期即1700年左右，这个帝国横跨北非、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和黑海周边，还包括希腊、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其版图甚至曾经扩张至维也纳附近。但在十九世纪，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衰落，其最外围的许多疆土被他国征服，或被叛乱夺走。各地的民族运动加上俄罗斯、英国和奥匈帝国等敌对的殖民国家将希腊、巴尔干地区、保加利亚、马其顿以及黑海周围的土地，外加奥斯曼帝国所有在非洲的地盘，都纷纷剥离出去。当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一边时，英国和法国逐步占领了整个中东地区。他们在战后甚至占领了伊斯坦布尔。

瑞恩·金格拉斯（Ryan Gingeras）的《奥斯曼帝国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the Ottoman Empire）令人信服地记述了此后的混乱局势，直到1922年帝国被废除，由新的民族国家土耳其所取代为止。

随着帝国领土日益萎缩，其内部政治也日渐被分裂和阴谋充塞，不同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团体为权力而争斗，并在他们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一根本问题上针锋相对。欧洲列强应当被视为启蒙思想与经济援助的来源，还是充满敌意的贪婪殖民者？他们自己作为奥斯曼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后一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因为数十年间，大量的穆斯林难民从帝国分崩离析的外围地带来到安纳托利亚，以逃离大规模强奸、屠杀、饥荒，以及强迫改变信仰。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的头几周内，叛军就屠杀了两万名当地穆斯林。俄国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征服使大约一百万人流离失所；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时，又有五十多万人逃离家园。

外围地区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反过来煽动了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对生活在土耳其中心地带的数百万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对希腊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敌意。帝国政府自1890年代开始，接连不断地试图以强硬手段粉碎亚美尼亚分离主义，并根除所谓的“不忠”人口，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杀戮事件，最终导致了1915年的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超过一百万人因此丧生。还有数十万其他民族的东正教基督徒被排挤出公职机构，被迫背井离乡。这个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其宗教、种族和语言的多元化而闻名。但在那时，“土耳其”这一民族身份越来越多地被排他性的条款所定义。

1919年5月，协约国允许希腊占据伊兹密尔（又称士麦那）及其腹地——该地在古代属于希腊领土，但也是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的主要港口。次年，根据《塞夫勒条约》，奥斯曼苏丹还将接受多项不同方面的割让，包括原则上要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建立新的亚美尼亚和库尔德独立国。出于对这些耻辱让步的厌恶，1919年夏天，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这位奥斯曼帝国军队高级将领辞去军中职务，并开始了一场有组织的军事和政治运动，意图将外国人赶出安纳托利亚。

土耳其建国之后，凯末尔及其追随者将这段历史描述为一场目标明确的胜利，针对西方列强的背信弃义与苏丹国的反动势力，这两者通过迎合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合力使这个国家愈发贫弱。在当时，一个多民族帝国被分割成多个民族国家是“自然的”，也是西方所普遍接受的观点。

正如金格拉斯所展示的那样，当时的现实更加混乱得多，更具偶然性，而且经常是一幕幕悲剧。许多主张现代化的领袖对民族主义运动持敌视态度，不同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和保守派群体也是如此。即使是帝国本身应该由一个不同类型的政体来继承的基本概念，在1918年也远非某种明显或为人广泛认可的愿望。这样的结果到底是如何发生，以及其动因究竟为何，是一个可怕的血腥和复杂的故事，金格拉斯对这段历史的调查是一部浅明易读的学术力作——笔触坚定、情绪冷静，饱含丰富的人性细节。

（本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12月29日《卫报》，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